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一)
萧统《文选》的影响
萧统《文选》的影响《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
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原有30卷，今通行本分为60卷，内容包括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类别。
《文选》所选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梁初(以“不录存者”的原则没有收入当时尚健在的作家)，作品则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原则，没有收入经、史、子书。
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
与之相适应的是文艺理论中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和文学体制的辨析日益精密。
宋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刘彧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都可以标志文学已经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
文学作品的数量众多﹐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乃应运而生。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以迄陈﹑隋﹐总集共有 249部﹐5224卷﹐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宋代刘义庆的《集林》﹐但都已亡佚。
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文选》。
南朝的统治阶级上层，大多爱好文学﹐并以此作为门第和身份的一种标志﹐因而奖励提倡﹐颇多建树。
萧统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
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他的门下有许多文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篇籍﹐商榷古今﹐并从事文章著述。
当时东宫有书近3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著有《文集》20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10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20卷﹐《文选》30卷”。
《隋书---经籍志》于《文选》 30卷﹑《古今诗苑英华》 19卷之外﹐在谢灵运《诗英》下注：“又有《文章英华》30卷﹐梁昭明太子撰﹐亡。
浅析萧统的基本文学思想
浅析萧统的基本文学思想摘要：萧统的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用儒家的思想评价诗文。
尊帝王、重讽谏、宣孝心、美教化、厚人伦,贯穿于《文选》的选文定篇之中。
他试图用诗文的形式,改造社会,维护封建统治,使诗文成为“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
萧统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思想，同时，又兼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对陶渊明等隐士的企羡，也可见他受了道家的某些影响。
而不废娱情,注重通变的文学思想在齐梁时期迫求“新变”的文学思潮中, 仍然保持了一种中正趋新的儒雅风度。
关键词：萧统文学观念儒家《文选》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兰陵（在今江苏丹阳市）人，南朝梁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
天监元年（502）两岁时便被立为皇太子，及至天监十四年（515），他开始协助梁武帝处理政务，成为实际上的“副二”之君。
普通七年（526），其母丁贵嫔亡故，萧统轻信道士之言，在丁贵嫔墓侧埋下蜡鹅等物以压不详，不久，事情暴露，他失去了梁武帝的欢心，又因不能自明其意而“惭慨”交并，终在中大通三年(531)郁郁病殁，时年三十一。
死后，谥曰昭明，世称昭明太子。
其父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在齐代，萧衍与竟陵王萧子良友善，子良爱好文学，开西邸，招文学之士，与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诸人游，号称“八友”。
此后历任中书监、大司马、骠骑大将军、相国等要职。
先后封为建安郡公、梁公、梁王。
终于在齐中兴二年（502）三月，齐和帝禅位于梁王萧衍。
萧衍于天监元年四月即皇帝位，建立梁朝。
其母丁贵嫔，名令光，谯国（今安徽毫县）人，世居襄阳（今湖北襄樊市）。
生于齐永明三年（485），卒于梁普通七年（526），年四十二。
《梁书·丁贵嫔传》说：“贵嫔性仁恕，及居宫内，接驭自下，皆得其欢心。
不好华饰，器服无珍丽，未尝为亲戚私谒。
及高祖弘佛教，贵嫔奉而行之，屏绝滋腴，长进蔬膳。
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
高祖所立经义，皆得其指归。
古代文学试题及答案
一、填空1.曹操的《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之句引自古代诗集《诗经》。
2.建安七子中年辈最长者为孔隔，其创作“体气高妙，有过人者”。
书信体散文写得最好，代表作为《与曹公论盛孝章书》。
3.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者王粲，其代表作为《七哀诗》三首。
4．曹丕，谥魏文帝，有《魏文帝集》，其成就在诗歌上，价值最高的是现存最为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
5.在中国诗歌史上，向来有魏代三祖之说，指的是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和明帝。
6.建安时期创造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独特风格的作家是曹植。
7.西晋文学家为一傅、一张、三张、两陆、两潘、一左。
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潘岳、陆机和左思。
8.“华亭鹤唳”的典故是关于陆机的。
9.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与陈伯子书》。
10.南朝出现的诗体永明体是我国格律诗的开端。
11.我国的第一篇论文学是文章是《典论-论文》。
12.左思的《咏史》8首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被钟嵘称为左思风力。
13.“诗缘情而绮靡”是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观点。
14.萧统的《文选》是我国现在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收录上起周秦下迄梁代的一百三十余位作家近八百篇作品。
15.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前者在诗歌方面的代表作为《咏怀诗》八十二首，后者著名的书信体散文是《与山巨源绝交书》。
16.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其辞赋、散文也写得很有特色，最为有名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
17. 骈文文体的要求是调声、敷藻、裁对、隶事。
18. 孔稚圭《北山移文》是嘲讽“身在江湖，新悬魏阙”的假隐士的文章。
19.南朝文学，是以新变为主要特征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赋的格律化与新体诗的盛行。
诗歌律化有沈约的“四声八病”说，骈文盛行有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
20.在南朝陈的后期，以萧纲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宫体文学团体。
其中成就较高的是宫体诗。
21.南北朝作家把经、史、诸子划在文学之外，又区分文学范围内的作品为“有韵”的“文”和“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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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一)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了中古时期“典雅”与“华丽”两大文学风尚的变化轨迹，并
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萧统倾向于“典雅”文学观的原因。
【关键词】典雅华丽萧统
一
历来各种文学选本的作者在选录作品时，虽不免要受到传统和当时社会
思潮的制约，但归根结底总要体现他自己的观点。
萧统之编《文选》，当然亦非例外。
萧统对文学作品的要求表现在他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
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这大约是萧统一贯的看法，所以刘孝绰在给他的文集作序时也称:“深乎文者，兼而
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
”尽管萧统自称“但恨未逮”而刘孝绰说他已“兼而善之”，语意似
有差别，而“丽而不浮（淫）”、“典而不野”二语作为萧统评价作品艺术
成就的主要标准，大约是不致有误的。
值得注意的是:萧统的这种文学观其实在梁代有一定代表性。
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湘东王（元帝萧绎）在后来所作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中也提到了“艳而不华，质而不野”之语，
其含义与萧统之说基本一致。
即使像简文帝萧纲那样提倡华美之文的人，在萧统死后作《昭明太子集序》，亦提到了“丽而不淫”四字。
可见所谓“丽而不淫”、“典而不野”二语已取得了当时某些人的认同。
从萧统现存的作品看来，他虽然主张“丽”和“典”并重，但其创作似
显得典雅有余，而华丽不足。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试论梁代学术文艺与
专注下一代成长，为了孩子。
第一部文选之《昭明文选》介绍知识分享
第一部文选之《昭明文选》介绍第一部文选之《昭明文选》介绍《文选》的编纂背景萧统(501—531)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十一月，被立为太子，本是继承大统的不二人选。
不过，天妒英才，萧统未及即位便英年早逝，谥号“昭明”，故后世称其为“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也称《昭明文选》。
《文选》的编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风气，以及萧统本人的学识素养有很大关系。
自建安以来，文学作品急剧增多的势头到晋、宋以后愈加明显，至齐梁间达到高潮。
据统计，从东晋初年到萧梁天监四年(505)的不到两百年时间里，皇家藏书增加了76倍。
这些图书典籍当然包括了各方面的著作，但其中占相当大比例的乃是文学作品。
此时的中国文学在自我独立的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步,改变了其依附儒学的状况。
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对它们实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便应运而生了。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是西晋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
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到现在，我们无缘得览其面貌。
但能够肯定的是，萧统编纂《文选》，与挚虞编撰《文章流别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作品日繁，览者劳倦，且萧统时代这个问题较之挚虞时代更加严重，编辑新的文学选本已经刻不容缓。
促成《文选》问世的另一个背景是，自建安以来学者对于文体分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对于文体分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提出了所谓四科八目，讲得比较概括;到陆机《文赋》便分作十种，此前排在最末的诗赋被提到了前列，各体的规范讲得较为细致;挚虞更联系所选之文来畅论文体问题。
《文选》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它将“文”分为三十八个体类(有研究者认为是三十七类，也有的认为是三十九类，大体上是依据不同的版本所作的统计不同)，意在为读者提供一部精品范本。
古代文学试题与答案
一、填空1.曹操的《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之句引自古代诗集《诗经》。
2.建安七子中年辈最长者为孔隔，其创作“体气高妙，有过人者”。
书信体散文写得最好，代表作为《与曹公论盛孝章书》。
3.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者王粲，其代表作为《七哀诗》三首。
4．曹丕，谥魏文帝，有《魏文帝集》，其成就在诗歌上，价值最高的是现存最为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
5.在中国诗歌史上，向来有魏代三祖之说，指的是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和明帝。
6.建安时期创造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独特风格的作家是曹植。
7.西晋文学家为一傅、一张、三张、两陆、两潘、一左。
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潘岳、陆机和左思。
8.“华亭鹤唳”的典故是关于陆机的。
9.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与陈伯子书》。
10.南朝出现的诗体永明体是我国格律诗的开端。
11.我国的第一篇论文学是文章是《典论-论文》。
12.左思的《咏史》8首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被钟嵘称为左思风力。
13.“诗缘情而绮靡”是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观点。
14.萧统的《文选》是我国现在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收录上起周秦下迄梁代的一百三十余位作家近八百篇作品。
15.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前者在诗歌方面的代表作为《咏怀诗》八十二首，后者著名的书信体散文是《与山巨源绝交书》。
16.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其辞赋、散文也写得很有特色，最为有名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
17. 骈文文体的要求是调声、敷藻、裁对、隶事。
18. 孔稚圭《北山移文》是嘲讽“身在江湖，新悬魏阙”的假隐士的文章。
19.南朝文学，是以新变为主要特征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赋的格律化与新体诗的盛行。
诗歌律化有沈约的“四声八病”说，骈文盛行有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
20.在南朝陈的后期，以萧纲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宫体文学团体。
其中成就较高的是宫体诗。
21.南北朝作家把经、史、诸子划在文学之外，又区分文学范围内的作品为“有韵”的“文”和“笔”`。
萧统_文选_钟情陆机作品原因探析
柳 州 师 专 学 报 Journal of L iuzhou Teachers College
Vol. 20 No. 4 Dec. 2005
萧统《文选 》钟情陆机作品原因探析
董灵超
(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广西 柳州 545004)
摘 要 :萧统《文选 》中 ,陆机作品无论是在作品数量还是文体种类上都占据突出地位 ,本文试从萧统《文选 》思 想 、梁代社会文学审美观以及陆机作品自身特征等方面探索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
据《南史 ·梁本纪 》、《梁书 ·武帝本纪 》和《隋书 ·经籍 志 》所载 ,萧衍一生著作宏富 ,主要有 :《周易大义 》二十一 卷 、《周易讲疏 》三十五卷 、《周易系辞义疏 》一卷 、《尚书大 义 》二十卷 、《毛诗发题序义 》一卷 、《毛诗大义 》十一卷 、《礼 记大义 》十卷 、《中庸讲疏 》一卷 、《制旨革牲大义 》三卷 、《乐 社大义 》十卷 、《乐论 》三卷 、《黄钟律 》一卷 、《钟律纬 》六卷 、 《孝经义疏 》十八卷 、《孔子正言 》二十卷《老子讲疏 》六卷 、 《梁主兵法 》一卷 、《梁武帝兵书钞 》一卷 、《梁武帝兵书要钞 》 一卷 、《围棋品 》一卷 、《棋法 》一卷 、《梁武帝集 》二十六卷 、 《梁武帝诗赋集 》二十卷 、《梁武帝杂文集 》九集 、《梁武帝别 集目录 》二卷 、《净业赋 》三卷 、《历代赋 》十卷 、《围棋赋 》一 卷 [3 ] ,沈约注《梁武连珠 》一卷 、邵陵王编注及陆缅注《梁武 帝制旨连珠 》各十卷 ,“撰《通史 》六百卷 ,《金海 》三十卷 , 《制旨孝经义 》、《周易讲疏 》及《六十四 卦 》、二《系 》、《文 言 》、《序卦 》等义 ,《乐社义 》、《毛诗 》、《春秋答问 》、《尚书大 义 》、《中 庸 讲 疏 》、《孔 子 正 言 》、《孝 经 讲 疏 》, 凡 二 百 卷 ”[4 ]128 ,“制《涅梁 》、《大品 》、《净名 》、《三慧 》诸经义记数
从《文选序》看萧统的文学观
从《文选序》看萧统的文学观作者：杨玮来源：《人间》2016年第28期摘要：《文选序》是萧统编选《文选》所作的序文。
《文选序》集中了萧统的主要文学观点，在文论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
萧统的文学观集中体现在文质并重的文学思想，尊《诗》的正统文学观以及鲜明的文体辨析意识上。
本文通过还原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尝试对萧统的文学观产生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文选序》；萧统；文质并重；文体流变；尊雅黜靡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07-01梁代萧统所编选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而《文选序》则集中体现了萧统的文学观。
要了解萧统的文学观，以及这种文学观产生的原因，最直接的依据就是这篇序文。
本文将通过《文选序》分析萧统文学观的特点，并初步探析其文学观产生的原因。
一、《文选序》所体现的萧统的文学观（一）以文为本，兼收辞采——文质并重的文学思想。
首先，萧统的文学观体现为文质并重的文学思想。
南朝文学创作普遍呈现由质趋文的状态，萧统顺应文学发展的趋势，在理论上为南朝文风的这种转变作出了相关阐述。
萧统在论述“文”的起源时，将“人文”与“天文”相联系，以此来强调对“人文”的重视。
文章伊始，萧统在《文选序》中引用《易传》天文、人文之说来说明文学的发展：“《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人文”附会“天文”，以“天文”之崇高证明“人文”之重要，以提高抒情文学作品的地位。
萧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的“随时改变”，并提出“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其厉”，即文学由质朴发展到华丽的递进文学观，也就是说“文”必须具有审美价值和娱乐功能，即“入耳之娱”和“悦目之玩”。
在某种程度上，萧统在强调文质并重的同时更加强调了“文”的一面。
（二）尊古出新，重申教化——尊《诗》的正统文学观。
我们可以对《文选序》中如何体现萧统的正统思想作出分析。
回归文章伊始，萧统认为文学可以“化成天下”，这与中国秦汉以來的“风教”、“诗教”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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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一)【内容提要】本文梳理了中古时期“典雅”与“华丽”两大文学风尚的变化轨迹，并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萧统倾向于“典雅”文学观的原因。
【关键词】典雅华丽萧统一历来各种文学选本的作者在选录作品时，虽不免要受到传统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但归根结底总要体现他自己的观点。
萧统之编《文选》，当然亦非例外。
萧统对文学作品的要求表现在他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这大约是萧统一贯的看法，所以刘孝绰在给他的文集作序时也称:“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
”尽管萧统自称“但恨未逮”而刘孝绰说他已“兼而善之”，语意似有差别，而“丽而不浮（淫）”、“典而不野”二语作为萧统评价作品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准，大约是不致有误的。
值得注意的是:萧统的这种文学观其实在梁代有一定代表性。
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湘东王（元帝萧绎）在后来所作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中也提到了“艳而不华，质而不野”之语，其含义与萧统之说基本一致。
即使像简文帝萧纲那样提倡华美之文的人，在萧统死后作《昭明太子集序》，亦提到了“丽而不淫”四字。
可见所谓“丽而不淫”、“典而不野”二语已取得了当时某些人的认同。
从萧统现存的作品看来，他虽然主张“丽”和“典”并重，但其创作似显得典雅有余，而华丽不足。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试论梁代学术文艺与〈文选〉》（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一文中已经论及，这里不想赘述。
萧统创作方面的这种偏重，不但无需苛责，也和他提倡的文学观未必有什么冲突。
因为人们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虽不容割裂，却亦不完全等同。
有时人们在理论上认识到的道理，在实际创作中未能做到;有时在创作中已达到的成就而在理论上尚无明确认识。
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
所以陆机在《文赋序》中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同时谢灵运自称其“池塘生春草”之句云“此语在神助，非我语也”（《诗品·谢惠连》），均非虚语。
看来萧统自谓“尝欲为之，但恨未逮”也不完全是自谦之辞，可能确有其切身体会。
从《文选序》看来，萧统对作品的华丽并无贬低之意，相反地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这较之他的前辈如刘勰之断言自上古至刘宋的文“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主张“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还显得开明。
至于他在创作上的偏重典雅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梁书》本传看来，他出生于齐中兴元年（501），他的文集最早编成时间大约为天监末至普通年间（约520前后至526），此时他年龄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六岁。
因为他最初的文集为刘孝绰所编，而刘孝绰编成文集在任廷尉卿以前，刘任廷尉卿而被到洽所劾罢官，则在普通七年萧绎任荆州刺史以后。
后来萧统当然续有所作，但他总共不过活了三十一岁，他自从十五岁行冠礼后，便协助梁武帝处理政事，始终未离宫禁，而所谓“使省万机”即处理政务也无非是批阅公文，这对了解社会生活毕竟是间接的，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文主要只能在书本中去寻求灵感。
另一方面，萧统的书本知识却极丰富。
《梁书》本传称他“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
据萧纲《昭明太子集序》所称萧统的十四件美德，其第十二德为:“研经博学，手不释卷，含芳腴于襟抱，扬华绮于心极;韦编三绝，岂直爻象，起先五鼓，非直甲夜;而欹案无休，书幌密倦。
”第十三德为:“群玉名记，洛阳素简，西周东观之遗文，刑名儒墨之旨要，莫不殚兹闻见，竭彼绨缃;总括奇异，片求遗逸，命谒者之使，置籯金之赏;惠子五车，方兹无以比，文终所收，形此不能匹。
”从这些情况看来，他很博学显无疑问。
这样，他吟诗作文之近似任昉等人动辄用典，就不难理解。
何况任昉在当时颇享文名，这派诗风在当时也颇多影响，萧统之接近此派文风决非偶然。
再加他“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
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梁书》本传）;萧纲说他对当时盛行的“吴声”、“西曲”等音乐“靡悦于胸襟，非关于怀抱;事等弃琴，理均放郑”（《昭明太子集序》）。
这样，他对那些艳歌既无爱好，其诗风自不会受他们影响，而当时那些倾向于靡丽的诗人，无不取法于这些民歌。
因此其诗文的偏重“典”而“丽”不足，亦情理中事。
这种偏重于典雅而稍欠华丽的创作风格，自然也和萧统的个人性格、艺术趣味有关，因此不管他的文学主张如何，在他编选《文选》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多收偏于典雅的作品而少收比较华丽的作品，这也很自然。
事实上从《文选》所选作品而来，确实是典雅之作多于华靡之作，所以骆鸿凯先生谓《文选》“黜靡崇雅”，确符合此书实况。
二从一般的情况或文学史的许多事实看来，“典雅”和“华丽”这两种文风常常可以是并行不悖的。
例如汉魏六朝的许多辞赋，经常是比较华丽的。
扬雄曾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可见不管哪一种，都离不开这“丽”字。
同时这些赋大多亦具典雅之特色。
至于一些粗糙和欠成熟的作品，如东晋一些道教徒所拟托的神仙诗，则既谈不上典雅，亦算不得华丽。
在不少场合，典雅和华丽往往是共生的。
文学史上许多文体，正如近代一些学者所说起于民间。
这些民间作品所以能留存至今多半由于文人们的收集和记录，当他们从事这种工作时，往往会对民歌原文进行润饰，使之变得典雅，亦更趋华美。
这一点在文学史上例证甚多。
如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论屈原《九歌》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
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
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
……”他这样解释《九歌》的由来是否可信，我们姑可勿论，但他至少已看到了文人作家可以修改、润饰民间作品使之典雅化和华丽化的事实。
又如汉魏乐府中不少歌曲同属“汉世街陌谣讴”，但其中为《宋书·乐志》所录，被魏晋乐官所经常演奏之曲，其文字一般均显典雅和华美，而不常演奏之曲如《孤儿行》、《妇病行》等文字却多质朴近口语，至于曹操尤其曹丕、曹植所拟作，更见典雅、华丽。
又如敦煌“曲子词”和《花间集》及宋代词人之作相比，也是这样。
这种情况，近代学者对此多取批判态度，其实未必妥当。
因为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分工以后，产生了专业的文学工作者，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能在历代的文化遗产中吸取营养和寻求借鉴，这样做对作品的艺术成就往往能有所提高。
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然，有些人盲目拟古，反而影响了作品的价值，也是有的。
不过我们并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文人对民间作品的修改和润饰，也不必一概排斥典雅化的倾向。
自然，文学本身总是不断发展的，仅仅拘守古人创作的成规，自难有所进步。
所以比萧统年长又曾做过太子中舍人、对萧统应有一定影响的萧子显曾说:“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南齐书·文学传论》）可见当时文人已认识了“新变”的必要。
这一次文学上的“新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表现为“典”与“丽”之争。
其实这种变化早在萧统出生前的刘宋后期已经开始。
不过这种变化并非所有文人都能赞同。
钟嵘《诗品》评谢超宗、丘灵鞠等人云:“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钟宪）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傅颜（延之）、陆（机）体。
用固执不如（移），颜诸暨（颜则）最荷家声。
”这里所说的七人，都是陆机和颜延之那种典雅诗风的继承者，所以钟嵘说他们“得士大夫之雅致”。
和他们不同的鲍照和汤惠休则是“新变”的先行者。
他们和颜延之的文学主张确有不同。
《南史·颜延之传》:“延之尝问鲍照己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
’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
’”《诗品》也记载评颜、谢优劣事，但说是汤惠休语。
《诗品》又评汤惠休云:“惠休淫靡，情过其才。
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
羊曜璠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
’”这些说明，新变和保守两派之争在当时已颇尖锐。
在这种矛盾面前，钟嵘的态度似较折衷，他似乎不完全否定鲍照，但对汤惠休则很少肯定。
钟嵘对鲍照也有批评，认为他“然贵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
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钟嵘这种看法和略早于他的虞炎颇相类似。
虞炎奉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命编定《鲍照集》，为序云:“照所赋述，虽乏精典，而有超丽。
”至于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鲍照的看法，亦复如是:“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
亦犹五色之有朱紫，八音之有郑、卫。
斯鲍照之遗烈也。
”和鲍照相反的还有一种文风为:“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
或全借古语，用伸今情。
崎岖牵引，直为偶说。
惟睹事例，顿失清采。
此则傅玄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
”这后一个派别，笔者曾认为指颜延之等人。
不管是否如此，但说的是重“典”而轻“丽”的一派大约不会错。
这两派的分歧虽很明显，但南朝多数作家和评论家的态度则未必执其一端。
如钟嵘对鲍照和颜延之，都既有批评也有所肯定;对梁初的江淹、任昉和沈约、范云均列入中品，且各有抑扬，似无太多轩轾之意。
从《诗品》的两篇序言看，他对沈约所创声律说和颜延之等人之好用典故，都持批评态度，亦未见左右袒。
但从他对前代一些作家的评论中，约略可以觉察他多少还倾向于重“典”轻“丽”一派。
例如他论三国、西晋和刘宋三个时期的诗歌，就认为:“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关于他这种看法，后来的论者对他推尊曹植和谢灵运，并无异议，而以陆机为“太康之英”，却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
不过，那些有不同观点的人也不完全一样。
太抵自东晋至南朝对太康诗人的评价就不一致。
李充作《翰林论》认为陆机胜于潘岳，而谢混则更推崇潘岳;谢灵运也说“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显然也不赞成李充之见。
后代论者自严羽《沧浪诗话》以来则多认为“太康诗人”中左思成就最高，而陆机则较低。
这些不同意见代表各人的爱好，姑不论其是非。
问题在于钟嵘在支持李充之见时说:“嵘谓益寿（谢混）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
”这里所谓“轻华”，即有轻靡、浮华之意，显然是批评谢混重“丽”轻“典”。
再看他对陆机的评语:“才高词赡，举体华美。
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
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