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影响--新兴国家崛起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新兴国家崛起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经济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同构建的二十国集团成为代替G7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以发达国家群体为高层的等级制的全球经济秩序发生动摇。现行国际经济制度体系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体系，通过新兴国家与传统发达国家的良性互动和渐进性变革，国际经济秩序将逐步实现从等级制向多元平衡的转变。

关键词：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经济结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经济秩序是指特定时期和特定阶段国际社会中的国际行为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为了某种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进行相互竞争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力量对比均衡状态。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近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势头强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步从体系边缘向体系中心迈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融合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的G20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G20的出现与发展势必将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一、新兴国家崛起使国际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2001年，吉姆·奥尼尔在高盛集团全球经济报告中首次提出“BRICs国家”的概念。2003年高盛集团第99号报告《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的道路》预言：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大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

俄罗斯。“BRICs国家”作为新兴国家的领头羊受到世界的关注，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21世纪国际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最显著标志。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加快了新兴国家崛起与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的步伐。西方传统发达经济体受到本次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2010年希腊引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国家经济面临极大困难并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世界经济衰退危险加剧的现实情况下，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依然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四国对全球经济增幅贡献率超过45%，成为金融危机下世界经济“火车头”。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10年“金砖四国”国内生产总值均进入世界前十二位，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的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中印两国进入世界前五的行列，俄罗斯、巴西分别位列第六位和第九位。

尽管在人均GDP、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新兴经济体照比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但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新兴经济体地位上升，西方发达经济体地位相对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动摇了过去几百年时间里形成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正以极快的速度从国际经济体系边缘地带向中心区域靠近，国际经济中心区的国家数量增加，在成员上向新兴国家偏移，“七国集团”垄断世界经济权力的局面将发生变化，国际经济权力分配分散化趋势将逐步加强，权力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传统强

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相对均衡地分配〔1〕(p4-20)。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生变化

随着西方传统工业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其管控国际经济发展、应对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能力也逐渐减弱，以“七国集团”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效率降低，其作为国际经济领导者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1999年，由七国集团首先倡导建立包含十一个新兴经济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非正式对话机制，以二十国财政部长级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的形式，使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国家就防止金融危机等国际经济问题展开对话。尽管在二十国对话机制内，发达国家仍然主导国际经济议题，但二十国非正式对话机制的建立使新兴经济国家有了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问题磋商的机会，国际经济治理平台上终于有了新兴经济体的声音。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加快了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经济不对称格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必然带来国际经济运行与治理机制的新变化。2008年11月，在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召开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G20金融峰会，“决定增强相互合作，努力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新兴经济体在应对本次危机带来的影响，承担国际经济治理责任方面表现突出，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2009年于美国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G20金融峰会被正式界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这个成员占据全球经济总量90%，贸易额占全球80%，融

合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与治理机制，成为代替由传统西方工业化国家组成的垄断国际经济事务的七国集团的新机制。

根据匹兹堡G20金融峰会领导人宣言，“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①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在2008年通过的改革方案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份额和治理，按照这一改革方案，将有超过6%的份额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型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金砖四国”将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个最大股东之列。②2010年，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中，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两大重要国际经济机构在成员份额和投票权上的改革，一方面表现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问题磋商的承认和对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另一方面，是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机制中争取更大话语权，参与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制定，与发达国家共同分享国际经济权力的具体表现。

三、国际经济秩序从等级向平衡的转变

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涵盖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尽管调整国家间行为的权利和规则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意见一致和相互利益，可是，它们的主要根据还是一个社会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2〕(p49)，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反映发达国家利益

和要求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包含的制度与规则，在全球经济体系内导致了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技术扩散速度增强，处于经济体系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体系中力量对比关系的外部表现，在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经济体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建立在固有国际经济结构与制度体系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秩序必然要发生转变。

现实主义认为，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将使新兴国家成为原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利用获取的经济权力设法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改变原有经济制度。但从国际经济现实来看，新兴国家群体并不具备颠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也没有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意愿。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与资本优势，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大多数新兴国家经济结构上仍然以制造业和原材料出口为主，经济结构质量和经济发展可持续能力受到质疑。其次，新兴国家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崛起，是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中国和其他新型强国不想抗拒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只是想在秩序内获得更多的权威和领导力”〔3〕(p37)。国际经济制度体系正在现行经济秩序内进行渐进性调整，适应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变化着的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已于2011年3月正式生效，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新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方案也已提出。“现存国际秩序越是公开并呈现良性，相对于挑

战原有秩序来说，崛起国家如果参与其中，那么它获得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就越大”〔4〕(p143)，当新兴国家群体认为可以通过国际经济秩序内部变革实现其利益，就削弱了新兴国家通过颠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意愿。因而，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将是渐进性的而非颠覆性的。

国际经济秩序变革是一种进程性变化，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进行渐进性调整。从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生根本性易位的可能性不大。新兴国家的崛起将使国际经济权力分散化，国际经济体系将从由西方国家垄断到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与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相适应，新兴国家将更多参与全球经济议程的设定，在国际经济机制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表决权。调整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将同时包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打破由发达国家垄断控制的等级制国际经济秩序，形成多元共存、相对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

结语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承担责任的表现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要求，清楚地表明新兴国家正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创制力。国际经济制度与规范正逐步兼容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新兴国家群体并不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革命性修正主义者，国际经济秩序正

在传统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国家两个群体的互动中通过和平调整推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进程。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将逐步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西方发达国家将与新兴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国际经济秩序将从由西方发达国家大权独揽的等级制走向由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协商、合作共治的更加平衡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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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广成，付瑞红.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J〕.现代国际关系，2011，(08)：37.

〔4〕约翰·伊肯伯里.中国的崛起：权力、制度与西方秩序〔C〕//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