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史(名词解释)

文化：我们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所创造的并且渗透在其一切行为系统里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中国古代汉字文化系统里“文化”概念，其一，指历代统治者所施行的文治教化的总和。其二，指文物典章、朝政纲纪、道德伦序，以及成为礼俗日用的一整套观念和习俗。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概念分类有以下四种，成果论，能力论，精神论，行为模型论。中国学者的文化概念大致上都超不出我们所归纳的四大类观点。“文化”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第二，“文化”是在历史上产生的，是历史传习的结果。但是作为“文化”的本质，它有着两个显著的品格，即整体性和历史性。

丝绸之路：西汉（公元前2世纪前后），张謇通西域，开辟了从长安（今西安市）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北方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当时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有陆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箕子朝鲜：史料表明古朝鲜是由箕子所率领东走的商人（东夷人的一支）和朝鲜半岛土著的濊人结合而成。中外史学家对箕子王朝鲜之说，颇有争议，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朝鲜的多数学者否认“箕子东来说”，少数人则认为是历史事实。韩国史学界有人认为箕子是存在的，并要求在“国史”中加以记述。有人则否认箕子朝鲜的存在。我国史学界，有些认为箕子朝鲜说“未必完全可靠，可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也有人认为此说是能够成立的。

和平文化：10000年至6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和平（河内西75公里，在越南北方和平、宁平、清化等省发现）文化时期。除了越南外，范围还涉及老挝、泰国一部分。其打制石器与欧洲的旧石器相同，多用整块砾石或砾石片制成，器形不甚稳定，以杏仁形、盘形工具和短斧为主，另有少量刃部磨光了的长方形石斧。由于中国南部也发现了同类遗物，所以有人认为它是从中国传播而来的。另外，同类遗物还远涉马来半岛，由此可窥见对当地的影响。

北山文化：9000～7000年（或5千年）前，属新石器时代的北山文化时期。它已有磨制石器有的砾石上刻有粗略的人面及其他图案。陶器较为进步，葬仪也很讲究，发现有随葬品。五千年前蜀越已经有了共同的文化，在和平、北山两地发现的石器和巴蜀所发现的相比较，新石器时代前期，蜀、越几乎完全相同。新石器时代后期，虽然稍有差别，亦只带地方色彩而已，中国古代中越交通。

东山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越南迎来了青铜时代。东山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年代为公元前4～公元2世纪，受中国战国至汉代的影响。今清化省东山村出土的汉文化遗物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铜器相仿佛。

赵佗（南越王）：南海尉任嚣在临死前召见部下龙川令赵佗，向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建议割据自立，于是赵佗代行南海尉。秦灭，赵佗即进攻并吞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断绝与内地的联系，并且通过法律手段诛杀秦所设置的长吏，以其党为假守。在执政期间，由于他一直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并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南越之地，使南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徐福：秦朝著名方士，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故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名望颇高。他出山的时候，是秦始皇登基前后，李斯的时代。后来被秦始皇派遣，出海采仙药，一去不返。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以及已经预备的三年粮食、衣履、药品和耕具乘坐蜃楼入海求仙，耗资巨大。但徐巿率众出海数年，并未找到神山，徐福则在当地之山——“崂山”留下后代，后代改姓崂或劳。公元前210年，徐福再度率众出海，来到“平原广泽”，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来自立为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沥纸的方法，此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国。也有说徐福死于大海中之说。

遣隋使：隋代日本推古天皇朝派遣到中国的使节团。当时圣德太子摄政，600年、607年、

608年、614年四次遣使入隋。圣德太子的意图是求取佛经，促进佛教的流通，和吸取学习中国的文化与典章制度。所以使臣之外，有学生和僧人随同前来。被选派的，多为归化汉人的后裔，以有利于学习。他们留居中国往往长达三十余年。如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旻等，回国以后，对646年的大化改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阿部仲麻吕：阿倍仲麻吕698年(另说701年)出生日本奈良附近的一个中等贵族家庭，父亲阿倍船守。担任中务大铺（正五位上）。阿倍仲麻吕天资聪敏。自幼勤奋好学，尤其羡慕中国唐朝文化，酷爱汉家文学。716年（灵龟二年）8月，日本政府决定派出第九次批遣唐使团，任命多治比县守为押使、阿倍安麻吕为大使（后改任大伴山守），藤原马养为副使。同时选派遣唐留学生，年只十九岁的阿倍仲麻吕光荣中选。阿倍仲麻吕十分荣幸地入了国子监太学。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大学结业，参加科举，荣获进士。在学者云集，俊秀如林的长安，作为一个外国人能获此殊荣，充分说明了阿倍仲麻吕确有超群的才华。由于朝廷的提拔，阿倍仲麻吕不断荣升高位。仲麻吕入唐五十四年，历侍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备受殊遇，荣达公爵。为中日两国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鉴真：鉴真（688~763），唐朝僧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14岁随父于扬州大云寺出家，从智满禅师为沙弥。26岁，鉴真成为了精通佛教律宗学说的有名的和尚回到扬州，并以这里为中心，开始了他此后三十年在淮南地区广泛的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55岁时，鉴真住扬州大明寺，为众讲律。天宝元年（742），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请鉴真去日传戒，鉴真欣然应允。从当年开始至天宝七载，7年中，鉴真先后五次率众东渡，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返途时突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天宝十二载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了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今奈良）实现了东渡宏愿。此后鉴真在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了十年，传播了唐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奝然：奝然（938—1016年），俗姓秦。其生于京都，幼入东大寺从观理习三论宗，又从石山寺元杲习真言密教。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为弘佛法，在克服了诸僧的反对和老母的支持下，奝然请得东大寺的入宋牒，率领弟子成算、祚壹、嘉因等四五人乘宋商陈仁爽、陈仁满之船入宋求法。八月十八日抵临海，于龙兴寺（台州开元寺）求学天台宗。九月九日上天台山国清寺巡礼，继入东京谒宋太宗。太宗召见奝然，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又求诣五台山，复归东京，游历洛阳、龙门诸圣迹。雍熙二年（985年）六月二十七日，回到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雍熙三年（986年）六月，奝然搭乘台州商人郑仁德之舶回到了日本。奝然求学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时，龙兴寺已改“开元”之名。此时距日本天台宗创始人传教大师最澄于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坦受圆教菩萨戒也有一百八十年的时间了。但奝然仍把它作为求学的起始和回归之地，可见临海龙兴寺在日本天台宗和奝然心目中之神圣。奝然在临海开元寺一住就是一年时间，回国时，带去了大量的经书和物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现存于日本京都五台山嵯峨清凉寺之释迦瑞像。瑞像的雕刻是在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完成的。据《鉴端造立记》和《入瑞像五脏具记舍物表》，瑞像的雕刻时间是雍熙二年（985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十八日，并且工匠张延皎、张延袭兄弟的名字明确书写于像背装藏洞的木盖板背后。此外，瑞像台座上还阴刻有“唐国台州开元寺（龙兴寺）僧保宁”十字。

一山一宁：俗姓胡，“一山”是号，临海城西白毛村人。自幼出家，先于邑之浮山鸿福寺师事无等慧融，学临济宗大慧法系禅法。又入四明普光寺，从神悟处谦习《法华经》，受天台教义。作为使者的一山一宁，刚踏上日本九州博多的土地，即为当时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贞

时软禁于伊豆国（今静冈县）的修禅寺。一宁博学多才，精通诸子百家之学，又工书法，交游十分广泛。日本正和二年，也就是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后宇多法皇下诏关东，邀请一宁入京主持南禅寺，亲询法要。自此，一宁的禅法大行，朝庭官员、贵族及僧俗信徒等，纷纷前来参禅问道。后以老病，屡请退隐，乃潜遁越州。法皇特下书，慰谕使归。不久，一宁日本之行的脚步终于尽步—文保元年（1317年）。年已七十一岁的一宁遗书于后宇多法皇，留下了“横行一世，佛祖钦气，箭既离弦，虚空落地”的偈语，泊然而化。一宁死后，后宇多法皇赐谥“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之号，简称“一山国师”。

马可波罗： 13世纪意大利的的旅行家和商人。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沿陆上丝绸之路前来东方，在1275年到达元朝大都（今北京）。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并称担任了元朝官员，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地方，到过云南和东南沿海地区。1289年波斯国王阿鲁浑的元妃去世，阿鲁浑派出三位专使来元廷求婚。忽必烈选定阔阔真为元室公主，马可波罗趁机向忽必烈大汗请求参与护送任务，在完成使命后，他们可以并顺路归国。1292年春，马可波罗随三使者护送阔阔真公主从泉州起航出海到波斯成婚。1295年马可波罗一家回到意大利。回意大利后，马可·波罗在一次海战中被俘，在狱中他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元朝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史籍。

郎世宁：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生于米兰，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郎世宁到中国后，画有大量作品，存世的有近百幅。郎世宁在绘画上具有较强的写实能力，描绘的人物逼真酷肖，深得几代皇帝的喜爱。郎世宁在清朝宫廷创作了为数不少的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画幅，描绘的大多是当代发生的事件，其中有些人物和事件他都耳闻目睹。到了清朝，由于像郎世宁这样擅长油画的传教士进入宫廷供职，便将欧洲的油画技艺带进了中国皇宫。郎世宁不但自己在宫中画油画，还向中国画家传授油画技艺。清宫铜版画精品《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却是由郎世宁等绘制草图并在他指导下完成的。回顾郎世宁在中国的艺术活动，不难看出他对于中国和欧洲之间文化艺术交流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欧洲艺术对于中国宫廷艺术的影响。这自然也就确立了郎世宁在艺术史上的地位。郎世宁所涉及的艺术门类，范围相当广泛，他几乎将当时欧洲主要的艺术品种及技法都介绍到了中国。清代宫廷绘画的典型风格，就是在郎世宁传来的欧洲画风影响下形成的。郎世宁是以耶稣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华的。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使他具有一种献身的精神，而客观上却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做了有益的工作。

利玛窦：利玛窦，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韬：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原名利宾，字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弢园老民等，吴县甪直人。道光八年十月初四(1828年11月10日)，王韬出生于甪直镇书香门第，自幼毕读群经，博学多才，18岁便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后应乡试不第，从此绝意仕途。1849年家乡大水，加上父亲去世，王韬接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邀请，来到上海墨海书馆，从事编译西学书籍工作达13年。其间他主要居住在香港，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1867-1869年，王韬应理雅各之邀漫游西欧，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对欧洲的实地考察。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了著名的《循环日报》，自任主笔，这是我国第一家以政论为主的报纸，通过报纸，王韬积极传播西方文化，呼唤改革开放，鼓吹变法图强，其思想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立宪运动都产生重大影响，林语堂称王韬是“中国新闻报纸之父”。1879年应日本学者邀请，王韬东游日本，都下名士，争与王韬交，盛况空前。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书40余种，王韬著史的目的，是要介绍“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性尽理，务以富强其国”的史实，来医治国人“固陋自安”的积弊。

汤若望：德国人，罗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左侧，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在科隆有故居，塑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稣会档案馆有他大量资料。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华40余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从总的趋势看，20一30年代，汤若望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时期，80年代发表的一有关汤若望的论述具有启迪思维的作用，是需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和全面的研究。

莱布尼茨：真正使中德文化发生密切交往的奠基人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他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学者贝勒、马尔布朗舍、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一样，受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报告的影响，对中国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为之神往。真正使中德文化发生密切交往的奠基人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他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学者贝勒、马尔布朗舍、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一样，受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报告的影响，对中国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为之神往。莱布尼茨的学生、德国著名哲学家沃尔夫在哈勒大学做了“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引起轰动。

同文馆：清代最早培养译员的洋务学堂和从事翻译出版的机构。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成

衙门下设立同文馆。该馆为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最初只设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后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学等班。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1862年6月入学的仅十人，以后扩大招收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入学学生逐年增多。

雅克萨之战《中俄尼布楚条约》：雅克萨（现名：牙克石）之战，是沙俄侵略者妄图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中国军民被迫进行的一次反对侵略、收复失地的自卫战争。清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5—1688年），中国军队为收复领土雅克萨，对入侵的俄军所进行的两次围歼战。是中国对俄的第一次自卫反击战。俄方称之为1649—1689俄中边境冲突，朝鲜则称之为罗禅征伐。

尼布楚条约（《尼布楚议界条约》）是中国和俄国之间签定的第一份边界条约。1689年8月22日，清、俄两国在尼布楚开始会谈。清国使团重要成员有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等，俄国使团由御前大臣戈洛文、伊拉托木斯克总督符拉索夫率领。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清政府全权使臣索额图和沙俄全权使臣戈洛文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内容以满、汉、蒙、俄和拉丁文五种文字刻成界碑。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东西边界，从法律上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清政府同意把贝加尔湖以东原属中国的尼布楚土地让给俄国。

丁韪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1850～1860年在中国宁波传教。由于他熟谙汉语，善操方言，1858年中美谈判期间，曾任美国公使列卫廉译员，参与起草《天津条约》。丁韪良，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丁韪良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1865年为同文馆教习，1869－1894年为该馆总教习，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又得二品官衔。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憎恶义和团的暴行，主张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罢黜慈禧太后。继返美国，寻复来华，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筹建大学堂，未成，随又去北京。创立北京崇实中学，（现北京二十一中学）崇实中学第一任校长。

徐继畲：晚清名臣、学者，《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字松龛，又字健男，别号牧田，书斋名退密斋，山西代州五台县人。道光六年进士，历任广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著有《瀛寰志略》、《古诗源评注》、《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等。

林乐知：林乐知字荣章，生于美国乔治亚州，基督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旧上海著名的翻译家和教会教育家。咸丰十年（1860年），偕夫人来上海传教。。他在四处布道的同时，还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广泛结交社会名流。由于工作努力，曾被清政府授予五品顶带官衔。同治三年(1864年)3月经冯桂芬介绍，担任上海广方言馆首任英文教习，聘期6个月。期满后参加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工作，后又再次受聘担任英文教习，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期间，他上午教书，下午译书，16年中译述了《欧罗巴史》、《万国史》、《格致启蒙化学》、《格致启蒙天文》、《列国陆国制》等10余本有关外国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的著作868年林乐知在担任《上海新报》编辑期间，创办了中文教会期刊《教会新报》。1874年9月，他将该期刊从第301期开始改名为《万国公报》(周刊)。1883年后因其忙于中西书院事务，无法兼顾而停刊。1881年林乐知为了实现把办教育作为宗教渗透、推进中国政治改良、扩大西方国家影响愿望，辞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和制造局翻译职务，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创办了“中西学堂第一分院”。第二年，林乐知又于虹口吴淞路开设了第二分院。林乐知对中西书院的教学体制作了精心策划。1905年5月林乐知短期回国，受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接见。1906年返回上海，1907年5月因病在上海逝世。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名YungWing，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他因促成并且经理了两件大事而彪炳史册：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容闳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1，寺塔建筑，现在常见各种形式的寺院以及塔的建筑，都是佛教传入之后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式。而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的寺、塔等建筑物也就逐渐地增多起来。自从出现了寺、塔等宗教建筑物之后，在中国的建筑史上，也就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从而使得建筑科学更加丰富起来。2，石窟艺术。以云冈，龙门，敦煌三大石窟艺术为代表的中国石窟艺术，可以说遍布全国。在这些石窟艺术的倡始者，虽然都是出于宗教的动机，也就是为了“修福”为了祈求佛的“庇佑”而不惜浩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开凿石窟。但是，无数的劳动者和无名的艺术家的辛勤劳动，却创造届举世无双的艺术杰作，中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骄傲。3，小说文学。佛教深深入地影响了中国的古典小说文学者，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想象力，其二是出世以及因果报应的思想。胡适曾说过：“印度的幻想文学之输入确有绝大的解放力。试看中古时代的神仙文学。佛教之影响中国古典小说文学者，是多么深刻。4，此外佛教，在施暴如绘画、雕塑、音乐、诗歌、音韵、文字等方面也有广泛影响。

二、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1，佛教的戒律，不杀生，行善事等的提倡，促进了中国

人的，乐善好施，以及不乱杀动物，在当今对于动物保护仍有裨益。2佛教提倡的“众生平等”，成为劳苦大众，反抗压迫，争取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上的精神上的一大支柱。3，佛教的清心寡欲，促进人们心灵的净化，成为很多失意人心灵的栖息地，在为稳固社会秩序的重要的支柱。4，佛教，作为外来事物，它的到来，无疑是耳目一新，别开生面，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活力。5，统治者大力推行，有利于人们思想的统一，促进大一统。6，佛教的出现，使无神论和有神论进行不断论争，促进了中国无神论的发展，使中国人的思辨能力，哲学得到发展。7当然佛教的影响，远不只这些，还有许多消极影响，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同文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对近代教育的影响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教育是其重要内容。洋务派举办的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开启了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历程。同文馆的成立不仅仅是洋务运动开端的重要标志，而且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国近代教育史、晚清近代化进程等方面都占有一席之地。它是中国近代官立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它所培养的人才在清末民初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同文馆的发展史反映了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过程，同样也可以折射出晚清近代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京师同文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改变封建传统教育的首次尝试，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

中西文化之鉴：跨文化交际教程

语言文字畅达、优美，逻辑思维严密，这更是给读者增添了无限思维的愉悦和阅读的趣味。作者Linell Davis是南京大学的美籍外国专家，在中国执教已多年。Linell Davis在这多年旅居中国的生涯里，凭着一腔对东方文化的兴趣，著书立说来比较中国与美国这两个民族在宏观文化统照之下，其微观文化的巨大差异。她从观念、思维、习俗、人际交往等方面入手，通过大量详实的材料佐证了其多年来对中国微观文化的感悟与思索。这对我们读者来说不啻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之旅”。带着一种“文化观”进入到这么一种“文化之旅”，它无疑会开阔我们的思维，增加我们的文化体验，构筑我们丰富的心灵园地，从而对自己的本土文化进行一次全面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