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历史趣谈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与王朝兴衰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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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与王朝兴衰的规律
导语：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在1972 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结合史学、物候、方志和仪器观测，将过
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在1972 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结合史学、物候、方志和仪器观测，将过去5000 年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 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
巧合的是，不同冷暖期所相对应的朝代，也正是王朝兴衰更替的关键时期。
例如，公元1000 年到1200年的南北宋，中国气温趋冷，苏轼诵杏花诗中的「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便可为证。
而宋之前的唐代，不仅都城长安冬天没冰没雪，唐开元19 年，扬州甚至出现双季稻的记载，竺可桢据此推测，处於中国第 3 个温暖期的隋唐，当时的平均温度比魏晋南北朝高摄氏 3 度左右。
竺可桢曾研究了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发现有多刺变化，温度较高为温暖期，温度较低为寒冷期。
第一个温暖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夏、商、西周
第一个寒冷期：东周
第二个温暖期：两汉
第二个寒冷期：三国魏晋南北朝
第三个温暖期：唐朝
第三个寒冷期：五代十国两宋
第四个温暖期(相对温暖，但不及之前温暖)：明朝
第四个寒冷期：(17世纪至19世纪)清朝
中国5000年气候变动有逐渐变冷变干的趋势。
那气候究竟和历史朝代演变有什么关系呢？
生活常识分享。
历史气候变迁与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
历史气候变迁与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由《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所引发的思考摘要：本文联系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述了中国各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与朝代更替的关系。
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差，因此，古代农业对气候变化有较强的依赖性。
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农业来影响社会发展的其它方面。
气候变冷，则社会衰退；反之，则国家强盛，民族兴旺。
由此得出，历史气候变化实乃朝代更替之根本原因。
关键词：竺可桢气候变迁人口迁徙战争朝代更替竺可桢教授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科学家，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奠定了我国现代气候变化研究的基础。
受到国内外许多同行的关注与好评。
同时，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研究中国古代朝代更替的原因，以及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许多历史学家终生奋斗的目标。
然而，过去研究历史朝代的更替大多都只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去寻找原因，从而找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然而，当我读完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后，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当历史气候进入冷期的时候，社会矛盾就比较严重，朝代更替也比较频繁。
相反，当历史气候进入暖期时，则比较容易出现盛世和治世。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我国的汉唐盛世都出现在暖期，而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宋金对峙等乱世都出现在寒冷期。
按照竺可桢教授的研究，中国古代气候的变迁是冷期和暖期交替出现的。
即一个冷期出现之后，紧接着是暖期的来临。
公元前1100年—公元1400年是一个冷暖交替循环的时期，竺可桢称它为物候时期。
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的西周前期，我国进入第一个短暂的寒冷期；2、从公元770年到公元初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气候又转入第二个温暖期；3、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东汉、三国、六朝时代我国气候又转入第二个寒冷期；4、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的隋、唐、北宋初期，我国气候进入第三个温暖期；5、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200年的两宋时期，我国气候进入第三个寒冷期；6、从公元1200年到公元1300年南宋中期到元代中期，我国气候又转入第四个温暖期。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读后感
气候，历史发展的催化剂——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读后感近日来，我拜读了竺老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所感良多。
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是二十四姓的家谱罢了。
”这种说法显然太过具有主观性，但其有时代背景，也反映了中国朝代封建专制的性质。
如今，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变革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读了这本著作后，我体会到气候也是历史发展的催化剂甚至是决定因素之一。
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老先生，在研究中把我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分为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
在寒冷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农耕文明遭受战火破坏，发生的历史事件如西周灭于犬戎、东汉末到南北朝的大分裂、金人和蒙古人灭掉两宋、清兵入关；而商周相继、秦王扫六合、汉唐盛世、元朝大一统都诞生在温暖期。
而在研究中竺老又将整个中华史分成了四个研究时期：考古时期、物侯时期、方志时期和仪器观测时期。
对上古夏商时气候的研究，竺老创造性地分析各地考古出土的动物化石辅以甲骨文记录，通过亚洲象、竹鼠在温带殷墟的化石推断出当年的气候较之后来稍热；这样别具一格的方法可以说是十分精巧，通过这个结果和一些当时求雨用的甲骨文，使得对那个遥远年代的分析更加准确。
在阅读中，另一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研究结尾时，竺老自谦地将这个研究称为“小学生阶段的研究”；这种谦虚苦干的学者态度，着实令人动容，也应该是我们作为新时代大学生应该引为榜样的。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
”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多么强大的朝代，其经济基础都是农业生产；虽然宋元时商业发达曾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主旋律还是重农抑商。
因此，气候对于一个农业国来说就是生命线，一旦气候变冷，就会导致粮食减产。
从竺可桢曲线中不难看出，每一次气温的谷值都对应着朝代变革或是大乱世（如三国、五代十国、宋灭元兴等）。
因为气候变冷时，以古代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无法保证农田生产稳定粮食，继而导致饥荒（若如遇上王朝末期的土地兼并则更甚）；这种饥荒往往赤地千里，史书中常有“年大饥，人相食”如此惨烈的记载，而走投无路的人民百姓成为流民引发农民起义。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一直是环境科学和历史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通过对古代文献记载、考古遗址和自然记录的分析，研究者们得出了一些对气候变迁的初步认识，下面是一些相关参考内容。
1. 《左传·哀公七年》：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一些与气候有关的信息。
例如《左传》中记载了公元前510年，周朝国君哀公七年冬天非常寒冷，民众冻死成千上万。
2. 黄土高原陕西省华县文献：发现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农民古代记忆，揭示了过去几千年华山地区的较为明显的气候变化特征，包括暖期和寒期的交替。
3. 中国大陆冰川记录：中国大陆的一些高山地区保存了丰富的冰川遗迹，研究者通过对冰川的物理和化学特性进行分析，可以推测出过去几千年来的气候变化情况。
4. 树木年轮分析：树木年轮记录了树木生长的年份和季节性变化，通过对树木年轮的分析，可以推测出古代气候的湿度和温度等变化情况。
5. 湖泊和沉积物分析：中国大陆许多湖泊保存了大量的沉积物，通过对湖泊沉积物的物理和化学特征进行分析，可以推测出古代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频率。
6. 古代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文献中，如《礼记·月令》、《山海经》等经典著作，记录了一些与气候相关的信息，例如季风、旱涝等天候现象。
7. 古代农业生产情况：通过研究古代农业生产的方式和技术，可以推测出当时的气候条件。
例如，古代农民栽种水稻的选择和农作物的收成情况，往往与当时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8. 古代建筑和城市规划：古代建筑和城市规划往往会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做出调整。
通过对古代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分析，可以推测出当时的气候状况。
综上所述，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可以通过古代文献、考古遗址、自然记录等多个方面的研究进行初步认识。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对过去的气候变化有一定的了解，也能够为今后的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中国近五千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9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有些人认为在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候并无变动。
这种唯心主义的论断，已被我国历史记录所否定。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在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可惜非常分散。
这篇论文就手边的材料进行初步分析，希望把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轮廓。
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而温度的变化在冬春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我国冬季温度主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所控制，升降比较统一。
因此，本文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
近五千年的时间，根据材料的性质，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考古时期（约公元前３０００——１１００年）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用14C同位素测定为约５６００——６０８０年前）和河南安阳殷墟（约公元前１４００——１１００年）的发掘表明，当时猎获的野兽中有竹鼠、麞和水牛等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而现在西安和安阳一带已经不存在这些动物了。
此外，在殷代留下来的甲骨文上可以看出当时安阳人种稻比现在大约要早一个月。
在山东历城县发掘龙山文化遗迹中找到一块炭化竹节，有些陶器外表也似竹节。
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可直到东部沿海。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假设，五千年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１°—３°纬度。
对照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温度，可以说五千年前的仰韶到三千年前的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比现在年平均温度高２℃左右，正月份的平均温度高３°—５℃。
物候时期（公元前１１００——公元１４００年）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常常用肉眼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是物候。
物候学也可以说是没有观测仪器时代的气象学和气候学。
我国劳动人民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便开创了这种观测，积累了三千年的丰富材料。
中国历史上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
中国历史上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该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满志敏利用文献物候资料研究了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气候影响的同步性原理、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模式、生物响应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等基本理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22]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倪根金认为其变化原因，除了社会因素外，气候变化和生态平衡破坏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23]王晖利用古代土壤学的新研究成果和先秦古文献与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对商末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环境进行考察，认为商后期干旱的气候和饥荒是周武王克商的直接导火线，导致商周之际的改朝换代。
[24]秦冬梅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气候异常期，具体表现为冷暖变化、干湿变化的异常及各种自然灾害数量的增多，这种异常的气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粮食歉收，从而间接地影响社会安定程度。
[25]王开发通过对上海地区大量孢粉样品的研究。
发现沪杭地区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具有多次的波动，表现出5个凉期和4个暖期。
[26]中国是个水灾频仍的国度，水与生态环境问题必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樊自立和方英楷撰文对塔里木河水资源问题进行探讨。
樊文指出，在气候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消耗由以自然生态为主转向以人工绿洲生态为主，从而使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其变化规律是：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互有消长，“人进沙退”和“沙进人退”皆有，但以沙进人退为主；上游灌区引水增加，人工绿洲由原先多分布在河流下游三角洲向山前平原推进，面积不断扩大，使这里生态环境改善；河流中下游由于水量减少，古代绿洲消亡，天然植被退化，沙漠化扩大，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处于沙漠和绿洲之间由林地、草地和自然水域构成的过渡带不断缩水，防护功能不断减弱，形成了沙漠危逼绿洲的严峻形势。
[27]方文则总结了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5次改道，引起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剧变、绿色走廊衰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保护塔里木下游绿色走廊的18条措施。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历史时期的世界气候是有变迁的。
非常丰富的中国历史文献为研究我国古代气候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作者根据历史和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
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一3℃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时代。
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
这种气候变迁是全世界性的。
气侯变冷时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向西移到西欧。
温度回升时则自西向东行。
充分认识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情况并掌握其规律，“古为今用” ，对气候的长期预报是有所补益的。
目次一、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一1100年）二、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公元1400年）三、方志时期（公元1400一1900年）四、仪器观测时期（从公元1900年开始）结论前言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如沈括（公元1030-1094年）、刘献廷（公元1648-1695年）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无常，早有怀疑。
但他们拿不出很多实质性事实以资佐证，所以后人未曾多加注意。
直到现世纪二十年代，“五四”运动、即反帝反封建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革命精神：一部分先进分子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新形势下，近代科学也受到推动和扩展，例如应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并根据发掘材料对古代历史、地理、气象等进行研究。
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据此推断在三千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1]。
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成绩毕竟是有限的；或因材料不足而作了错误的判断。
例如，近三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2]，这是不对的。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的复杂问题。
以下是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些参考：冰期与间冰期交替出现的气候波动根据地质学的研究，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呈现出冰期与间冰期交替出现的特点。
冰期是指地球气温大幅度下降，导致全球进入冰川期，而间冰期则是指地球气温相对稳定，冰川消融，海洋扩张，地球表面恢复温暖。
这种气候波动对中国及全球的气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时期的干旱与湿润周期历史气象学的研究表明，中国在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中，经历了多个干旱和湿润的周期。
这些周期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在湿润周期，降雨充沛，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而在干旱周期，干旱少雨，容易导致农业生产减产和自然灾害频发。
历史气候变迁的原因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地球轨道参数的变化、太阳活动、地球自转速率等自然因素对气候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人类活动也对气候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过度砍伐森林、过度开垦土地、过度放牧等，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加剧了气候变化。
未来气候变迁的预测基于现有的科学数据和研究，科学家们对中国未来气候的变迁进行了一定的预测。
预测结果表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气候变化可能将继续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例如，在温室气体排放继续增加的情况下，全球气温将升高，中国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此外，全球气候变化也将对中国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需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总之，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侯变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
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需要不断加强研究工作，探索其中的规律和机制。
同时，政府和公众也需要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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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阅读指南］竺可桢(1890.3.7—1974.2.7) 浙江绍兴市人，我国卓越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建国前先后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1972年的《考古学报》第l期上，83岁的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后转载于1973年《中国科学》16卷2期，以及1973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
全文篇幅也就5000余字，却聚集了竺可桢先生毕生研究的成果，可谓其学术生涯的扛鼎力作。
这项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论文包含有大量古代典籍与方志文献的记载，广泛地被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所引用、推崇，对历史学家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几乎只要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或中国环境史、物质文明史的文章，都会在参考文献中摆上竺可桢的这篇经典论文。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评论是：“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少见的作品，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
”对这样高山仰止的学术名篇，我们自然应该潜心阅读。
文章开头就单刀直入，陈述了研究中国气候变迁的主要指标依据：“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而温度的变化在冬春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我国冬季温度主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所控制，升降比较统一。
因此，本文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
”随后是罗列、引用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记载的大量例证，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
根据材料的来源和性质，把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的时间，分为四个时期——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仪器观测时期。
最后得到的4条初步性结论：在我国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以后有一系列范围为1—2℃的上下摆动；在每一个400至800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50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升降范围是0.5—1℃；最冷的时期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向西传播到大西洋海岸。
结尾还参照对比了挪威的雪线高低的变化，丹麦格陵兰岛冰川研究的成果，得到大体一致的结论，证明了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历史时期的气候存在变迁过程，今天已经是常识，气候变化更是热点话题。
可是就在八九十年前，欧美的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还认为，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
竺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所以才以《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为始，50年里，一直潜心坚持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
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运用的一些史籍中的资料事例，有些不免显得零星，由此得出的关于某些历史年代气温冷暖的一些结论也似乎证据不够充分。
后来有学者专门发文对竺可桢论文中的事例逐个考证，指出了该文在史料的引用和理解方面存在的某些错误，但对作者确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毫无异议。
的确，今天研究古气候的学者，有冰芯记录、沉积岩芯、花粉研究、树木年轮……等多种精密的科学手段和研究方法，与这其中的任何一种相比，竺可桢当年用物候学的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无疑是显得有些“笨拙”。
但是，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就在于他能突破那个时代的各种限制，在工具和研究手段都显得捉襟见肘的条件下，运用开创性的方法做出许多贡献和成果，令我们后人碎步疾行亦难企及！（周光明）［正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作者：竺可桢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而温度的变化在冬春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我国冬季温度主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所控制，升降比较统一。
因此，本文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
近五千年的时间，根据材料的性质，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1100年）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用碳－14同位素测定为约5600——6080年前）和河南安阳殷墟（约前1400——前1100年）的发掘表明，当时猎获的野兽中有竹鼠、麞和水牛等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而现在西安和安阳一带已经不存在这些动物了。
此外，在殷代留下来的甲骨文上可以看出当时安阳人种稻比现在大约要早一个月。
在山东历城县发掘龙山文化遗迹中找到一块炭化竹节，有些陶器外表也似竹节。
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可直到东部沿海。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假设，五千年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1—3个纬度。
对照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温度，可以说5000年前的仰韶到3000年前的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比现在年平均温度高2℃左右，正月份的平均温度高3—5℃。
物候时期（前1100——1400年）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常常用肉眼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是物候。
物候学也可以说是没有观测仪器时代的气象学和气候学。
我国劳动人民早在公元前11世纪便开创了这种观测，积累了3000年的丰富材料。
中国的许多方块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
在周朝（公元前1066年开始，定都于西安附近的镐京）初年的文件中，如衣帽、器皿、书籍、家具和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
可见周初黄河流域竹类广泛生长，而现在则不行了。
商周时代，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
对于他们，季节的运行是很重要的事。
人民采用各种方法来定春分，作为农业操作的开始时期。
当时位于山东近海的郯国人民，每年观测家燕的最初来到以定春分，但是现在家燕３月22日才到长江下游。
郯城和长江下游的上海两地的年平均温度相差1.5℃，正月平均温度相差4.6℃。
这个结果与考古时期用竹子分布区域变化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周初温暖的气候不久就恶化了，汉江在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就两次结冰。
但是，到春秋时期（前770—前481年）又和暖了。
《左传》中往往提到，山东鲁国过冬，冰房得不到冰。
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到处可以生长梅树。
《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
《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
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都无梅树了。
而且在商周时期，梅子被普遍用来调和饮食，因当时不知有醋。
这说明梅树的普遍性。
战国秦汉时期，气候继续暖和。
清初的张标研究了秦朝《吕氏春秋》中的物候资料，认为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
汉朝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分布，如桔在江陵（四川），桑在齐鲁（山东），竹在渭川（陕西），漆在陈夏（今河南南部）。
这些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都推向北方。
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筐盛石子来堵口，可见那时河南淇园竹子的繁茂。
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国都洛阳晚春还降霜雪，但冷的时间不长。
当时，河南南部的桔和柑还十分普遍。
直到三国时代，曹操（155—220）在铜雀台（今河南临漳西南）种桔，已经不能结实了，气候已比司马迁时寒冷。
曹操儿子曹丕在225年，到淮河广陵（今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
由于严寒，淮河忽然结冰，演习不得不停止。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
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
这种寒冷继续下来，直到第3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80—289年这十年间达到顶点。
当时每年阴历４月份降霜，估计那时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１—２℃。
南北朝时（420—579年），南京覆舟山筑有冰房，是用以保存食物新鲜的。
那时南京的冬天应比现在要冷２℃，才能提供储藏需用的冰块。
约在533—544年出版的《齐民要术》，总结了六朝以前中国农业最全面的知识。
根据这本书，当时黄河以北阳历４月中旬杏花盛开，５月初旬桑树生叶，与现在相比约迟了两周到四周。
此外，书中还讲到当时黄河流域石榴树过冬要“以蒲藁裹而缠之”，也表明6世纪上半叶比现在冷。
隋唐时代（581—907）中，在第7世纪中期，气候变得和暖了。
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冰无雪。
8世纪初和9世纪的初和中期，西安的皇宫里和南郊的曲池都种有梅花，而且还种有柑桔。
公元751年皇宫中柑桔结实，公元841—847年也有过结实的记录。
柑桔只能抵抗-８℃的低温，而现在的西安几乎每年的绝对最低温度都在-８℃以下。
到公元11世纪初期，华北已不知有梅树了。
宋朝诗人苏轼（1036—1101年）有“关中幸无梅”的诗句。
王安石（1021—1086年）嘲笑北方人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的句子。
从这种物候的常识，就可知道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
12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
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还可以通车。
太湖和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桔全部冻死。
杭州落雪频繁，而且延到暮春。
根据南宋的历史记载，从1131—1260年，每十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是４月９日，比12世纪以前十年的最晚春雪约推迟一个月。
1153—1155年，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冬天结冰。
1170年阳历10月，北京西山遍地皆雪。
现在，这种现象是罕见的了。
福州是中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一千多年来，曾有两次荔枝全部死亡，一次在1110年，另一次在1178年，均在12世纪。
日本的封建主历年在西京花园设宴庆祝日本的樱花盛开，从9世纪至19世纪，均有日期的记载，从而保留了一份物候记录。
这个樱花开放时期，以第9世纪为最早，第12世纪为最迟。
12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又开始回暖。
1200年、1213年、1216年和1220年，杭州没有冰和雪。
这个时候，北京的杏花也是在清明开放，与今日相同。
这种温暖气候好象继续到13世纪的后半叶。
因为自隋唐在河内（今河南博爱）、西安和凤翔（陕西）设立的管理竹园的竹监司，在宋元两代断断续续，直到明朝（1368—1644年）末年才完全停止。
从此，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培植了。
13世纪初和中期的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
据收集到的记载，1309年，无锡一带运河结冰。
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冰数尺，桔树再次冻死。
1351年阳历11月黄河在山东境内就有冰块顺流而下，而近年河南和山东到12月时黄河才出现冰块。
当时家燕在北京是4月末来，8月初去，同现在物候记录相比，来去各晚早一周。
可见，14世纪比13世纪和现时为冷。
日本樱花物候也有同样的反映。
1221年，丘处机从北京出发去中亚见成吉思汗，曾路过新疆赛里木湖。
他称之为“天池”。
他说，湖的四周有山环抱，山上盖雪，影映湖中。
但是，现在那些山峰上已无雪了。
那些山峰高约3500米，说明那时雪线在3500米以下。
现代天山这部分的雪线位于3700至4200米，则13世纪的雪线大约比现在低200—5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