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史
经济史 、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以及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什么是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及经济思想史。
一、经济史经济史是以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横跨历史学与经济学，具有双重属性。
它要求我们还原真实的历史。
经济史学界广泛开展了关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
经济史研究过去的经济实绩。
因此学习研究经济史可以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
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对经济活动的发展做出时序性、规律性的阐释。
因而经济史分析过去经济发展历程、可以让我们借鉴历史经验来研究经济运行的框架。
并在合理的经济框架中解释现今的经济政治体制及带来的实绩。
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源泉。
这样的创新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的。
也正因为这样，才能更容易推动理论的创新。
所以经济史可以说是经济学的“源”。
并且可以为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提供基础。
一部人类经济史，是市场和市场经济产生、发育的历史，是走向市场化和市场化演变的历史。
市场化将古代、近代和现代经济相互贯通，从中可以看到经济现代化产生、发展的过程。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再到凯恩斯的通论。
如今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枝繁叶茂，几乎覆盖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所有方面。
建国后，经济史学界广泛开展了关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
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经济史研究的骨干，尤其是明清经济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论著数量成倍增长，伴随着正本清源，回归学术本真，经济史学界对既有问题的探讨进一步延续与深化，同时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拓宽了近代经济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突破时限、放归整体，因此，我认为未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近三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迎来了一段高速发展期。
本篇论文就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总结和回顾，分析其研究内容、方法和取得的成果。
一、研究内容的拓展和深化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得到了拓展和深化。
除了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工业等方面的研究之外，更多的关注点转向了社会经济中的城市化进程、区域经济发展、贸易、金融和商业网络等方面。
同时，从统计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角度探讨实证研究，拓宽了社会经济研究的视角，为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收集、分析和解释提供了更加全面、系统的基础。
二、方法手段的创新和完善近三十年来，随着学术方法的创新和发展，各种方法手段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比如，档案文件的利用、民间文献的整理以及口述历史、量化分析等方法等，使得研究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变迁过程。
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如GIS、网络数据挖掘等工具，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更加高效、准确的帮助。
三、取得的成果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在传统领域方面，农村土地制度、清代商业与贸易、民主改革与现代企业等研究课题深入挖掘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沉淀。
在新兴领域方面，城市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区域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
同时，在方法和手段方面，数字化技术、民间文献、传统档案，以及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均贡献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发展。
总之，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内容拓展、方法创新和理论深化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这些研究成就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发展历史、促进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社会经济史论文
社会经济史论文一、社会经济史的最初提出以及《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
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
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
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
另一位在这个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
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
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
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
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
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
世界经济史第三章古代西方的社会经济
第四节 罗马共和国经济
三、农业地产形式和经营组织
土地私有制确定下来后，罗马开始出现大地 产。大地产的产生首先是罗马对外征服战争 的结果。
罗马的大地产往往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进 行大规模种植活动。由于连年的对外征服战 争和方兴未艾的海盗贸易，奴隶人数有增无 减，罗马的大地产有足够的奴隶供应。
第四节 罗马共和国经济
第一节 希腊城邦奴隶制
二、希腊大殖民运动
希腊人的殖民活动，对希腊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 重要的作用。首先，殖民活动使希腊人的活动范围 大大扩大了。其次，殖民活动不仅使资源增加了， 而且使希腊人牢牢掌握了海洋。再次，殖民地的拓 展和贸易的扩大，促进了希腊世界的分工。
第一节 希腊城邦奴隶制
三、城邦奴隶制经济
三、货币与银行
由于希腊缺少金矿，货币主要是银币。货币关系在希 腊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货币是交易的 媒介物；另一方面，货币本身也是交易的对象。
在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高利贷已很普 遍。神庙在希腊的金融业务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贷款使神庙得到巨额收入。
第三节 希腊化世界的经济
一、希腊化世界的形成
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导致希腊经济凋敝，也加剧 了希腊城邦的阶级矛盾，使希腊城邦制度陷于危机 之中。公元前338年，马其顿政府了全希腊。此后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经过将近十年的远征，建立了 一个包括大片东方版图在内的大帝国。
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成一些独立的国家，即 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国 ，以及原有的希腊、马其顿和其他国家，这些国家 统称为希腊化国际。
波希战争结束后，希腊各城邦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商品流 转中心。希腊一些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如米利都、柯 林斯等，最先成为海上贸易中心。
略谈中国经济史学的“社会经济史”传统
略谈中国经济史学的“社会经济史”传统中国经济史学是中国史学基础性的分支学科。
顾名思义，中国经济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经济的运行过程及其机制的；但它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而研究经济。
最近有文章强调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这些文章包含了正确的主张和有价值的意见，但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以前的中国经济史学不是社会经济史，现在为了纠正这种偏向才提倡社会经济史。
例如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从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这是一个误解，需要予以澄清。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适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之时，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
当时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下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它开启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导致了社会经济史传统的形成。
在社会史论战之后创刊的《食货》半月刊（1934—1937),封面上赫然写着“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刊物的内容则涉及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所谓“经济史”是指与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史”则是以经济为主体的；两者是一致或相通的。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又一源头和重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早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陈翰笙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时就组织了农村社会经济的调查，为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汤象龙等人在社会学家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进行经济史研究，并于1932年创办中国第一个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由陶孟和主持工作，汤象龙、梁方仲等人继续从事经济史研究，稍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亦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
社会经济史.doc
社会经济史一一般说来，时间序列和空间位置是认识、把握事物的两个基本观照点。
如果仍然认可历史学是一门依据时间维度研究历史现象的学科，地理学是一门依据空间维度考察地表现象的学科，那么，至少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考察则是缺一不可的。
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相应的空间展开的，将历史现象放在产生它的空间(区域)中进行时空结合的考察，通过由此所形成的各种联系，探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变化以及变化的形成、意义及其机制，由此展现出来的历史内容显然会更加丰富多彩，也更接近历史真实。
如若不然，不仅无法确切揭示人地关系，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亦会受到局限。
再者，诸多事例表明，历史进程不仅在时间序列上有发展的快慢进退之别，在空间结构上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和不平衡性。
世界范围内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地域广大，自然、社会条件复杂多样，开发、发展先后参差，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
诚如傅衣凌先生所说：“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生态平衡的改变、历史上开发时间的先后、人口的流动和增减，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等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社会控制方式和思想文化千差万别，而且还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周期性和不规则的变化。
”Ⅲ(第4页)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如果不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空间结构的不平衡性，极易产生以偏概全甚或徒发空论的偏颇，这在以前号称“宏观”叙事的“综合”研究中曾有过深刻教训，且已成为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持续不衰的基本动因。
毫无疑问，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同时历史进程也是复杂多样的。
从认识论层面言之，人类认识乃不断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发展过程。
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总是通过偶然性、随机性乃至千差万别的多样性表现出来的。
著名学者黄宗智论及中国经济史中的规范认识问题时指出：“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
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
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
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不仅在政治和文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变化和进步。
本文旨在探讨隋唐五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隋唐时期，农业生产是社会经济的基础。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
隋朝推行了新的税制，并通过在农村设立官田和官庄来加强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提高国家财政收入。
唐朝时，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引进了许多新的农作物和农业技术，如大规模的种植水稻和采用灌溉技术，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增长。
隋唐五代时期，手工业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特别是在唐朝时期，手工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政府鼓励手工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唐朝的手工业以纺织业、制陶业、造船业、建筑业和制作工艺品等为主要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商业发展方面，隋唐五代时期经济交流和贸易活动也得到了大力推动。
新的交通工具和交通线路的开通，如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的发展，促使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的加强。
这些交流和贸易活动的发展，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此外，隋唐五代时期还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经济形态。
例如，隋朝和唐朝的官僚地主阶级逐渐形成，并通过控制土地和生产手段来获取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同时，农民和手工业者也逐渐形成了独立生产的经济基础，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和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隋唐五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过程。
农业生产、手工业和商业交流的发展，以及新的社会阶层和经济形态的形成，都为隋唐五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隋唐五代时期的经济发展成就不仅为后世所推崇，也为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经济史专业
中国社会经济史专业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它涉及到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一、学科概述是国内较为新兴的专业之一，它主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
在的学习和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掌握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同时也需要将政治、法律等相关学科的知识相互融合，进行跨学科交叉的研究。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经济的起伏、经济制度的演变、社会制度的变革、文化的创新等多方面的问题。
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领悟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二、专业特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跨学科融合涉及到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因此需要将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相互融合。
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需要具备跨学科融合的能力，以形成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2.历史时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需要把握历史时序的特点，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起落、社会结构的变革、文化的传承等方面的内容。
在时序分析中，我们可以通过宏观经济分析、民俗文化研究、文献资料梳理等多种研究方法，探究历史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及其深层次原因。
3.理论框架在的学习和研究中，我们需要建立完备的理论框架。
这一理论框架需要包括相关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理论，同时，还需要吸纳相关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理论，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
三、未来发展随着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发展，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深入研究在的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演进过程，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和历史价值。
可以在交叉性学科领域，建立并完善研究方法，以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深入发展。
同时，还可以通过对相关领域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探讨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如何对中国社会经济进行推动。
2.推广应用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于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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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读后感
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繁荣，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新的工场手工业经营形式。
在这种手工工场中，拥有资金、原料和机器的工场主雇佣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这种现象被学界称为“资本主义萌芽”。
从定义来说，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出现，萌发尚未定型形成气候，而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规范性与规模。
生于萌芽状态的东西，本来不易辨识，也不容苛求。
不过，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考察，才能定性。
这里，我想提两点意见。
这是一种新的事物，代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总趋势，具有进步性；但具有出现在少数地区的少数行业当中稀疏且微弱的特点；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体系本身缺乏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必要条件再加之清朝统治者的压制，因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在清朝几乎停止；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
2从特征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
方法来论证。
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
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
在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
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
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代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话，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
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
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我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
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
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
阶段性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
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
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就是说，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是要探讨它的历史作用。
如果只是一段插曲，也就不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
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必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
如果我们瞻前顾后，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代后期，或者说从十六世纪写起。
这以前，确也有些个别事例，如徐州利国监的冶铁，徐一夔《织工对》中的丝织工场，但都后不见来者，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
我们所考察的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并有发展，
看出明显的阶段性。
清代前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要在鸦片战争后有个交代，看出它们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后面将论及。
3条件编辑
生产力
生产力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
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
尤其是农业生产力。
“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
”（《资本论》第3卷，第885页）
我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
江南（这个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
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我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
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
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上还是宋代水平。
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产品种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
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的传统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以单个家庭与小块土地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无论人力资源还是土地面积都不具备扩大再生产的条件。
因此，它无法保证富余产品的稳定产出，更无力供养具有充分消费能力的民间市场。
中国自古是单一制封建君主集权国家，庞大的帝国组织靠直接向全国小农阶层抽税来维持。
在那个时代尚无现代经济理论，国家计税毫无科学依据，只能简单向全国平均摊派，不具备宏观调控功能，对社会经济并无积极作用。
财政税收又多被用于奢侈挥霍或豢养军队，巨额财富无法回到正常的经济流通领域，民间经济即不能从中获利，私人财富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资本自然无从积累。
这便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
明清两代，尽管在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上的封建束缚有了松弛，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却极稀微。
据我们看，主要是在某些经济作物中、在新垦区以及在富裕棚民中，有了一些雇工经营。
力农致富的人家曾不断涌出，但他们也不断地转化为新的地主和旧式富农。
这种旧式富农以至佃富农，我看恐怕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或者只是小业主经济。
工业与农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属于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443页）手工业和农业不同，须分行业来逐一考察它们的生产力状况。
晚近发展经济学认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往往不是总的生产水平，而是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工业部门，如十八世纪末的纺织业，十九世纪末的钢铁业，后来的汽车、电子工业等。
我国古代出现的商品经济多是作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补充而存在,不能因为一时商品经济繁荣而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况且历代统治者都强调重农抑商。
至于差异：
从经济基础来说，中国中央君主集权制根深蒂固，皇帝直接掌控全国土地与人口；欧洲封建领主虽掌握土地却缺乏对市民阶层的控制，封建关系较为松散。
中国广大自耕农民以自产谋生又极度贫困，既缺乏消费欲，又没有购买力，消费市场无法形成；欧洲广大城市平民没有土地以经商或手工业为生，购买日常商品是生活必须，有利于市场形成。
中国消费品生产主要面向高级消费，丝绸、金银加工、高档瓷器等基本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市场范围小，资本主义发展空间有限；欧洲商品生产服务对象广泛，棉纺、毛纺、制铁等大多是广大群众的日常消费，市场范围大且稳定，资本主义发展后劲实足。
中国国内市场低靡商人普遍缺乏资本无力开展对外经营，小农经济倚赖土地没有海上开拓的欲望，具体表现即闭关自守；欧洲市场活跃资本运作通畅，财富的扩张必须继续扩大消费，同时急需劳动力与资源，对外扩张事在必行，具体表现即组织航海拓展殖民地。
具体表现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只出现江南地区个别部门，没有深入到农村；欧洲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有长足发展，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成为普遍现象。
从意义来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有促进作用，但未促成中国社会的转型。
在欧洲资本主义却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科技和经济的进步并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使欧洲向资本主义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