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
古汉语数量词的用法特点
古汉语数量词的用法特点
古汉语数量词是古代汉语中表示数量的词语，具有一定的用法特点。
首先，古汉语数量词的使用较为灵活，可以用于表示人、物、时间、距离等方面的数量。
其次，古汉语数量词的词义不仅包括基数词，还包括序数词、分数词、倍数词等。
例如，“三十”就是基数词，“第五”就是序数词，“三分之一”就是分数词，“双倍”就是倍数词。
此外，古汉语数量词在表示数量时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构词方式，如“千万”、“亿亿”等。
最后，古汉语数量词在使用时还需要注意搭配的语法规则，如“一人”、“两只”、“三条”等。
总之，古汉语数量词的用法特点是多样而灵活的，需要通过实际运用和学习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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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文献综述
量词文献综述
量词是一种抽象概念，常见于多种语言，有着悠久的历史。
它们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精准地表达其所想要表达的意思，也可以为不同语言中的语法变化提供重要的指导。
本文将回顾和总结有关量词研究的文献，以期深入探究量词的研究热点及其在不同研究领域的运用。
首先，从历史上谈到量词的历史渊源。
量词实际上已经存在于古代汉语中，在先秦、西汉及两晋时期都有量词的使用。
这些期间，人们对量词的使用比较随意，其用法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
而随着以孔子著称的《论语》中对量词使用的规范化，量词才正式成为一个定义、一类词汇。
从此，量词就成为汉语中统一的句法现象，特殊的语法功能形成了定义明确的标准。
其次，在不同学科中量词的研究热点和运用形式。
从语言学角度看，量词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分类，词义及其相关理论，量词表达的词性及其转换等。
除此之外，量词还可以用于英汉翻译，例如语义、语用及其他翻译方面的研究。
此外，量词也与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将量词研究引入文化研究，深入探讨量词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最后，既然量词在语言及相关学科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又因其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因此，将量词研究引入汉语教学实践，使学生更加全面地掌握量词的应用，以及汉语教学中有关量词的理论研究，都有助于加强学生对汉语的掌握能力。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量词在汉语及其相关学科中有着重要的作
用，因此，将量词研究引入汉语教学实践也是非常必要的。
未来，随着量词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文献的不断发展，相信量词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近三十年来现代汉语连词研究述评
近三十年来现代汉语连词研究述评近三十年来现代汉语连词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为学术界带来了很多在领域和理论上的突破。
现代汉语连词的研究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着眼于语音上的研究，二是着眼于语义上的研究。
从语音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连词的发音形式，二是连词的语音注释，三是连词的语音语义；从语义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连词的固定短语，二是连词的结构性表示，三是连词的语义。
从语音上的研究，首先，现代汉语连词的发音形式研究了大量文献，分析了连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发音形式，认为连词一般分为“完全发音”、“省略发音”和“形态变化发音”等三种，并发现不同语境中连词的发音方式有所不同。
其次，对于连词的语音注释也有深入的探讨，揭示了连词的音变特征，如连词声母的变化，韵母的变化，再加上声调的多样变化，使语音的整体形态趋于完整性。
再次，关于连词的语音语义也有较深入的讨论，其中主要概念包括“语音层次”、“语音等级”和“语音形态”，对连词的语音语义有了一定的描述，为现代汉语连词语音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从语义上的研究，首先，有关连词及其固定短语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通过大量的统计、实验和翻译等方式，对连词及其固定短语的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形成了具体的语言结构，如回调、反调、联合等。
其次，关于连词的结构性表达也有相当的发展，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准确表达连词结构；二是准确表达文法功能；三是把语法和语义完整结合起来。
最后，关于语义级别的研究也得到了较多关注，即不同连词具有不同的语义级别，如主观、客观、只主观、复合语义、相互联系等，这些不同的语义级别主要是基于连词的组成及其表示的功能约束。
总的来说，本文分析了近三十年来现代汉语连词研究的台秤情况，包括从语音角度的发音形式、语音注释和语音语义；从语义角度的固定短语、结构性表达和语义表达等概况，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连词研究在近三十年来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为现代汉语连词学和语言学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成果，并且取得了许多理论性重要的进展，但也受制于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和语言环境而不可避免地有所缺失和局限性，所以今后现代汉语连词的研究在理论上仍需有更多的探索和完善，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研究，继续促进这方面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
古代汉语量词“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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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量词本质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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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语量 词 本质研究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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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量词本质研究综述
汉语量词本质研究综述现代汉语量词的类属问题研究综述量词是汉藏语系特有的词类,文章主要以十部重要的语法学著作为考察对象,对现代汉语量词的类属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个人的见解,以期对量词问题的研究和发展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与把握。
量词是汉藏语系特有的词类,量词的存在,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把人们要表达的意思具体化、形象化。
这也是汉语不同于其它语言的一大特色。
但是,由于中国早期的语法研究受到印欧语法的影响,量词的地位并不高,对它的研究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在语法研究的初期,甚至将量词作为名词的一类来研究。
随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量词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并将其从名词中独立出来。
一、量词作为名词的附类《马氏文通》作为最早的汉语语法学著作,既没有给量词命名,也没有给其下定义,只是提到了“记数之别称”,并且认为,“凡记价值、度量、里数之文,皆无介字为先,故以列于宾次。
”我们从其认为量词是“记数之别称”可以看出,马氏是将量词作为名词一类的。
由于《马氏文通》是模仿印欧语法体系的,所以对汉语中特有的量词认识还不足。
1922年,陈泽淳的《国文法草创》中提到了“表数之单位及度量衡”,并且认为它们表示的是“物之所属”,所以,将其归入了名词里面,并没有独立出来。
书中提到了表数的单位,如:个、只、双;表度量衡的,如:尺、寸、升。
1934年,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将数量词归入到了形容词中,但是,数量形容词中并未提到量词,只提出了数词,并将其分为定数和不定数。
书中真正提到的量词只有“师”和“旅”,并将其归入了名词类中的集体名词一类中。
黎锦熙在其《新著国语文法》中正式命名了量词,认为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做所记数的事物之单位。
黎氏将量词分为三项:1.用一种个体的普通名词来表示他物数量。
例如:桶、杯等。
2.专表数量的名称,就是一切度、量、衡。
例如:尺、寸等。
3.既非物体又非专称,大都是从名词转变而成为形容词性质的。
例如:朵、匹等。
本世纪以来(2000～2011)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论
本世纪以来(2000～2011)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论武振玉，孙越(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动词研究一直是古汉语语法研究的重点。
从语义角度看，动词代表的身体活动、社会行为、环境变化等是最重要的语义成分；从语法角度看，动词在句法结构中最活跃。
吕叔湘先生认为，“动词是句子的中心、核心、重心，别的成分都跟它挂钩，被它吸引住”[1]。
中古①汉语语法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对动词、形容词等实词的研究成果较少。
王云路在总结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况时认为，中古汉语词类研究“注重虚词研究……实词的分类性论著就很少见，说明实词与虚词的研究很不平衡”[2]。
新世纪以来，学者们逐渐拓宽研究领域，并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古动词，成果十分丰富，但尚未有专门文献进行总结，仅散见于概述中古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情况的综述性论文中，如方一新、郭晓妮《近十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及王云路《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综述》等。
部分学位论文也对相关动词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专书、专类动词研究为主。
据此，本文拟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古汉语动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便更好地掌握动词研究概貌。
依据研究角度，可以将中古汉语动词研究成果分为专书动词研究和断代动词研究两类，两大类又各含小类。
现分述如下。
一、专书动词研究从研究范围看，专书动词研究有针对全体动词的研究，也有针对部分动词的研究。
(一)针对全体动词的研究从语义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如杜翔《支谦译经动作语义场及其演变研究》，吴晓佳《<生经>动词核心词研究》，焦毓梅《<十诵律>常用动词语义场词汇研究》等。
此外，部分专书词汇研究中多涉及动词研究，如洪晓婷《<南齐书>词汇研究》，漆灏《<大庄严论经>词汇研究》，杨小平《<后汉书>语言研究》等。
此类成果多在穷尽式搜索语料的基础上，依据动词词义的聚合特征对动词进行小类划分，如听视类动词、言说类动词、饮食类动词；或以语义场理论为指导，描绘专书文献中各语义场的共时分布情况，分析、比较同一语义场内各词之间的词义差异。
近30年来的旧词新义研究
近30年来的旧词新义研究张婷【摘要】：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变化。
这些变化推动了语言的发展,使得新词新语大量涌现,其中有一些新词语是通过赋予旧词以新义的方式产生的。
本文讨论的就是此类词汇现象,旨在通过对旧词产生新义现象的描写,探索其中的规律。
“旧词新义”是词汇系统在不增加新词语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和利用现有的语言材料表达新义的一种词汇现象。
本文以《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当代汉语新词典》、《汉语新词词典》、《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现代汉语词典》(2002增补本附录的“新词新义”)为考察范围。
从众多旧词产生新义的词语中筛选出九十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词,作为研究的对象。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30年以来的旧词新义进行了阐述。
第一部分,对30年来的旧词新义进行了简单而细致的描写,还探讨了旧词新义的词义演变情况。
第二部分,探讨了旧词产生新义的途径和旧词衍生新义的方式。
通过梳理分析后,总结出新义产生的途径主要是从专业领域向普通领域转化。
旧词产生新义的方式主要有:修辞获得法、引申法和其他方式。
同时,从社会生活变化、社会心态、语言系统内部和传媒发展这四个方面探讨了旧词产生新义的原因。
最后一个部分,先对新、旧义进行对比,找出其前后的变化情况。
然后把“旧词新义”放入语言运用的动态环境中进行考察,力求对这一词汇现象做出全面的描写和分析。
【关键词】：旧词新义演变结果产生原因产生途径产生方式【学位授予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7【分类号】：H136近来,随着网络的普及,作为网络语言和网络文化载体的网络新词语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网络新词语对人际交往的影响也开始从网上渗透到网民们的网下生活之中。
网络时代,网络新词语也是汉语发展的重要方面。
词汇教学一直为语言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网络新词语作为词汇中最活跃的部分,理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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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中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黎洁琼【摘要】量词的迅速发展是中古时期典型的语法现象之一.对中古量词最早的系统研究是刘世儒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系统论著.近三十年来,研究的方向和角度更加多样化.其中有对专著的研究,有对量词小类的研究,也有对单个量词的探讨,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此同时,也存在着综合比较的不够和概念上的模糊等等不足.【期刊名称】《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16)005【总页数】6页(P131-136)【关键词】中古汉语;量词;刘世儒;《百年来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作者】黎洁琼【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09.2中古汉语的概念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提出的,他在研究汉语语音史时把汉语分为太古汉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老官话五个时期。
对汉语史的分期，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界定，王力先生主张“以语法为汉语分期的主要标准和依据，但还是兼顾语音的标准”将汉语史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的中古时期为公元4世纪～公元12世纪[1](43)；潘允中将中古时代定为“自两晋经过十六国时期至隋唐五代”[2]；向熹参照王力、吕叔湘二先生的观点，将六朝唐宋时期定为汉语史的中古时期[3]；太田辰夫认为汉语史的中古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并认为这个时期是汉语史的质变时期，而且“这种质变可能开始于后汉时期”[4]；相关的分期还有多家，如钱玄同、唐作藩、周祖谟、罗常培等，各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划分，但是总结各家的划分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宋代的归属以及六朝和隋唐五代的分合问题上，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划分的依据的不同。
关于史期的划分，是没有绝对的，既然分期如王力先生说的那样不是阶段性的，就决定了联系中的不可分割性，那么也就只能依据划分的标准或者是依据来判断哪一种更为合理，或者说哪一种在某种条件下更加明晰。
本文对中古的界定按照现今通行的观点，将公元3世纪到公元12世纪，即六朝至五代时期定为中古期。
“中古汉语的语法构造比上古有较大的发展，最突出的就是一部分词已具有自己的语法特征。
”[2]量词的迅速发展是中古时期典型的语法现象之一，在大多数的研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量词特别是名量词的成熟时期，而在唐宋时更是得到了发展。
量词是汉语基本词类中出现最晚的一种，作为一个独立的类的研究是近五十年的事，尽管汉语量词存在了很长的时间。
对其研究由于角度、方法的不同，观点也就有所不同。
刘世儒先生说过，“对于量词发展前途的展望，那就更不能离开史。
要想正确地预见到未来，只有在很好地总结了过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否则那就是臆测，当然可靠性就不大了。
只有把量词的各个历史横断面都研究好了，汉语的整套的系统的量词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否则没有材料，‘游谈无根’，要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那是永远也不会办到的。
”[5]本文主要是对近30年(1979年～2009年，整理过程中发现其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是集中在近十年)的中古时期量词的研究作简单的梳理和总结，以期对断代的量词研究概览为量词的整体性研究整理、积累材料。
对中古量词较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早刘世儒先生。
他于1959～1962年间在《中国语文》上先后发表了《汉语动量词的起源》《论魏晋南北朝的量词》《魏晋南北朝动量词研究》《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研究》《魏晋南北朝称量词研究》系列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写成《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于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是第一部汉语量词断代研究的专著，详尽地叙述了这一时期的量词的使用情况，指出汉语量词的完整体系是在这一时代形成的：名量词数量丰富、分工细密、规范明确，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成熟时期了；动量词虽然是新兴的分类，也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发展。
该书在古汉语量词研究中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以后的研究树立了典范。
”[6]自刘世儒之后对中古的量词渐渐多起来，研究的方向和角度也更加的多样化：有对这一时期某一专著的研究，有对量词小类的研究，也有对单个量词的探讨。
关于量词的词类，在早期的语法书中并没有将量词独立出来，如《马氏文通》称其为：“记数之别称”；陈承泽在《国文法革创》中认为它是“表数的单位”；黎锦熙在《新著国文语法》中也没有将量词独立出来；王力《汉语语法史》仍将其视为“名词的一种”；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将其分为单位词和动量词，但是单位词又列入到指称词的词类之中；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正式将量词列为汉语的词类之中。
“从《马氏文通》发表之后，经过30年代50年代语法界有关词类划分的两次大讨论，后经过半个多世纪，共提出了16种名称，直到50年代量词才得以最后定名，70年代才普遍被接受。
”[7]量词的地位由此逐步奠定。
在对量词内部的分类上，相关的语法著述或者相关的语法研究中基本上把量词分为名量词(物量词)和动量词两类，如杨伯峻、何乐士[8]将量词分为物量词和动量词，其中物量词又包括天然物量词和人为物量词，人为物量词又可以划分为更小的度量衡量词、容器量词、编制量词等；高建平在对名量词分类的时候将其分为度量衡量词、容量量词、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和早期刘世儒先生从性质上将名量词分为陪伴词、陪伴称量词、称量词三类相比，其间有着一致性和相似性[9]。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2007，页 14)把量词分为 9个小类：①个体量词；②集合量词；③部分量词；④容器量词；⑤临时量词；⑥度量量词；⑦自主量词；⑧动量词；⑨复合量词。
从分类上我们可以看到，从陪伴词到称量词，从个体量词到临时量词，每个角度和量词的性质、具体的语法性质相联系。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这种小类的分类中也有着区别，天然和人为考虑的是量词的来源，个体和集体考虑的更多的是量词的性质，陪伴和称量则更多考虑量词的使用。
在很多的研究中将名量词分为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度量衡量词和临时名量词等，可见这样的划分并没有按照一个一致的划分标准，在划分的类别中也容易产生重复的现象。
所以在对量词划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考虑建立一个或者是一系列统一的标准，而不必拘于现代汉语量词的分类标准，在不同的标准下依据需求对量词进行归类以求更好地分析?在李建平《百年来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一文中提到“历来量词研究总是以名量词为主，对动量词的往往只是一笔带过”[5](2)。
在对近年来中古量词研究的整理中发现，对动量词有了一定的重视，不是“一笔带过”，相反是出现了大量的专题和专书的研究。
对名量词的研究也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在刘世儒对量词进行断代的系统研究之后，研究中对量词进行系统的断代的研究的专著很少，看到的近来的量词断代研究中只有游黎的《唐五代量词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其他多是对量词中的小类研究或者对单个量词的溯源，而且大多是在刘世儒先生的基础之上进行分析和研究。
如王向毅对唐代名量词的研究，其指出“唐代是名量词的成熟时期”[10]，和刘世儒先生说过的“汉语名量词发展到这一阶段，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成熟时期”[5](4)有着相左之处。
在对名量词小类的研究中，又主要是对个体量词的研究。
李先银和李莹先后对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两篇都是对个体量词进行探讨的文章，但是从文章中可以看见对个体量词的发展认识所存在的分歧。
李先银认为个体量词的产生是在先秦时期，并说“先秦之前没有个体量词”且“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个体量词的发展时期”[11]；而李莹认为“个体量词产生的时间是殷代后期”[12]。
关于个体量词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个体量词产生于殷代后期，代表人物是黄载君。
他认为：“据我们的考察，甲文中有表容器量和度量衡单位之词，有表集体的量词，但也有‘天然单位’的量词如‘匹’‘张’等。
”[13](2)个体量词产生于先秦时期，代表人物是王力。
他认为：“天然单位的单位词在先秦已经萌芽了，但真正的发达还在汉代以后。
”[1](275)(3)个体量词产生于汉代早期，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贝罗贝。
他认为“在汉代，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那就是个体量词的产生。
”[14]对个体量词的研究还有赵中方，他通过对唐五代的个体量词的描述指出量词由魏晋南北朝向成熟的迈进[15]。
汪小玲、李翩通过“本”这一量词来探析个体量词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16]。
从研究名量词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很多是对单个量词的研究。
游汝杰《汉语量词“个”语源辨析》(语文研究，1985, 4)、王绍新《“个”在唐朝前后的发展》(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2)、张万起《量词“枚”的产生及历史演变》(中国语文，1998，3)、叶桂郴《量词“头”的历时考察及其他称量动物的量词》(古汉语研究，2004，4)、王彤伟《量词“头”源流浅探》(语言科学，2005，3)、李丽群《不定量词“点”和“些”的对比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金桂桃《唐至清的量词“件”》(长江学术2006，1)、张桂梅《浅析量词“起”》(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4)、叶桂郴《从“个”“枚”等三对量词的历史演变来看汉语量词的发展机理》(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8，1)、孟繁杰《量词“条”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宁夏大学学报2009，1)、李计伟《量词“窠”的产生、发展与量词“棵”的出现》(语言科学，2009，4)、孟繁杰《量词“片”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汉语与汉字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属于这一类。
在对单个量词的研究资料中，基本上都有对其源流的探索和使用情况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有纵向的历史比较也有横向的比较，也就是说并不是将视角局限在某一个时段或者某一语义、语法之类的问题上，而是对所研究的量词进行整体性的描述，所以如果仅仅说是对中古量词的研究就显得过于片面，但是名量词在中古时期的成熟决定了他在这个时段的重要性。
这些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性。
在李丽群的“点”和“些”的对比研究中，把这样的思路做了一定的拓展，将两个量词进行对比和分析来确定其归属，这样的思路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独到性。
在对量词的研究过程中，单个量词的研究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对量词的个体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就需要我们将这些单个的“砖”进行有序的排列或者说在进行二度的加工，使他们能够由个体渐次相连继而成一个比较明了的大概，这也是在大量的单个量词研究之后所要做的工作，这项工作着手之前的准备工作也正是现在人们所做的一个积累和认知的过程。
在近年来对名量词专述研究中，量词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是所研究的大多是从小处着眼，如对名量词主要集中在个体量词的研究上，其他小类的研究还相对的缺乏，单个量词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处于起步阶段。
大规模的类似刘世儒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的专著出现甚少，这可能也与量词本身大多性质和其历史发展相关，量词词类的后确定性以及现今分类的非统一性在某一方面也限制了大规模著述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