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濡化

文化濡化、文化播化与制序化和制序变迁韦森“这个世界已有足够多的深奥”。

——格尔兹（Geertz, 1973, 中译本，页24）在运用道金斯的文化拟子的概念及其拟子自我复制的分析理路辨析了文化濡化与文化播化这两个社会机制之后，让我们再回到这本小册子的讨论主题文化与制序的关系上来。

在具体展开梳理二者相互作用的机制渠道之前，我们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即不是象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实际信奉的那样是一种通过对交易费用之节约的计算而产生出来一种的“静态理念”，[1] 也不是象哈耶克所认作的那样是一个人们“行动的秩序”（acting orders）赖以建立但却不知源自何处的规则系统（r ule systems），而是一个有着内在动态逻辑发展并且整体上或局部上不断变动着的（包括“变革”（rev olution）、“演进”（evolution）或自我复制即“内卷”（involution）[2]）着的“活的整体”。

如上所述，我们把制序内部的从个人的习惯到群体的习俗、从习俗到惯例（非正式的规则约束）、从非正式约束到正式的制度化规则的动态逻辑发展过程称作为“制序化”，而把制序构成的各个环节如习惯、习俗、惯例以及法律和种种制度以及其逻辑整体在历史过程中的演进和改变称作为“制序变迁”。

由于文化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ideational entity）是种种现实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制序的映像（reflection）、面相（make-up）和精神（spirit），而作为一种社会实存（societal entity）的制序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在社会过程中的显化（incarnation）和体显（embodiment），文化对制序化及其各个环节以及整个社会的制序变迁过程有着非常密切、直接和重要的影响，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因而探讨和梳理文化对制序化和制序变迁的影响渠道和路径，显然是社会制序的理论分析的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

首先，让我们反思一下在一个假想的封闭社会中文化对制序化与制序变迁的影响。

从上一节对文化濡化和文化播化的辨析中，我们马上会进一步意识到，在一个封闭的（即不与它社会和它群体进行文化拟子互换的）社会或人群中，文化对制序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濡化的社会机制进行的。

这里之所以说在一个封闭社会中文化对制序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文化濡化来进行的，是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对任何单个人来说，他一生下来就必定落在一定文化之中。

因此，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他被生活在其中的文化“濡化”的过程。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尽管有些动物群体的某一“现象型行为”或“基因型行为”也象人类的文化拟子一样可以在群体内部和群体间进行复制，但地球上的任何动物群体还不能像人类一样创造符号并通过符号来交流信息，承传知识和积累经验。

人类型构出了种种语言和符号，包括声音、手势尤其是书写语言和绘画，以此作为文化和制序知识的载体。

这种文化和制序知识的载体，从道金斯的思路来看就是“拟子库”。

有了拟子库，文化作为有关社会制序和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就可以以种种拟子或拟子簇的形式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

就单个人来说，一旦他降生到世上，他必定落在一定的文化氛围和制序环境之中。

在其的成长过程之中，当他从生活周围的所有文化拟子库的“信息源”中接受文化拟子从而被文化“濡化”的同时，他也被制序化（institutionalized）了。

换句话说，人在社会过程的“被”制序化是通过接受文化拟子而在自己的思想得以记存并在自己的行为中复制这些拟子而进行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濡化是制序化得以实现和既存制序得以维系和延续的社会机制过程。

由于单个人接受文化拟子从而被文化濡化的同时也即是被制序化了，因此可以认为人的制序化主要（或者说基本上）是通过文化濡化（文化拟子的复制）来进行的。

这样，从整体上来看，一个社会的制序化也主要是通过该社会内部的文化濡化的机制过程来完成的。

从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体悟出，一个社会的制序化程度（包括内在于其中的市场运行的产权规则与法律约束规则的体系化（systematization）程度），与该社会的文化氛围和文化遗产有着根本性的关系。

由于对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个正常成年人来说，经由多年的文化濡化而被“文化了”（在现实中，一个人识不识字、读没读过书因而有没有“文化”与此无关[3]）的同时，他也被制序化了，他的行为模式必定反映着文化，也必定是社会化的和制序化了的。

由此看来，在个人行为模式上反映出来的文化与制序的同构和基本重合，也只有从文化濡化的社会机制过程中的拟子复制这一视角才能得以理解。

这里且不管一个社会的制序化程度如何，反映着一定文化模式的人们个人的行为模式，在根本上总是经由文化拟子库中的某些相关拟子的复制而型构成的。

这些与型塑人们行为模式有关的文化拟子，以格尔兹见解就是一种大家共享和共知的一种代码（code），一种赖尔所理解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

从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看，每个人所享有的这种大家能共同理解的代码和默会知识，会在个人与他人打交道或社会博弈中的理性计算一起来决定人的行动和博弈的选择（按照哈耶克的思路，人的理性就是这种由文化传统而来的代码和默会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同时，每个人也通过这种大家共享和共知的代码和默会知识来预期和理解他人的行动和博弈策略选择。

这样，有了这种大家共享和共知的代码和默会知识，人类群体和社会就有了哈耶克所理解的那种“行动的秩序”（acting orders）。

当然，我们说通过文化濡化的社会机制过程中的拟子复制而形成的社会制序对人们的行为有一种标识性的规约，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所有活动中的策略选择就一定全部符合文化规范。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活动除了受理性计算指导和文化规范的约束外，有时还受情感、喜好和种种非理性以及偶然性因素的支配。

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受一定文化模式中的理性计算所决定的行为模式，只是一种普遍或者说常规性的行为模式。

这种普遍或者说常规性的行为模式，也就是作为一种“深描”的人类学的文化解释所指的文化模式和和“思想性的”社会制序的理论分析所要探究的“社会秩序”。

由于在个人行为模式的型塑上文化濡化和一个人被制序化是同构的，或者说在个人接受文化拟子时人的制序化是通过文化濡化的社会机制过程来实现的，那么，从社会整体来看，文化濡化对制序化即社会制序的的生成、型塑、成型、硬化和各个构成部分的过渡与转化，会有着潜移默化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言而喻，文化濡化不仅对个人习惯（我们这里可以进一步把个人的习惯（usage）看成是受某种文化拟子所支配的个人行为的重复）的形成和型塑、对群体习俗（即custom——我们把习俗看成是集体的行为重复）的生发与维系、以及对人们对非正式的惯例约束（conventional constraints）的自觉恪遵，均有着内生性（e ndogenous）的作用，对社会的法律、法规和其它种种制度性规则、规章和规程的型构和制定，也无疑有着潜移默化但至深至厚的影响。

譬如，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中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从一定视角来看就是英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体现。

而法国自拿破仑时代所制定的“法国六法”（即《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和《法国刑法典》），尤其是其中的《法国宪法》（到1958年的戴高乐第五帝国，法国已十七次修宪），就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所逐渐形成的充满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的法国文化在政治和法律领域的体现和结果。

同样，正如瞿同祖（1981）、Bodde和Morris（1973）和梁治平（1997）等学者所见，传统中国的伦理化的法律体系，显然又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脉”的传统中国文化在社会制序层面上的凝化与结晶。

因此，正如不了解民族性和民族的“ethos”就难能解释一个族国的经济制度和工商体制形式一样，没有文化之维的“支援意识”，就难能解释清楚一个社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

在对文化濡化与制序化的内在关联进行了上述思辩的梳理之后，现在让我们再来反思一下在一个假想的封闭社会（即不与其它社会进行文化和信息的交流——或者用道金斯的术语来说——不与外界进行文化拟子的交流或互换）中文化濡化与“制序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4] 之间相互作用。

由于文化作为社会制序的镜像（image）和源于以及关于社会制序的知识体系大致是人类生活世界的“行动的记存”，而作为人类生活世界之生活形式的社会制序存在于人们的行动之中并随着社会活动（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就是种种社会博弈）而不断的改变着，一个封闭社会中的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往往滞后于制序变迁。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人类生活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中，总是不断有新的社会秩序通过社会博弈而自发地型构出来，而自发的社会博弈秩序的驻存又会逐渐凝化和沉淀出新的博弈规则。

加之，社会内部的技术创新（technical innovation）和组织创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又常常要求并往往实际上修正和改变着既存的制序安排。

这一切往往会导致社会制序的变迁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过程（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一定的制序安排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自我复制即“内卷”）。

新的社会制序的型构、出现和既存的社会制序的改变，必然会在作为人们的观念领域里固化、沉淀和积累下来的“知识的汇聚”和“行动的记存”的文化体系上反映出来。

从这个视角来看，现实社会的制序变迁过程会拉动或牵引着文化演进。

由于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文化演进一般会滞后于制序变迁，制序变迁（尤其是其中的由技术创新和组织以及随着新的经济活动的出现所导致的新社会博弈规则的型构与制订）往往受到既存的文化观念的抵制、拖拽和制约。

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把文化视作为几个世纪以前发出的用来决定以后几代人命运的“咒语”（见Peter Berger, 1986, 中译本，页128）。

这一见解显然有失偏颇，但至少不无道理。

这种观点无非是说，任何既存的社会制序的驻存以及变迁，必定发生在一定的文化场景与氛围之中。

而笔者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中第二章所提出的社会制序变迁的三种“路径力量”即革命（revolution）、演进（evolution）和内卷（involution））中的“内卷”（我们把它理解为社会的整体制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因而大致不发生变化），现在看来其原因就在于牵制社会制序变迁的文化的“张力”（strains）太强，或者换句话说，社会制序变迁的张力的主要来源是经由文化濡化的长期过程所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