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郊区化及其引发的思考,《地理科学》, 16卷, 3期, 198-208

发表在《地理科学》，1996，16（3），198－206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周一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100871）提要：本文根据 P.霍尔的城市变动模型，认为城市中心区出现人口负增长是城市郊区化的典型标志，并利用人口普查资料，确定北京在1982-1990年期间已经进入了郊区化过程，中心区人口的外迁强度为常住户籍人口的6%。

作者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郊区化机制，并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和认真对待的独特现象和问题。

关键词：郊区化城市中心区旧城改造人口外迁北京一. 前言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是整个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代表了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从大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的一种离心分散化过程。

始于二三十年代，盛于二战后的郊区化过程曾经给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带来许多深刻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开始了郊区化过程？它的发展机制是什么？与西方有什么异同？预后如何？本文以北京为例加以初步探讨。

二. 模型和地域概念西方的郊区化虽然先后经历了人口、工业、商业和办公业等几次外迁的浪潮，但最基本的特征还是人口外迁。

霍尔(P.Hall)的城市变动模型为鉴定一个城市是否进入郊区化阶段提供了简便的框架（图1）。

图 1 霍尔的城市变动模型Fig. 1 A model of urban change by Peter Hall（来源：Peter Hall,1984)图中第一和第二阶段是大城市中心人口的绝对集中和相对集中阶段，中心市人口高速增长。

第三阶段中心市人口有增长，但速度低于郊区，呈现相对分散，这是郊区化的前兆。

第四阶段中心市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向郊区绝对分散。

这是开始进入郊区化的典型标志。

第五阶段郊区化进入高潮，甚至演变为逆城市化。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间成果。

作者对胡兆量教授在资料上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西方大城市中心市的行政辖区一般小于城市建成区。

而中国没有中心市的概念，城市行政辖区总是大于建成区。

因此，研究中国的郊区化，必须首先确定与中心市相对应的城市中心区。

整个北京在地域上可分为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县三个圈层。

由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区组成的87平方公里的城区相当于解放初的北京建成区，包括旧城（62平方公里）及老城墙外的关厢.1993年人口240多万。

老城墙已被现在的二环路所替代。

把北京城区作为城市中心区十分恰当，能和国际上中心市的概念相接轨。

朝阳、丰台、海淀、石景山四个近郊区相当于西方的城市外缘(urban fringe),但包括了一部分乡村地域。

城近郊区83个相互连接的街道办事处(简称街道)有500多万人口，代表了北京城市实体地域的主体。

远郊有八个区县，围绕近郊区的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县、顺义、昌平等六县非农化水平较高，与中心城市有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可以看作是目前北京都市区的范围。

三个圈层的人口密度差异极大，城区是近郊区的10倍，近郊区又是远郊区县的10倍。

三. 1982年以来北京开始了郊区化过程我们利用1964、1982和1990年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北京在两个时段的人口变动（表1）。

从表1可以推断：1. 1964-1982年期间，郊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区；尽管宣武区的人口有微小下降，城区人口总体上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人口密度缓慢上升，北京尚未进入郊区化阶段(图2)。

图 2 北京按区县的人口变动类型（1964-1982）Fig. 2 The typ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Beijing by District/County(1964-1982)2. 1982-1990年期间，内城各区的人口均转为负增长，8年间城区人口减少3.28%,即82,226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下降944人。

而近郊区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超过4%,远高于前一时期。

远郊区县人口的增长率低于全市平均。

在城区有千分之四左右的自然增长率下，城区人口下降显然是人口外迁造成的(图3)。

图 3 北京按区县的人口变动类型（1982-1990）Fig. 3 The typ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Beijing by District/County(1982-1990) 我们再把第二时段的分析单元缩小到街道办事处，人口变动的地域差异就更清楚了。

从图4可继续推断：3. 旧城内的几乎所有街道办事处人口都有下降。

人口减少最明显，人口减少10%以上的街道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核心地区（西长安街、椿树、大栅栏、前门、崇外）和沿二环路内侧的地区（建国门、朝阳门、东四、北新桥、安定门、福绥境、丰盛、交道口、景山）。

其余人口减少的街道，下降幅度不到10%。

4.城区人口增加的街道办事处除了旧城东南和西南角两个人口密度较低的街道(龙潭湖和白纸坊）外，都分布在关厢，基本上属于低速增长类型。

5. 总人口增长超过40%，属于高速增长类型的24个街道办事处都分布在邻近城区的近郊区，它们是城区人口外迁的主要去处。

其中有九个街道（朝阳区的亚运村、安贞、香河园、麦子店、六里屯、潘家园，丰台区的方庄、西罗园、太平桥）是在这一时期新组建的，属于城市新扩展的用地。

图 4 北京按街道办事处的人口变动类型（1982-1990）Fig. 4 The typ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Beijing by Subdistrict(1982-1990) 由此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北京城区人口减少的幅度虽然不大，但毕竟进入了离心扩散的郊区化阶段，城区人口主要迁到近郊区而不是远郊区。

属于近域郊区化，还没有进入广域郊区化。

四. 中心区人口外迁的真实强度需要提起注意的是：城区在1982-1990年总人口减少八万二千多人并没有反映北京郊区化的真实强度。

因为，在人口普查中总人口统计包括三大部分：(1)有正式户口的常住户籍人口；(2)从外地迁入的没有正式户口的暂住人口，他们离开户口所在地已经一年以上或者户口待定；(3)原住本地，现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暂无户口的人口。

如果把北京1982-1990年的人口变动按这三部分分解一下，如表2所示，北京城区人口下降的只是常住户籍人口，实际减少了14.4万人，占城区1982年常住户籍人口的6.12%，远高于上面提到的3.28%。

同时，从外地迁入城区的暂住人口增加了五万人。

迁往国外的人口虽然增长幅度很大，毕竟比重很小。

显然，从城区迁出的常住户籍人口是郊区化研究关注的重点。

如果把常住户籍人口减少的比重落实到城区的街道办事处，可以肯定其强度会远远高于它们总人口下降的比重。

可惜目前不掌握此项资料。

如此看来，城市的向心集聚和离心扩散过程总是同时存在的，郊区化只是城市中心区离心扩散力量超过向心集聚力量的一种现象。

五. 与西方不同的郊区化机制哈特向(T.A.Hortshorn)在解释美国郊区化的原因时这样说：“中心市发展乏力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这些原因包括交通的改善，生活日益富裕，高速度的城市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日益令人不满的城市问题。

随着迅速的道路建设，汽车为二战后的城镇化打开了一片很大的、以前邻近城市的乡村地域。

由于战争紧缩了对住房的需求和后来政府的大力鼓励(如建立联邦住房贷款)，四十年代后期的住宅业的繁荣，加强了分散化的进程。

新房主感到没有昂贵的城市服务,在他们新的郊区住宅中也能过得很好。

对郊区较低税率的期盼，也鼓励人们向外迁移。

对于白人，也为他们逃离少数民族越来越占优势的中心市提供了可能性。

”这一段表述相当全面地包含了西方郊区化的各种动力因素。

当然，中国的郊区化也是在城市交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口特别是外来迁移人口增长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这一点和西方城市有类似之处。

但是，促使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条件和力量与西方国家有更多的不同。

1.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与西方国家郊区化开始时相比还是很低的，西方城市首先向郊区迁移的是富裕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是很壮大，实际上还很弱小。

我国1990年的人均GDP只有1546元，（按当年1：4.78的汇率计只有323美元），城镇化水平为26.2%。

世界银行公布我国1993年的人均GNP为490美元。

北京是我国相对发达的地区，1990年的人均GDP为4883元，合1021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四十年代初的水平，1941年美国人均GNP934美元，城镇化水平57%。

2. 在西方国家，小汽车为中产阶级打开了通向郊区的大门。

但是，小汽车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家庭，它在北京郊区化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1993年中国私人汽车拥有量约100万辆，其中私人轿车只有5万辆，它们只是少数企业家、明星们的奢侈品。

尽管据说我国能买得起轿车的家庭不少于500万。

北京市的一项调查还表明，35%的人表示需要家庭轿车，7.1%的人有迫切需要，但是1990年北京的交通结构中自行车占57.8%,公共汽车占31%,地铁4%。

单位和私人汽车加起来也只占有5.9%，而且主要是单位汽车，估计2000年也只望达到8.9%。

3. 在西方大城市，人们想逃离城市问题丛生和少数民族日占优势的中心市。

在中国，城市中心区非但不是一种推力因素，而且目前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人们希望留在各种设施比较齐全的城市中心。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北京居民从中心向郊区搬迁呢？我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1. 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促使人口外迁。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7年以来，城市土地由无偿使用变为有偿使用。

城市土地引入市场机制以后，原来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许多位于中心区的工业、仓库、居住用地转变为土地收益率更高的商业、贸易、金融、旅馆、写字楼等第三产业用地，导致大量企业和它们的职工向地价较低的郊区迁移。

据北京市经委对二环路内95个企业的一项调查，在相同地段，工业企业每平方米土地的效益是商业企业的十分之一。

北京计委的调查表明，二环路内91家工厂占地1.9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米土地年利润30元，相当于平均商业用地利润的五十分之一。

几年前雪花电冰箱厂将位于市中心3.8公顷的原址作价4.6亿元人民币让于外商，用这笔资金引进全套流水线，迁到郊区谋求新的发展机会。

一轻总公司把位于市中心的易燃企业北京火柴厂迁到郊区，原址进行房地产开发。

类似于这种“退二进三”的土地利用的调整，许多大中城市都在进行，它不局限于工业，也不局限于民用企业。

2. 城市道路的大量修建促使人口外迁。

八十年代以来，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城市道路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干道网得到完善。

城市道路的修建，一方面是使城市土地地价升值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沿线地区的城市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