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和。。。。
对“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
对“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作者：杨婉玲来源：《中学教学参考·语英版》2013年第04期关于文学创作的动力，我国古代的文论家有很多说法，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其中的代表学说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自娱”说、“娱己”说、“遣兴”说、“畅神”说等，后面的这些说法可以概括为“著文自娱”说，“著文自娱”说可以说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很好的补充。
这两种学说在中国古代文论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发愤著书”说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他的文艺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发愤著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段话说：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种种困窘之后的愤然之作，“愤”是作家创作的直接动力，作家遭遇不幸而“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通过“著书”而使内心“郁结”的“愤”宣泄出来，从而恢复心理平衡。
这就是“发愤著书”说的一般原理。
那么，司马迁所说的“愤”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愤”即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内心郁结而不得不抒发的心绪。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情实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
（一）“发愤著书”说的影响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学艺术创造的普遍规律之一，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后来，人们沿着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方向，对文学创作的发生又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创见，诸如“不平则鸣”说、“穷愁著书”说、“穷而后工”说等，其中，尤以韩愈和欧阳修二人最为有名。
韩愈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不平则鸣”说。
韩愈“不平则鸣”的理论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的扩展，它强调了作家的时代环境和时代沉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揭示出文学创作的内动力。
继韩愈之后，欧阳修又进一步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他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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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无论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还是韩愈的“不平则鸣”都未能得到宋人的呼应，因为这两个命题都含有发牢骚之意，与宋人的中和诗论相左。
但导源于这两个命题的“诗穷而后工”之说，却得到宋人的广泛认同。
这一命题见于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中的一段话:“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它不仅揭示出古代诗人创作的规律，即真正优秀的作品总是出现于诗人屡经生活的磨难之后，而且总结出个人的阅历遭遇(“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与诗歌的情感内涵(“忧思感愤之郁积”)之间的因果关系。
欧阳修所说的“穷”是指一种政治处境，而非“穷饿其身”的经济状况，因此，“忧思感愤之郁积”往往表现为深沉的忧患意识，而非穷酸的牢骚不平。
更多的宋诗人从社会阅历的角度来理解“诗穷而后工”。
他们普遍认为，命运的不幸使得诗人有可能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扩大观察的视野，并更深刻地体验到现实人生的底蕴。
一方面，“穷于世者”往往将压抑的情绪全部寄寓于诗歌之上，以诗歌作为痛苦人生的镇痛剂，因而能在诗艺上精益求精;另一方面，“穷于世者”相对退到社会的下层，对人生世相有更深刻的体察，对天地事物有更透彻的认识，从而写出符合人情物理，引起读者共鸣的优秀作品。
真正伟大的作品，很难产生于高坐庙堂或养尊处优的生活。
命运之“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向诗人伸出了幸运之手，使之流芳百世。
宋代还有人从天命角度解释“穷而后工”现象，把“穷”看成是上天对优秀诗人的奖赏或惩罚。
前者是对欧阳修观点的引中，视不幸的遭遇为上天的恩赐，如苏轼在评论杜甫时所说的“诗人例穷苦，天意道奔逃”“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等语便是此意，以为上天有意安排诗人经历人间难免之不幸，使他发之于诗，传之万年。
这种说法或许带有宋人调侃的意味，即将人生的缺憾化解为艺术的慰籍。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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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人对文学创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过描述。
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阐释就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
当然作家创作的动机有很多。
下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诗言志”思想。
《左传》里有“赋诗言志”、“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物文，行而不远。
”《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
《荀子》说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易》《乐》之归于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大序》也认为创作是“发乎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发乎声”、“吟咏性情”。
上述各种说法，都是说诗文是“言志”、“道志”的，即文学作品要表达抒发作者由客观现实所激发的志向、理想、愿望、情绪。
强调情感在内心萌动而进行文艺创作。
“文以载道”思想。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提出要求“文以明道”，是后世：“文以载道”源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
唐代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
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
”“文以载道”虽然不是明确的告诉人们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它对古代文人创作动机的影响，且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原道”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日月云霞，山川草木，虎豹龙凤，均有焕丽炳蔚之色，林籁泉石，又有竽瑟球锽之声，但这都自然而然，乃属无心之美，惟人类秉五行之秀，参天地而为三才，结撰文章，则为有心之美。
”他认为文艺的创造是人类特权，人类的文艺创作是天然而为的，即是刘勰所说的原道思想。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
司马迁认为创作动机来自不得酬的人生悲剧的怨愤，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便愤而著书，用作品来“抒其愤”。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致志 ， 全力 以赴去做一件事情 。② “ 发愤” 作为一个动宾 短语 。屈原
《 章・ 九 惜诵 》 “ 愤 以舒 情 ” 发 ：发 。“ 愤 ”的原因是 “ 人 皆意有所郁 此
而 为 李 陵游 说 ， 下 于 理 。拳 拳 之 遂 忠 ， 不能 自列 ， 终 因为诬上卒从 吏
会 人 生具 有 广 泛 的影 响 。 “ 愤” 两个含义 ： “ 发 有 ① 发
愤 ”作 为 一 个 词 来 讲 ，陈 子 展 在 《 辞直解》 楚 中有 “ 愤 忘 食 ， 以 发 乐
忘 忧 ” “ 愤 ” 是 下 决 心 ， 心 ，发 即 专
刑， 还要 忍 辱 努力 著 书 实 现 宏 愿 。 可 见 ， 司马 迁 绝 对 是 一 个 有 责 任
险 阻 ，甚 至 是 最 最 不 堪 忍 受 的 宫
《 记 》 时候 是 一 种 “ 愤 ” 史 的 舒 的状
态 ， 就 是 “ 愤 著 书 ” “ 愤 著 也 发 。 发 书 ”说 是 司 马迁 文 学 思 想 的核 心 。
“ 愤著 书 ” 不 仅是 对 个 人 的命 运 发 态 度 ， 是 “ 往 事 ， 来 者 ” 遍 也 忆 思 普 的对 生 命个 体 的 “ 有 所 作 为 而 不 想 能” 的人 性 关 怀 。 时 ， 整体 的社 同 对
作 的艺 术 方 法 上 ： 小 见 大 ， 近 以 以
又 茸 以 蚕 室 ，重 为 天 下 观 笑 ， 悲 夫 ！悲 夫 ！” 马迁 为 证 实 李 陵 不 司 是 叛 徒 ，却 在 武 帝 的盛 怒 之 下 被 处 以 腐 刑 。其 对 黑 暗 的 社 会 的 愤 恨之情久久郁积其胸。 正如司马迁 《 任安书》 报 所述 “ 《 》 《 》 约 者 ， 遂 其 之 夫 诗 、书 隐 欲 思 也 。 昔 西 伯 拘羡 里 ， 《 易 》 演 周 ； 孔 子厄而做《 秋》 屈原放逐 ， 春 ； 乃 赋《 骚 》左丘 失明 ， 有 《 离 ； 厥 ， 世传 《 吕览》 韩非 囚秦 ，说 ； 《 难 》 孤 愤 》 《 》 百 篇 大 抵 贤 圣 《 ；诗 三 之所 作也 ” ，即 他 认 为周 文 王 、 孔 子 、屈 原 等 都 曾 有 和 他 一 样 的 境 遇 ； 屈 原 虽 然 “ 道 直 行 ， 忠 如 正 竭 尽 智 以 事 其 君 ” 然 而 “ 人 间 之 谗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本文概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来源及其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进而分析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发愤著书”说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独特地位。
接着，通过对司马迁生平及其著作《史记》的深入分析，揭示“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探讨“发愤著书”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分析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文章将对“发愤著书”说的现代意义进行阐发，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一生历经了从盛到衰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个人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司马迁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仕宦时期和受刑著书时期。
在少年时期，司马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他的学识不仅限于文学和历史，还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多个领域。
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仕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重要阶段。
他曾任郎中、太史令等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宫廷秘闻。
这些经历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司马迁的仕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也使他有了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受刑著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他忍辱负重，坚持创作，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记录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还融入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司马迁发愤写《史记》1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
他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下呼啸而去，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心里十分激动。
父亲司马谈是汉朝专门掌管修史的官员，他立志要编写一部史书，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这2600年间的历史。
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努力读书，大大充实了自身的历史知识。
他还四处游历，广交朋友，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司马谈临终之时，泪流满面地拉着儿子的手说：“我死之后，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的，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哇！”司马迁牢记父亲的嘱托，每天忙着研读历史文献，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史料和自身早年走遍全国搜集来的资料。
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原来，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
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
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
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身，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煌巨著——《史记》。
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2一.说教材：《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是苏教版第十一册的一篇历史人物故事，讲述了汉代史官司马迁在遭到残酷的刑罚之后，不忘父亲嘱托，忍辱负重，耗13年时间编成巨著《史记》的事，赞扬了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遗志矢志不渝的精神。
本文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发愤”二字，既是全篇的文眼所在，也是对司马迁忍辱负重、终成巨著的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
文本语言精练，凸现了人物品性，是对学生进行“读中悟，悟中读”的语文基本功能力训练的好教材。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自序中所表达的发愤著书的决心。
以下是对其中涉及的几个关键词的解释：
1.司马迁：司马迁（约前145年-约前86年）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他是《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纪传体写成的通史的撰写者，被誉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2.发愤：发愤指努力奋发、专心致志、积极进取，追求进步和成就的精神状态。
在自序中，司马迁表达了他发愤著书的决心，意味着他以极大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写作《史记》的工作中。
3.著书：著书指撰写书籍、写作著作。
在这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表示他立志要写一部具有纪实性和文学价值的史书，用以记录和阐述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学者，他的学术成就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指他在撰写《史记》这部纪传体历史著作时所体现的积极态度和奋发精神。
发愤著书是指司马迁对于历史文献的认真研究与处理，并将其著述成书的行为。
司马迁毕生致力于整理和记录中国历史，他的著作《史记》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对后世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具有两层含义。
首先，他对于史料的收集和整理非常认真，
精益求精。
他广泛阅读古代史籍、编纂史书，努力寻找真实可信的历史记载。
其次，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这部著作时，以推崇忠君、尽责于国家为宗旨，秉持严谨求实的态度，力求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
他强调历史的功过得失，将史料进行可靠性鉴别，并且通过对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究，为后世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和观点。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不仅代表了他对于自身学术事业的热情和奉献，也展示了他
对于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
他以史为鉴，力求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成为后世史学家学习和追随的典范。
通过他的著述，司马迁为后人提供了一扇了解古代历史的窗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
因此，司马迁发愤著书是指他以极高的热情和奉献精神，通过深入研究和真实
记录的方式，整理编纂了《史记》这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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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
欧阳修的“词穷而后工”三者之间的继承关系
内容摘要：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
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传统。
关键词：发愤著书不平则鸣词穷而后工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传统。
这三个词代表着他们相同的一个看法，即坎坷的人生际遇可以磨砺心灵，文学伴之而生。
“不平则鸣”说：从司马迁到韩愈
“发愤著书”历来被视为司马迁创作思想的核心,且多据此认为史迁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发泄于《史记》之中。
究其实,“发愤著书”乃是挫辱之下的发奋振作,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
这一切都来自于司马迁那自不得酬的人生,还有那些未实现的政治抱负,而引发的一段悲剧.然而历史上还有一位”不平则鸣”的韩愈,在感到社会中众多不公平的世态后,终于无法抑制内心波澜,完成了<<送孟东野序>>。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深刻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
司马迁从先贤圣哲身上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尽管当权者以其权力意志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但只要他对社会历史做出了贡献，就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不平则鸣”这一理论观点见之于韩愈著名的《送孟东野序》。
此文开篇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进而慨叹“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一言以蔽之，不平则鸣，物是，人亦然。
我们说只有源于生活、深入生活、洞察生活，把握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规律的人，才能提出如此有价值、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
对我们今天理解文学与社会现实，文学与作者生活的关系是有所启发的。
在韩愈看来，文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单纯的客观描写，而主要是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的。
“不平则鸣”不是消极的遭到不平后的自然反映，而是积极的对现实的干预，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怒抗争，为受郁结的“意”找到一条能够疏通的道路。
作家之所以能“鸣”，文学作品之所以能产生，中唐的韩愈就很有见地地说明了这些问题，并得出了“鸣”的前提是“不平”。
那么怎样理解“不平”的本意呢？其
实就是韩愈讲的“有不得已者而后言”，“有思”、“有怀”，才可能“鸣”。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共用了三十八个“鸣”字，纵横议论，列举了从上古到魏晋六朝文学和学术的现象，说明了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文学和学术思想。
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不平之鸣写到各个时代的善鸣者，指出“治世”、“盛世”和“乱世”、“衰世”都有能“鸣者”，诸如伊尹、周公、孔子、孟子、杨朱、墨翟、老子、庄子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由此出发，如果仅仅以为“鸣”的前提只是作家窘境之时的“不平”，那显然是不够的，也是不符合韩愈本意的。
我们认为全面的理解应该是作家“鸣”之前心境上的不平，是“为事物是非相感发”（《送王秀才序》），使之产生喜怒哀乐的情感，从而产生“鸣”的欲望，正如《礼记·乐记》说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也是钟嵘《诗品序》中所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由于“鸣”的前提是多方面的，因而“鸣”的内容也就丰富多彩。
既有“和平之音”，也有“愁思之声”；既有“欢愉之辞”，也有“穷苦之言”。
（《荆谭唱和诗序》）
子长与退之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是却绽放着自己的光芒,一位因不能一展所长,不能在政治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心里抑郁而结,面对自己的失败继而”发愤著书”.一位因世态炎凉,当朝上层统治昏庸,大胆进谏,毫不畏惧生命安全,只是一心为国为民,虽然多有阻挠,但仍然坚持不懈,努力”不平而鸣”。
两位先哲不断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奋斗,尽管心态不一,但是出发点都是一样,为国为民,希望能国泰民安的同时自己的才能也有所发挥,不失来人间走一遭.
“穷而后工”说：从韩愈到欧阳修
“穷而后工”说，是北宋欧阳修所明确提出的。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所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
”在《薛简萧公文集序》中也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事，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
” 这两段话，被概括为“穷而后工”说，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韩愈确有与欧阳修“穷而后工”极相近的思想。
但这主要是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表达的：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
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
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
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
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穷而后工”。
字面上虽然没有“工”字，但韩愈评价柳宗元的文学辞章“必传于后”，这正是文章之“工”才能够达到的。
韩愈的另一篇文章《送穷文》，实际上也谈到了“穷而后工”：文章中写道，“主人”指出了五个穷鬼是什么之后，“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
徐谓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
人生一世，其久几何。
吾立子名，百世不磨。
小人君子，其心不同。
惟乖于时，乃与天通。
携持琬玉，易一羊皮。
饫于肥甘，慕彼糠糜。
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子疏。
谓予不信，请质《诗》《书》。
”文中的“惟乖于时，乃与天通”之语，大有深意。
乖于时，即是“穷”，而且不是一般的“穷”；“与天通”，可以理解为“主人”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
为什么“乖于时”才能“与天通”呢？所谓“乖于时”，就是与世不谐，而这往往是精神文化领域里有大成就者的一个特点。
按现代生存论哲学的观点，人通常总是有意无意地要按照一种外在的标准行事，往往不自觉地相信那些所谓的“自古皆然”、“人皆如此”、“一般认为”、“习以为常”、“固不待言”、“已成定论”之类的观念。
就是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和喜怒哀乐常常都取决于“他人”，或者换言之，取决于“人”，而非取决于己。
只有极少数“木秀于林者”才敢冒天下大不韪，而那些取决于人者，就是在与现实和谐的，乃至能够如鱼得水的人。
而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违者，自然就与世不谐。
但这种与世不谐，常常又是个人主体性强即自主性、独立性、创造性强的表现。
韩愈正是这样。
如上所述，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所言的“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和《送穷文》中的“惟乖于时，乃与天通”，已经讲出了“穷而后工”的道理。
不过，尽管如此。
欧阳修的贡献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穷而后工”说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
这种环境的环境也使诗人们有充裕的时间去钻研艺术的表现方法，创造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形式。
这就是欧阳修所说的“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
”显然，这些都有利于他们创造出内容充实、思想深刻、艺术完美的优秀作品。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不仅仅内容更为丰富，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韩愈的“穷而后工”主要属于文艺学和哲学，而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则包含丰富的文艺心理学的内容。
可以说，从韩愈到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经历了一个从哲学、文艺学到文艺心理学的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2、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3年版
3、章培恒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4、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
5、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