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须和戎,内要变法”思想成因

浅析李鸿章“外须和戎,内要变法”思想成因摘要：有人曾用“一生功过在和戎”来形容李鸿章，可见“外须和戎，内要变法”的思想在李鸿章政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从历史背景出发，分析此思想形成的原因。

abstract:”merits and failure all due to coping with external enenmy” is a sentence to summerize li hongzhang’ s whole life. so we can see that the thought of” external cope with enemy, internal political reform”accounts for a lot in li’s political ideology. this article mainly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se thoughts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关键词：李鸿章和戎变法
key words: li hongzhang ,coping with enemy, political reform 在晚清统治集团中，李鸿章可算是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提到“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

”可见李鸿章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李鸿章不仅在政坛活动时间长，而且活动范围广，参与的事件也比较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也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外须和戎，内要变法”便是其重要的政治思想。

本文主要是从历史背景出发来分析此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外须和戎，内要变法”思想的内涵。

“外须和戎”的基本观点就是尽一切可能的寻求与西方国家和平相处，为本国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

但是西方的入侵势力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更多的抢占资源和市场。

因此，“和戎”也只能是李鸿章的一厢情愿罢了，而为了实现这一外交目标，也只能在妥协退让的前提下进行了。

在他看来，“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

他认为西方的军事力量异常强大，中国不能与西方国家发生战争摩擦，即使是暂时胜利了，最终也会走向失败，而这种观点会使清政府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他认为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与洋人撕破脸，甚至严厉约束民间的反侵略斗争，努力维护“和戎”这个大局；而最能体现他在追求“和戎”道路上的忍辱负重，便是暂时承认清政府与西方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此来换取和平。

因此，李鸿章“和戎”的外交思想是一种消极的妥协投降。

与“外须和戎”的妥协退让相比，“内要变法”的出发点则是积极的寻求自强。

李鸿章看到了“中国无处不穷，令人气短”，认识到中国的“积弱由于患贫”，提出了“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自强观点，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若守旧不变，日以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

”他认为古今局势已大不相同，不能拘泥于祖宗的成法，否则“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但是李的变法思想始终圈禁在维护和强化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制度框架内，这决定了李鸿章变法的性质，并影响着变法主张的发展趋势。

二、“外须和戎，内要变法”的思想成因
这一思想的形成和李鸿章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自身发展和政治地位是分不开的。

（一）时代的局限性
历史人物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分析。

李鸿章出生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社会性质发生深刻的变化。

疾风骤雨般的农民大起义和手握坚船利炮的外国侵略者，都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构成了威胁。

虽然农民起义的来势凶猛，但毕竟是封建统治者们千百年来的宿敌，他们对此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甚至尽管起义一度使清政府手忙脚乱，但随后就在西方侵略者的插手和帮助下平息了。

而来自西方的侵略者却使他们感到陌生，这些侵略者用很少的兵力就能直捣清王朝的都城，迫使大清帝国的皇帝妥协求和，他们还插手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事务，引起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动。

尽管如此，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还是不愿正视现实，他们将西方列强等同于历代边疆落后的夷狄，将西方入侵者掌握的技术贬斥为“奇技淫巧”。

只是其中一些思想比较敏锐的人却获得了对西方的新认识，在与外国侵略者的交涉中获得了更多的认识，形成了新的时局观，李鸿章就是其中一员。

“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

”他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列强在武器和科学技术上存在的差距，从而建议清政府应多学习西方的长处，以求自强自保。

当然他在对西方势力的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不仅表现在对
西方列强实力的过分夸大，“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

炮弹所到，无坚不摧……”还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不足上。

“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故能横行于中土”，他将变局的原因完全归之于西方的武器和技术精良。

（二）对曾国藩思想体系的继承
曾国藩作为“一宗宋儒”的理学家，作为一个自愿将以“八条目”为中心的封建伦理政治哲学体系内化为自己思想理论体系的思想家，其“天下”观念表现得很强烈，而且系统化、理论化。

曾国藩的“天下”观念，按照《大学》中“八条目”所表述的思想原则和思维逻辑，基于程朱理学的“理一元论”宇宙观，把国家之上的“天下”看成是各个国家之间按照一定的伦理秩序连结而成的，“仁”与“礼”是“天下”这一体系赖以维系的根本，把儒家伦理精神推广于天下，并以之建立一个新的“天下平”，一个和谐有序的伦理关系。

这表面上与近代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原则类似，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和平共处原则是指各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平等地进行友好交往，前提是每个国家的主权独立，而曾国藩理想中的“天下平”，则是要建立一种淡化国家主权的理想状态，是一种和谐有序的伦理关系，但前提却是牺牲国家的独立主权。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忠实门生，继承并深化了为师的思想体系。

他在致其师的信中表示一定会谨遵师训，“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在以后将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李鸿章将其奉为准则，不仅在不同时间场合对它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发挥，还将它作为洋务运动的
根本宗旨，贯彻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思想和活动中。

（三）自身所处的政治地位
李鸿章是一个深受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儒学功底的封建士大夫。

李鸿章自幼严从儒学，又是沿着科举进仕，他必然会竭尽全力的去维护科举制度，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恪守封建主义的政治准则。

这在镇压起义军的时候就有所体现，待攻陷安庆等城后，他极力恢复当地的科举制度和封建礼制，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大力恢复旧书院。

这表明他对他曾赖以走上仕途的科举制怀有感激之情，甚至常以身为大学士却没有主持过科考为憾。

即使是在他所办的新学堂中，他都强调以读经为本，贯彻“中体西用”的思想，加强对学子的封建传统思想教育，这些都足以说明，李鸿章的思想并没有从封建思想文化的笼罩下走出来，而是仍然充当着封建卫道士的角色。

虽然他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必须要有所改变，否则就会有“不可知”的大祸临头。

他面向世界，看到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国“以守法为兢兢”，更感觉到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他经常感叹，非变法不能应付时局。

但是他“变法”的方针始终着眼于强兵，无意改变社会经济结构，更不想触动封建传统的政治制度，恰好相反，他试图借西方先进的武器和科学技术作盾牌，以防护封建统治制度的躯体，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封建统治集团自我保护意识的产物，在这种意识中，既包含着他们加强对内镇压的要求，也反映了他们不甘心受列强摆
布的愿望。

尽管，李鸿章以“外须和戎，内要变法”的思想为指导，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要求，具有进步的一面；但是他的变法思想始终处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框架内，其目的和动机都与历史发展相抵触，而李鸿章本人也不会成为进步性改革的领导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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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承仁、刘铁君，《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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