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追问兼论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性质黄贺美.doc

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追问——兼论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性质/黄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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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紧急避险是通过损害一种合法权益来保护另一种合法权益的行为，因而避险行为的效果有二，一是要避免现实的危险，二是保护的权益要大于或等于损害的权益。

因此，当两个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只要保护的权益大于或者等于损害权益，即使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时，也属于紧急避险行为。

关键词：紧急避险生命权人权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损害另一较小或者同等法益的行为。

紧急避险的本质，是避免正在发生的现实危险状态，通过损害较小法益来保护较大或同等法益。

从概念上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危险状态——合法权益遇到正在发生的危险；避险行为——为避免危险出于不得已而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损害限度——造成的损害在必要的限度内。

在这里，什么是紧急避险的损害限度呢？什么是属于避险的必要限度呢？这引发了我们对紧急避险权益的比较。

通俗而言，限度条件就是保护的权益与侵犯的权益之间的等于、大于、小于之间的比较和衡量。

假设一：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均是财物，这两者是容易比较的，只要前者的数额大于后者的数额，这就是紧急避险，反之则是避险过当；
假设二：保护的权益是人身，侵犯的权益是财物，这也是好比较的，人的生命权远远大于财物权利，无可置疑，这也是紧急避险；
假设三：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均是人身，这就需要具体分析：生命权高于健康权，健康权高于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权高于自由权，如果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是以上这三对关系，比较也是不难的。

但是，当保护权益和侵犯权益均是人的生命权呢？即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呢？
案例：某村女干部下乡做群众工作，在回来路上遇歹徒，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周围荒芜无人，女干部应歹徒要求，将自行车交给了歹徒，但同时要求将打气筒归还。

女干乘歹徒蹲下看车时，抡起打气筒朝歹徒脑门一击，歹徒昏倒在地，女干乘机逃跑。

终于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见到一户人家，女干投宿于此。

户主老妇人对女干遭遇深表同情，并安排其女与女干同睡，女干睡于床塌外侧。

歹徒清醒过来后回家，听其母描述，方知女干竟投宿到其家。

为阻止女干报案，歹徒遂起杀意，杀人灭口，并与其母谈了此事。

恰逢母子俩的谈话被女干听到，于是女干与歹徒妹妹调换位置睡觉。

果真，半夜，歹徒摸黑进了房间，对准床塌外侧即砍。

结果被杀害的正是歹徒妹妹。

法院对此案件的审定是：女干犯有故意杀人罪，是属于避险过当的故意杀人罪，但减免了对女干的刑罚。

根据是：“生命权是最高的权利，不容许为了保护一个人的健康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更不容许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
然对上述案件，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说法一：女干的行为如果发生在国外则可能构成紧急避险，因为有的国家刑法规定允许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他人的生命（法益均衡说）。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认为，由于紧
急避险是通过牺牲一个合法权益以保护另一个合法权益，所以不允许为了保护较小的权益而损害较大或同等的利益，对人的生命尤其如此（轻于说）。

说法二：女干的行为不但是紧急避险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善于同犯罪作斗争的英雄行为。

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对此案却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女干在这个案件中的行为是属于紧急避险的行为，原因是，女干所采取的牺牲歹徒之妹换取自身性命的做法是迫于无奈，周围的环境也无法给她提供一个更好的避险方法，除了牺牲第三者的利益以外，实无他法。

之所以对此案定性为紧急避险，是女干确实是在无可选择的条件下不得为而为之的！主观上并没有恶意！因而不能简单的依靠法律条文的规定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本人赞同陈教授观点，从道德的角度讲，紧急避险确实需要以较大利益为前提，同等利益之下的牺牲是不能定性为紧急避险的。

案中女干做法似乎为同等利益的交换，而且这种利益的交换是人的生命权的交换，按理论上来讲确实是不能定性为紧急避险。

然而，从法律的角度讲，本案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可以认
定为紧急避险。

因为：
一、法的理解需要考虑社会习俗、百姓心理
纯粹的法律是没有的。

我国在秦国时期就有了法与礼结合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于是就有了董仲舒的《公羊春秋》。

这是符合实际要求的做法，是将法放置于具体的环境下讨论的做法。

接下来的《法经》、《秦律》等等，以至到清朝的《清律》都在审判过程当中考虑了民族风俗及社会道德、百姓的认可心理等因素。

也就是清王朝颁布的《君主立宪》，照搬照抄国外的条文，不加考虑移植进入我们国家，并且做为法的执行者也没考虑百姓的接受心理，利用君主立宪欺骗百姓，最终导致了中华法系的告终！在法的执行中要充分的考虑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也是源远流长的。

一时间要做到法律的纯粹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假设当时女干是有条件可以逃脱而仍牺牲他人性命的，这才可以定性为故意杀人，其主观恶意是明显的。

恰恰，女干当初的处境及条件是非常恶劣的，不牺牲他人性命以求自保亦不得逃脱，这时仍约束其不得牺牲他人的性命换取自身性命呢，仍然不得牺牲他人性命以求全呢？由于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无辜的生命，一个罪犯的亲人的生命，或许在价值上这两者是不能替换的，但在事实上，百姓的接受心理上，这两者是否也是有一定的区别呢？我认为女干这种做法是符合紧急避险精神的！
二、道德与法的关系
女干行为在道德上或许是该遭受谴责的，然道德与法并不能混为一谈，违反道德并无意味着必定违反法律规定。

我国是一个重视道德礼教的国家，道德在百姓的日常行为当中起到根本性的影响。

法是国家权威的体现，是靠国家强制力来实行的。

道德与法是对立统一的，必要的道德是对法的补充，是对法的“盲点”的规范，因而道德在百姓生活当中是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

然而，正是道德的广泛性和彻底性的影响，对我们的执法者更应该灌输处理好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思想，避免在执法过程当中，无法跳出道德的圈子，凭主观好恶断案。

给当事人造成诸多的不公！作为法的执行者必须终于法律事实，忠于实际关系，实事求是，维护法的尊严！
三、人生而平等，生命权的平等
歹徒其妹在本案中作为牺牲品，世人深表同情，然细想亦无他法。

女干与其妹并无身份尊卑之分，亦是平等主体，然凭什么要求女干就得一定遭歹徒毒手呢？误杀其妹，对于歹徒而言是教训，对歹徒罪恶行为是弥补，对其母的包庇是警告。

这案件代价
是惨重的，然女干的牺牲是更为惨重的！牺牲女干唤醒不了歹徒的良知，亦无法给歹徒以警训，甚至，罪犯一旦得逞后，便不再畏惧法律，一手遮天，无法无天了，其妹的牺牲在这或许也是对歹徒犯罪行为约束的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