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新形势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提起政府与社会，很多人会想起“政府是社会的长子”这句话，因为它基本说明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即：政府来源于社会；政府在拥有社会赋予的权力的同时，对社会负有一定的义务；政府的行为可能与社会的期望存在一定的差距；政府的行为对社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政治学认为，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政府的行为就是国家的行为。

政府是社会的产物。

一、新公共管理概述
（一）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

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第一，政府的管理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

第二，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

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

第三，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Ｅ，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第四，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

二、我国传统的政府——社会关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是由政府对一切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等级性的行政联系通过各种形式的单位以及农村组织渗透到整个社会，社会组织实质上承担着国家行政机关的部分功能，成为一级政权的附属物。

这种社会管理方式的直接后果是，不仅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社会成员因为只有依附于某一个组织才能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和发展资料，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无从体现，从而导致既不利于个人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

（一）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脱节与矛盾
中国政府的层级是当今世界最多的——有5级之多。

中央政府一般只能管到省部级，省再管地市，地市管县，县再管乡。

这种层层节制、只向上负责的管理流程造成信息和权力传递的双重困难：越是上级政府，越不直接面对民众，关于民众的信息也大都来自下级政府的汇报。

这种责任和权力逐级下放、而全国财政却逐级向上集中的情况，使得基层政府失去了服务能力、基层治理毁坏严重。

（二）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遇到瓶颈
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已占GDP的48.5％，上缴税收占全社会的37％，是中国经济中比重最大、活力最强、成长最快的部分。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仍未建立起现代民营经济的政府服务和管理体系。

行政垄断、行业壁垒和地区封锁，市场准入限制多，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三）社会危机治理不善
最近几年，我们目睹了一系列社会危机治理不善的例子，连续性矿难就集中暴露了我国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健全、危机处理流程不专业。

其他影响恶劣的如山西“黑窑奴”事件等等。

如此频密的社会危机实际上也意味着政府日常管理不善。

（四）限制了社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
我国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自身的弊端，使其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更要求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于是一种政府——社会关系新模式的产生就有其必然性。

三、我国政府——社会关系新模式
改革传统“全能政府”的畸形关系模式，实现政府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立的理想关系模式，需要进行双向的努力。

即一方面需要进行有限政府的制度创新，需要界定政府权力的限度，“校正”政府的越界行为，改变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规模、权力和职能扩张倾向；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构建市民社会的制度创新。

要大力培养社会力量，建立充分发育的社会肌体，努力构建市民社会。

这个过程也就是实现社会从依赖政府、甚至被纳入政府体系的地位上解放出来，形成政府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立的过程。

实现有限政府的制度创新，就需要以政社分开为原则，从制度上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在社区社会工作事务方面的职能与权限。

最基本的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保障职能；再就是改革政府行为方式，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此外，还要改革政府体制，健全制度化的参与机制，完善整个社会利益聚合和利益表达的结构与规则，同时完善社会对政府的各项监督机制。

培育市民社会的制度创新则是要大力扶持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不断增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重建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培育“中产阶级”队伍，在政府、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服务和互动机制。

（一）我国政府——社会关系新模式建立
我国政府——社会关系新模式的产生过程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是一种改革的过程，也是改革的结果。

2006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

这一社会管理格局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意境下确立的新型格局，从这精简的十六个字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社会管理的主体构成、权力分配及其之间的关系。

这种多元主体、互助合作的管理格局，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一元单向管理模式，并体现了民主、合作等丰富内涵，极具中国特色。

这种新型社会管理格局为我国政府——社会关系新模式指明了方向。

我们国家应该建立一种适应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新型政府——社会关系模式。

[3] 这种新模式可以概括为：“小而强政府，大而强社会”，即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

（二）我国政府——社会关系新模式的意义
虽然新模式刚刚建立且正在完善之中，但新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1.通过国家与社会的相互监督和影响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有效的双向沟通、互助合作机制是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助合作的重要保障，而国家与社会的相互监督和影响就如同这一机制的“左翼”。

它不仅有利于有效防止政府或志愿失灵，对于形成相对独立的国家与社会这一基础性环节也起着很好的稳固作用。

2.有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新模式则可以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以加强社会管理，维
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这不但强调了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而且把这种思路明确为一种政府战略，即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应该说，这才是所谓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关节点所在。

4.有利于有限政府与自治社会“强强联合”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下，我国社会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政企不分和政社不分。

如今，政企不分的问题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基本解决，而政社不分的问题却依然严重。

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建立我国政府和社会关系新模式其实质就是要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