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王定烈：九死一生的草鞋将军
老红军王定烈：九死一生的草鞋将军作者：余玮来源：《党史纵览》2016年第02期“从红军长征一直到西柏坡，我是九死一生，是从地狱里爬回来的。
”在中央军委空军机关西区那座宁静的营院里，记者曾专访过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少将，感受到一名曾浴血沙场的老兵风趣、幽默而豁达的一面。
持续80多年的草鞋缘采访时，只见王定烈脚穿草鞋，胸前佩戴着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毛泽东像章。
一问才知他“从小就穿草鞋，穿了80多年了。
每年夏天爱穿草鞋，透气、舒服”。
“草鞋，要么是家乡人送我的，要么是我自己买的，半年换一双，北京还没有卖的哩。
”王定烈说：“小时候，我在家乡都是穿草鞋的，因为我们那里是山区，家里穷也买不起什么皮鞋。
战争年代，干粮和草鞋是征途上不可缺的两件宝物，只要肚子不饿、脚板皮不破，要打能打，要走能走，就什么也不担心了。
当时战斗中间有休息时间，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打草鞋，不打草鞋，在山区里怎么走路啊。
所以草鞋当时成了必需品。
长征路上都是高山乱七八糟的地方，你说穿布鞋，哪有人给你做那么多布鞋？要穿皮鞋，那更没有，要穿高跟鞋，我们也没有见过。
草鞋磨烂了，上山割梭草做绳，剥树皮做材料自己编织。
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夏天我喜欢穿草鞋，冬天我就穿布鞋，皮鞋很少穿，从来不穿高跟鞋。
”他笑着说，皮鞋只是在一些公众场合没有办法才穿。
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开始穿越草地。
一年前，兄弟部队就从这里经过，路上仍时时可见累累白骨。
王定烈和战友一边行军，一边组织“收容队”掩埋遗骨。
这是18岁的王定烈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
“穿草鞋过草地，就像走在充满水的海绵上，脚下不时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稍一失足，就有陷入泥潭的危险。
”王定烈说，大家每人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每走一步，都要先用棍子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下，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隔上一段距离，就插上一根小木棒作路标。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面黄肌瘦的王定烈突然发起“羊毛疔”（急性胃炎），痛得他浑身大汗。
他一面捂着肚子，一面前进。
他知道，绝对不能掉队，否则就再也不能起来了。
草原上缺医少药，被痛苦煎熬着的王定烈，突然想起在老家时母亲给哥哥治“羊毛疔”的土法子。
于是，他坐在草地上，从软帽上取下别着的针，学着母亲当时的办法，把胸口处的皮挑破，咬牙使劲挤出紫黑色的血。
虽然他痛得差一点晕了过去，但很神奇的是他居然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
谁知祸不单行，王定烈不久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两夜，一直发着高烧，人事不省。
两天后，朝夕相处的师长兼团长郭锡山（后来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可耻的叛徒）见他的病情没什么好转，就把他丢在了荒野之上。
当时，幸好团政委万汉江赶来，才把王定烈找了回来。
王定烈回忆说：“那个狗日的叛徒好狠心啊！要不是团政委赶来，我王定烈早就尸陈荒野了。
”接下来的两天下起大雨，部队不得不在原地滞留下来，这给了王定烈宝贵的休养时间——战友们给他喂水，并把不多的“糌粑”让给他吃。
病情稍微好转，王定烈便拽着马尾巴，又走上茫茫征途。
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不得不再次沿着头年走过的路线再过一次草地。
“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是什么意思？有一部分过去了又回来，然后再走过去。
但我只走了一次，为什么？他们过的时候，我们正在掩护他们，他们回来，我们也正在掩护他们，如果我们不掩护他们，敌人过来了，就把他们消灭在草地上了。
”放牛娃成了红小鬼1918年农历十月二十日，王定烈出生在川东宣汉县得胜场下王家屋，取名“大培”。
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是个典型的农民，母亲曾正秀是家里的顶梁柱，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
王定烈是拽着母亲的衣襟在田间长大的，再大些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他当上了放牛娃。
10岁那年，上王家屋办了一个私塾，母亲送王定烈上了学。
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越过大巴山进入通（江）、南（江）、巴（中）一带。
1933年10月，红军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得胜场解放了。
接着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家家户户都发了土地证。
王定烈的母亲捧着土地证激动得放声大哭。
“到了15岁那一年，我就上高小了，才过一个多月，红四方面军进了川陕苏区，发动了宣达战役，和我们家乡的川东游击军会合了。
当时，因为战争，小学停办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出路，恰好红军…扩红‟，干脆参加红军。
于是，身着单衣单裤、脚穿破草鞋的我从得胜场爬山越岭走了4天，来到南坝场红三十三军军部，再到上八庙九十九师二九五团报到。
”从此，15岁的王定烈成为一名“红小鬼”，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漫漫之旅。
直到1951年，时任航空兵二十三师师长的王定烈才在南昌见到阔别18年、辗转找来的母亲。
“当时，母亲知道我还活着，思儿心切，于是日夜兼程，先后在巴东、宜昌找我，一直追踪到南昌。
漫长18年啊！母亲已经苍老，头发全白了，脸上都是一条条数不清的皱纹。
不过，我从她的微笑里依然感觉到她的坚强、她的无畏！”参加红军的第一天，王定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定烈”，意在坚定信念、轰轰烈烈闹革命。
王定烈还记得：“我的第一个武器是大刀，再有就是长矛。
长矛是把四川的竹子削尖以后，再用火烘干，其实是梭镖。
我们当兵哪里有武器装备呀！红军当时武器装备是靠消灭敌人，从敌人那儿缴获过来装备自己。
开始我到连队，以后当了一阵传令兵，就是现在的通讯员。
传令兵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靠口头传达信息的，当时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
营长要给连长下命令，靠什么？靠嘴传。
”王定烈说，当传令兵你要记得很清楚，传得不准确不行。
“比如说要前进、要守、要打，都得传。
有一次我去前线传达命令，对面就是敌人，传达完命令后，我一看打仗挺有意思——那时候我已经有步枪了。
敌人在那儿打枪，我在那儿也打了几枪。
回去以后，他们说：…你是通讯员，怎么能随便打枪？‟说子弹很珍贵，要处分我。
处分我就是让我把枪举起来，对着墙，罚站一个小时。
但是我心里很高兴，一点儿都不觉得痛苦，打了敌人，你罚就罚吧，总算是打过仗了，了了我的心愿。
”一颗子弹留存在腰间16年1936年10月底11月初，国共两党的一场激战在黄河两岸展开。
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渡过黄河，准备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由于敌情突变，红军被分隔成河东、河西两部分。
中央决定将已渡过黄河的部队编为西路军，单独西进。
此时王定烈的身体已经恢复，他被编入红三十军二六八团五连二排，随西路军出征。
此后，西路军开始了与西北军阀马步芳武装浴血拼杀的悲壮历程。
1937年3月14日，是王定烈记忆中最为难忘的一天。
此时，2万西路大军只剩下不足3000人。
部队突破马家军重围，退守到甘肃一个名叫石窝山的雪岭上。
14日上午10时许，敌人占领了二六八团右翼高地，向五连猛烈侧射。
王定烈所在的第二排本来只剩12个战士了，在敌人的猛烈侧射下又牺牲了3名战士。
王定烈和其他8名战士还在顽强抵抗。
恰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王定烈猛然觉得右胸像挨了一拳，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眼迸金星，昏倒在地。
到半夜，王定烈苏醒过来，剧烈的疼痛使他全身像通电一样颤抖，睁开眼看到的只是战友的尸体——西路军余部已经分兵突围。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想走下山去，但双腿却像两根铁棍，沉重麻木得迈不开步。
他后来才知道，那颗子弹从胸膛钻进了腰里，横搁在脊梁上，压迫着脊椎神经，使他的下肢麻木。
他只好用上肢带动下肢，一步一步地爬着离开了染满鲜血的战场。
王定烈回忆说：“我当时做好了向马克思报到的思想准备。
这次受伤一时使我完全丧失了战斗和行走的能力，只得忍着疼痛爬行。
”一路上，衣服被撕成了条条，全身也被山石、荆棘划出一道道血口子。
走走停停，巧遇一些负伤的战士，他们不谋而合：“寻路下山，讨乞要饭，爬也要爬回陕北！”第二天，王定烈和二三十个伤员隐藏在一间小屋内，不幸被敌军发现。
敌军对我伤员一阵机枪扫射，又挥刀乱砍，王定烈头、臂、手4处中刀，一群伤员中，仅他一人幸免于难。
采访时，记者还能清晰地看到王定烈身上当年所留下的刀印。
王定烈大难不死，继续找部队，由于伤势严重，两三个钟头才走了近200步。
天黑后，王定烈睡着了，几只狼围了上来，被惊醒的王定烈用棍子敲打身边的石头，把狼吓走了。
在找部队的路上，王定烈再次被敌人发现，遭到逮捕。
5月上旬，敌人将包括王定烈在内的300多名红军战俘押解到武威。
已经投敌的师长郭锡山前来劝降，王定烈当时因子弹横在脊梁处，腰直不起来。
为了在叛徒面前直起腰来，他拼命挺腰，竟疼得昏厥于地。
可是这样一来，竟奇迹般地将横在脊梁上的6毫米粗、30毫米长的“七九”步枪子弹顺了过来。
他的腰从此能够挺直，能够使劲了，好似动了一次手术。
这颗子弹后来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间呆了整整16年，伴随他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
王定烈被监禁了7天后，又被押往永登县城编入“补充团”。
6月下旬，他们被押去修筑新（疆）兰（州）公路，变成了“劳役团”。
一天，汽车过六盘山时出了车祸，一车人被甩出车外，王定烈虽被摔得不省人事，居然还是活了过来。
他因此得了个“死不了”的绰号。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王定烈从西安回到延安，被派到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警卫连当班长，不久给萧华当警卫员，随萧华挺进冀鲁边。
峥嵘岁月难忘“夺牛战”1944年，26岁的王定烈担任了八路军梁山支队队长。
当时，日本侵略军垂死挣扎之时，不仅到处杀人放火，强征粮食、棉花，抓青壮年去日本当劳工，还想出一个新招数，就是抢走老百姓的耕牛。
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王定烈打了一场令他至今难忘的“夺牛战”。
这年春天，敌人在山东省东平县计划抢500头牛，并勒令限期在东平城内集中，再经汶上到济宁，装上火车运走。
“还说，谁敢反抗，皇军就要叫他…死啦死啦‟。
那些汉奸、走狗忙着下乡，见了谁家牛长得肥壮，牵上就走。
谁要说个不字，当场就得挨鞭打，还要罚你亲自送进城才算了事。
”原来，日军在东三省有个牛肉加工厂，他们将抢去的牛宰杀加工做成罐头，专供军队食用。
牛被赶进城里后，敌人就在牛的右后大腿上，打一个大圆圈火印，里面有个“军”字，以示为军用物资。
“这是敌人最恶毒的经济掠夺。
我们决定以牙还牙。
”3月6日晚，王定烈率支队第三中队在梁山东北的西柳村宿营。
半夜里，情报员跑来报告说，日军在城里集中了100多头牛，第二天就要押到汶上去。
因接到情报太晚，当王定烈率部赶到汶上县沙河镇北面的公路上时，敌人已经无踪无影。
“经查明：原来是东平县伪军两个小队60多号人，赶了120头牛，他们怕我军伏击，半夜三更就出城，向南去了。
这次让敌人占了便宜，我们很不甘心。
我断定，敌人既然南去，就一定会北回！7号晚，我们东去15公里，一面让敌发现我们向安驾庄方向走，一面留人就地监视敌人动向。
8号晚，我们又隐蔽地折回沙河附近设伏。
”果然不出所料，9日上午近10点，那两个小队的伪军摇摇晃晃地从汶上方向回来了，钻进了伏击圈内。
红军长征小故事
红军长征小故事红军长征小故事曾经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传奇将军，８８岁的王定烈老人至今仍喜欢在家里穿草鞋。
他难以忘怀六七十年前的那些往事。
１９３６年７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５军第二次穿越草地。
这一次，１８岁的他准备了一条拐棍。
“在草地上行走，随时都可能陷入泥潭。
”王定烈回忆说，“每走一步，都先用拐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棍，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
”进入草地后，王定烈患上了重感冒。
两天后，师长兼团长郭锡山见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借故把他丢弃在荒野之上。
“幸好政委万汉江赶来，与郭大吵一架，几乎动了枪，才又把我找了回来。
”王定烈回忆说，郭锡山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
这支由２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１９３７年３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
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
上午１０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了上来。
“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着我的头顶斜劈下来。
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
”王定烈回忆说。
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
一颗７．９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
他当场晕了过去。
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
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
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
于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
“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
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
”王定烈比划着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
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
三位老红军讲述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
三位老红军讲述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夜过鬼门关[人物档案李布德，四川营山人。
1918年6月出生，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战士、文书等职。
参加过平津、太原战役、抗美援朝等。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1936年2月，我在红九军当文书，虽然只有16岁，但已参加红军三年多了，经历过很多生死考验，但第三次过草地前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党岭山位于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主峰海拔54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漫卷，时而暴雨倾注。
当地群众中说：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胆，难以再生还。
先头部队白天翻越党岭山时，因狂风暴雪袭击，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夜间行军。
这天，我们来到党岭山脚下，只见山势悬崖叠峭，冰封雪锁，给人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
黄昏时分，部队出发了。
我们连行进在大部队中间，连长在前头带队，我跟着指导员断后。
队伍借着残月微光，踩着前面趟出的冰雪路，一个紧跟一个，踏着蜿蜒崎岖的雪路向上摸索行进。
开始行军时，大家情绪还十分活跃，又说又笑，行军速度较快，掉队的也少。
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人的体力消耗越大。
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战士，一瘸一拐，一步一喘，慢慢掉下队来，停在路旁。
指导员赶忙上前去对他说，来，我搀着你走，停下来就会冻死的!随即，从这位小战士身上摘下长枪，背在自己肩上，扶着他继续前进。
夜越来越深，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战士们个个都变成了雪人，整个队形好似一条银蛇，在雪山上缓缓移动。
又有一个战士掉队了，指导员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咬咬牙，再努把力，坚持就是胜利。
说着，又要帮这位战士背枪。
指导员身上已经扛着两支长枪了，不能把他累垮啊。
我抢上前去，把枪拿过来，背在了自己身上。
枪虽不重，但当时我年小体弱，而且又累又饿，多背一杆枪，顿时感到眼冒金星，每迈一步都像要用出全身的力气。
这时，突然听到指导员说：小李，抓住马尾巴。
三位开国元帅长征中的感人故事
三位开国元帅长征中的感人故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8周年。
78年前的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完成了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这场人类史上的奇迹，留给人们的，除了当年“马嘶人叫号角吹，万面红旗天际挥。
赤水金沙辗转渡，雪山草地等闲飞。
横空出世人天将，绝地逢生穿铁蹄。
一曲悲歌多壮烈，千秋正气树丰碑”的史实和不朽的“长征精神”外，还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革命先辈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彭德怀为饥饿的战士杀坐骑1935年8月，红三军团艰难地跋涉在川西北泥泞的草地上。
与战士们一起行进的彭德怀深知，更危急的是全军已经断粮。
部队开始以野菜、树皮充饥，后卫部队甚至连野菜、树皮也吃不上。
因为饥饿，不知多少红军硬汉子倒在了渺无人烟的草地里！一天傍晚，望着饥肠辘辘的战士和空空如洗的行军锅，彭德怀找来了老饲养员，脸色凝重地问道：“总共还有几头牲口？”“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
”彭德怀把手一挥，非常坚决地下令：“杀掉，杀掉！全部杀掉，保战士的命要紧！”“把大黑骡子留下吧，它伴你走了多少路，为革命立过功呀！”老饲养员流着眼泪说。
彭德怀是性情中人，何尝不爱自己的“无言伙伴”！多少年来，每到宿营地，彭德怀总要牵着大黑骡子遛一遛，给它刷毛、掸土，喂些草料，有时还会悄悄地从自己的那份干粮里分出一块，塞到它的嘴里，高兴地看着它吃完。
这头大黑骡子很通人性，只要彭德怀轻轻一拍它的脖子，它就会乖乖地卧下，等着主人骑上去再慢慢起来。
打仗时，只要主人一声令下，它就勇往直前。
长征以来，大黑骡子不是驮着粮食、器材，就是驮着伤病员。
过湘江时，许多不会游泳的战士就是它一次次地运过江的；过雪山时，一些奄奄一息的战士也是靠它拽过来的。
老饲养员不止一次心疼地说：“这样下去，骡子也要累死的呀！”如今，为了革命，为了战士的生命，彭德怀只好让大黑骡子作最后的牺牲了。
彭德怀的命令虽然下了，但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都低着头，默默地站着。
此人手下开枪杀害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最高将领，建国后他成副部级
此人手下开枪杀害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最高将领，建国后他成副部级1935年初，红一方面军长征进入贵州之后，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战役，那就是遵义战役，红军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从此中央红军开启一系列胜利的步伐。
当时，敌人判断红军要北渡长江，赶忙派兵堵截，谁知红军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再渡赤水回师遵义，当时，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在参谋长邓萍指挥下向娄山关发起冲击，他亲临部队前沿阵地，一边指挥作战，一边随部队冲锋。
进攻的时刻到了，顷刻间，高耸入云的娄山关弥漫在炮火硝烟之中，喊杀声、军号声震天撼地。
多少年来，邓萍在战争中养成了这样一种指挥习惯：他要亲自看到每个作战方案怎样由红军战士变为现实；他要在阵地上亲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时时刻刻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在一起。
他不顾身边同志们的劝阻，一直在弹如疾雨的阵地上指挥战斗。
在看到敌人丢下阵地四处逃窜时，他不禁高声呼喊：“同志们冲啊！追啊！追到遵义去，活捉王家烈！”当晚，红三军团拿下了娄山关。
就这样，红三军团势如破竹，一鼓作气抢占了遵义新城及城边村落。
遵义城当时分为新城和老城。
新城在东，没有城墙；老城在西，有内外城墙，以一条河流为分界线。
那一天黄昏，参谋长邓萍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率领部队前进到遵义老城北门外的前沿阵地。
先把部队安置好后，隐蔽在距护城河50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他们要寻找一条便于部队向前运动的路线，以便夜幕降临时发起总攻，确保再次攻占遵义的胜利。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参谋长邓萍正在聚精会神地观察敌情时，被敌人发现，一排子枪弹扫过来，邓萍壮烈牺牲，年仅27岁。
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最高将领。
防守老城的敌军，杀害参谋长邓萍的王家烈属下的一个团，外加民团一些团丁。
王家烈，贵州桐梓人，出生寒家，小学毕业后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了，小小年纪就跟随大人从松坎至遵义背盐为生，贵州尽是高山，路陡，背盐巴是很苦的气力活，背着沉重的盐巴，拄着木棍走远路，青石铺的路上都被苦力拄棍凿出凹坑来，所以他当了贵州王以后，人家都经常说，王家烈背盐巴，气力蛮大！贵州这地方，自从清朝灭亡，唐继尧入黔、督黔以来，一直是军阀割据，自成一统，真正的山高皇帝远地方，这个地方尽管军阀内斗颇烈，派系倾轧，但和其它省比起来，依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_5
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导读：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一：曾经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传奇将军,88岁的王定烈老人至今仍喜欢在家里穿草鞋。
他难以忘怀六七十年前的那些往事。
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5军第二次穿越草地。
这一次,18岁的他准备了一条拐棍。
“在草地上行走,随时都可能陷入泥潭。
”王定烈回忆说,“每走一步,都先用拐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棍,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
”进入草地后,王定烈患上了重感冒。
两天后,师长兼团长郭锡山见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借故把他丢弃在荒野之上。
“幸好政委万汉江赶来,与郭大吵一架,几乎动了枪,才又把我找了回来。
”王定烈回忆说,郭锡山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
1936年10月,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
这支由2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1937年3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
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
上午10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了上来。
“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着我的头顶斜劈下来。
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
”王定烈回忆说。
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
一颗7.9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
他当场晕了过去。
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
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
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
于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
“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
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
”王定烈比划着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
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
王定烈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
王定烈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
作者：雨微
来源：《祖国》2014年第22期
2014年11月24日上午9点半，中共优秀党员、老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厅举行，众多空军官兵和部分陆海军官兵及众多各界群众参加了告别仪式。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同志敬献了花圈。
敬献花圈的还有范长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常万全（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张万年（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马晓天（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上将军衔）、王洪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政治委员，上将军衔）、乙晓光（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永波（第十三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刘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李继耐（原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上将军衔）等同志。
王定烈，1918年11月生，四川省宣漢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战士、指导员、营教导员、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空军师长、导弹学校校长，军委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
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党的十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主编《巴蜀将帅》，著有《地狱归来》等作品。
贵州王王家烈
贵州王王家烈王家烈（1893年7月10日-1966年8月），字绍武，贵州省桐梓县新站区小水乡人。
中华民国时期黔军高级将领，国民党陆军中将，毕业于贵州陆军讲武堂。
后入黔军，历任贵州民政厅厅长、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2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等职，权倾贵州，人称“贵州王”。
1949年以后赋闲在家。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感召下加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8月病逝于贵州。
三中全会以后平反。
他的后半生为贵州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从“盐老二”到“贵州王”王家烈1893年出生在桐梓县新站小水慈井台，父亲是私塾先生。
父亲去世后，王家烈离家就读于县城西街免费的向家义学。
在此，他结识了周西成、毛光翔、江国璠、何知重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贵州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
从向家义学结业以后，王家烈还参加了中国最后一期科举考试，但名落孙山。
于是，只好到松坎去背盐巴。
他从小水到松坎背150斤盐巴到县城，往返120里，可以得到3块川板银元的“脚力钱”。
因为贫穷，王家烈来到遵义学着经商，结果却债台高筑。
无奈之下，他学着父亲去教私塾。
在教私塾期间，王家烈出去抢人，被东家姚某知道后，打了他一耳巴子，然后扫地出门。
1914年，王家烈在遵义加入了贵州陆军步兵团，并逐渐成为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军政集团主要骨干。
在这段征程中，王家烈在铜仁娶了才女万淑芬为妾。
1925年，周西成当上贵州省委主席，王家烈也受到周西成的器重。
1929年，龙云、李晓炎联军进攻周西成，周西成命丧于镇宁鸡公背。
龙李联军占领贵阳，李晓炎当上了贵州省主席。
此时，毛光翔和王家烈在遵义集结桐梓系的余部，并拥戴毛光翔独统贵州军政。
王家烈率部反攻贵阳，在李晓炎当了十八天省主席后，桐梓系再次“回到”贵阳，毛光翔也“顺理成章”成了贵州省主席和25军军长，王家烈升为25军副军长。
红军时期烈士事迹五篇600字
写红军时期的烈士事迹的作文第一篇一双草鞋、两个绣球的血色浪漫长征中的爱情故事,是真正的血色浪漫。
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展厅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双独特的草鞋。
讲解员介绍,这双草鞋是用黄麻编的,比一般的草鞋结实耐穿。
它独特之处不仅是材质不同,还因为它的鞋头上挂着两颗红色的绣球。
而这双绣球草鞋的背后则是一段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红军战士谢志坚在长征出发前,恋人春秀姑娘点着灯为他连夜用黄麻编了这双草鞋。
他带着草鞋上路,似乎带着爱人的陪伴。
谢志坚格外珍惜这双浸透着春秀浓浓爱意的草鞋,长征途中只穿过两次这双鞋。
一次是过金沙江,谢志坚想起了春秀送他渡于都河的情景,于是他穿上了这双草鞋。
再一次是强渡大渡河,当时形势十分严峻,谢志坚做好了血染战场的准备,他怕再不穿就没机会了,于是再次穿上这双草鞋。
革命胜利后,1951年,谢志坚重回于都寻找春秀,但他得到的是不幸的消息:谢志坚走后,春秀因与反动派作斗争,被敌人残忍杀害。
谢志坚抱着那双草鞋,泪如雨下,从此更把这双草鞋视若珍宝。
后来谢老把草鞋捐给了纪念馆,捐赠前,他特意在鞋头缝上了两颗红心绣球,代表他对春秀的挚爱深情。
写红军时期的烈士事迹的作文第二篇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
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
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要夺取的泸定桥。
反动派早派两个团守着桥，后又增援两个旅，妄想消灭我军于桥头。
我军看出敌人的诡计，决定让红四团于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
时间只有20多小时，路程有120公里。
抢在前面，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击溃敌人好几股阻击，在晚上7点来到离泸定桥55公里处。
战士们不顾饥饿，疲劳，冒着大雨，点起火把跟敌人赛跑。
敌我双方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
雨大得把火把浇灭了。
敌人停下宿营，我军继续进行，于29日清晨赶到泸定桥。
泸定桥离水面有几十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2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
独腿将军钟赤兵
2016年第10期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记者被一张照片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是一个一脸憨态的斯文男子，任人无法想象竟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他就是在娄山关战斗中失去一条腿，仅凭单腿走完长征的独腿将军钟赤兵。
1935年2月，红军在长征中一渡赤水后，为了有利于进行运动战，红三军团4个师缩编为4个团，21岁的钟赤兵任12团政委。
为了摆脱10余万川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决定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先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
娄山关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督剿”总指挥王家烈的“双枪兵”驻守在这里。
毛泽东把夺取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了红三军团，彭德怀下令：12团和13团为先锋团。
两个团奉命出发。
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12团于2月26日晚到达距娄山关30里的桐梓县城。
这时候，全团饥渴劳累，都想休整一下。
谁知刚歇脚，12团团长谢嵩就接到报告说：“昨日下午，13团已在娄山关半腰和王家烈的‘双枪兵’展开激战，现在双方正对峙在关口下。
”于是，谢嵩和钟赤兵率领12团立即出发，部队在拂晓前赶到了娄山关口。
他们刚到达娄山关下的南溪口，就隐约听到娄山关断断续续传来枪声，接着，传令兵从关上回来报告说：“敌人从南面的峡谷里沿公路向娄山关反扑，13团设在半山腰的哨所已经丢失。
”“情况紧急呀！”钟赤兵说道：“我带1营先上。
”“好。
”团长谢嵩立即命令“1营为先锋，跑步前进，其他各营随后跟进。
”钟赤兵带领1营官兵首先冲向娄山关。
娄山关上，雨雾浓云铺天盖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6时许，钟赤兵指挥部队向娄山关的制高点点金山发起了猛烈攻击。
随着机枪、步枪、手榴弹的一阵猛打，关口之处顿时被我军突破了。
接着，3营跟了上来，他们二话不说插上刺刀与敌人肉搏，敌军一败涂地，12团牢牢控制了点金山。
王家烈听说点金山失守后恼羞成怒，立即组织兵力反扑。
8时，浓雾从峡谷中缓缓散去，过足了烟瘾的王家烈“双枪兵”仗着人多弹足，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从娄山关下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嚎叫着向上扑了过来。
百岁老红军王定国的传奇人生
百岁老红军王定国的传奇人生作者：武国禄来源：《雷锋》2015年第07期40多年前，我在总参谋部某团党委当秘书，听说团修理所有位技师谢云，是号称“延安五老”之一的老红军谢觉哉的儿子。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了解“延安五老”，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
近年来，“延安五老”相继过世，他们的夫人健在的也只有谢觉哉夫人，103岁的老红军女战士王定国了。
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妇女王定国小时候叫王乙香，1913年2月4日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户贫苦家庭。
妹妹饿死；父亲病逝无钱安葬，只好卖掉三岁半的弟弟，换回四块木板做棺材，用两升麻豌豆请送葬人吃了一餐饭；没多久王定国也被卖给人家作了童养媳。
王定国舅舅的朋友“杨布客”——杨克明，是一个以卖布做掩护的地下党员，他和舅舅凑了40多块银元，解除了王定国和婆家的婚姻关系。
1933年10月，红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
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定国先后成为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1935年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开始长征。
部队行军时，剧团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剧团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
因此，剧团相当于比别人多走了一倍的长征路。
过草地时，王定国瘦到只有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踩到泥潭就要陷下去。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过雪山做准备。
一天，王定国在小河边洗衣服，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她走来，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
”第二天，王定国送去缝好的衣服时，“胡子”远远地招呼她，还特地嘱咐她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过雪山时可以御寒。
他，就是谢觉哉。
1937年9月，王定国和谢觉哉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
此后，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难忘故乡战友情深2002年12月18日，是中国工农红军入川70周年纪念日，王定国和毛泽东女婿王景清、朱德儿媳赵力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属应邀出席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