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CO肺癌诊疗指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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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8年版)

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8年版)

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8年版)一、概述原发性肺癌(primary lung cancer,PLC)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从病理和治疗角度,肺癌大致可以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和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两大类,其中非小细胞肺癌约占80%~85%,其余为小细胞肺癌。

由于小细胞肺癌独特的生物学行为,治疗上除了少数早期病例外,主要采用化疗和放疗结合的综合治疗。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肺癌指代非小细胞肺癌。

肺癌是我国30年来发生率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展的我国第一次死因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我国肺癌死亡率为5.47/10万,在癌症死因中,排在胃癌、食管癌、肝癌和宫颈癌之后,居第5位,占全部癌死亡的7.43%。

我国第二次死因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肺癌死亡率已居癌症死因第3位,仅次于胃癌和食管癌。

在21世纪开展的第三次死因回顾调查则显示肺癌已居癌症死亡原因首位。

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最新统计数据提示:我国2011年新增肺癌病例约65万例,有52万例死于肺癌,两者均排名恶性肿瘤的第一位。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2016年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新发肺癌病例73.33万(男性50.93万,女性22.40万),居恶性肿瘤首位(男性首位,女性第2位),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的17.09%(男性20.27%,女性12.59%)。

同期,我国肺癌死亡人数为61.02万(男性43.24万,女性17.78万),占恶性肿瘤死因的21.68%(男性23.89%,女性17.70%)。

地区分布上,我国城市肺癌死亡率均高于农村地区。

东、中部城市和农村肺癌死亡率明显高于西部。

发病年龄>40岁人群死亡率快速升高。

二、筛查和诊断(一)肺癌的危险因素由于我国工业化不断发展导致空气污染日益加重,加之烟草流行率全球最高以及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越来越高。

2018版 肺癌治疗方案总结 诊疗规范 CSCO指南 NCCN指南

2018版 肺癌治疗方案总结 诊疗规范 CSCO指南 NCCN指南

肺癌治疗方案总结一、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8年版)1、放化疗同步治疗方案:适用范围:ⅢA、ⅢB期患者建议同步放化疗方案为EP(足叶乙苷+顺铂)方案或TP(多西他赛+顺铂)方案。

如果患者不能耐受,可以行序贯放化疗,培美曲塞联合顺铂或卡铂作为同步或序贯用药的方案之一。

2、晚期NSCLC的药物治疗(1)一线药物治疗:含铂两药方案是标准的一线化疗方案,在化疗基础上联合血管内皮抑素;对于晚期无驱动基因,非鳞NSCLC患者,还可在化疗基础上联合贝伐珠单抗;肺癌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如EGFR基因突变阳性的患者,可选择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治疗,包括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阿法替尼治疗,一线给予吉非替尼治疗时还可考虑联合培美曲塞和卡铂。

ALK或ROS1融合基因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选择克唑替尼治疗。

对一线治疗达到疾病控制(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稳定)的患者,可选择维持治疗。

目前同药维持治疗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药物有培美曲塞(非鳞癌)、贝伐珠单抗(非鳞癌)和吉西他滨;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换药维持治疗的药物有培美曲塞(非鳞癌),对于EGFR 基因敏感突变患者可以选择EGFR-TKI进行维持治疗。

(2)二线药物治疗:二线治疗可选择的药物包括多西紫杉醇、培美曲塞、纳武单抗、EGFR-TKI和克唑替尼。

肺癌驱动基因突变阳性的患者,如果一线维持治疗时没有应用相应的分子靶向药物,二线治疗时应优先应用分子靶向药物;一线EGFR-TKI治疗后耐药并且EGFR T790M突变阳性的患者,二线治疗时应优先使用奥希替尼。

对于ALK阳性,一线接受克唑替尼治疗后出现耐药的患者,二线治疗时可序贯使用塞瑞替尼。

对于一线接受EGFR-TKI或者克唑替尼治疗出现耐药,二线接受化疗治疗的患者,可根据患者的ECOG PS评分选择含铂双药或者单药治疗方案。

对于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应优先考虑化疗,对于无驱动基因且组织学类型为鳞癌的患者,可选择使用阿法替尼(表3)。

2018 CSCO肺癌指南更新说明

2018 CSCO肺癌指南更新说明
变/ALK融合的检测[11]
原发肿瘤和转移灶都适于进行EGFR突变/ALK融合/ROS1融合分子 检测[13]
原发肿瘤和转移灶都适于进行EGFR突变/ALK融合分子 检测[11]
为了避免样本浪费和节约检测时间,对于晚期NSCLC活检样本,应 根据所选用的技术特点,一次性切出需要诊断组织学类型和进行
EGFR突变/ALK融合/ROS1融合检测的样本量,避免重复切片浪费 样本;如果样本不足进行分子检测,建议进行再次取材,确保分子
*(2B类证据)[23-29]
#新辅助治疗模式包括:单纯化疗、序贯化放疗、同步放化疗、化疗后同步放化疗等,最佳模式尚未确定[13-17]。 *术后病理N2可以考虑术后放疗(2B类证据)或加入术后放疗随机分组研究[23-29]。
3. 可手术IIIA期原发性NSCLC的治疗
总体推荐:临床IIIA期NSCLC (经PET/CT、EBUS或纵隔镜进行淋巴结分期)
ADJUVANT
吉非替尼 (n=111):中位28.7个月 长春瑞滨+顺铂 (n=111):中位18.0个月
100
HR=0.60
95%Cl 0.42,0.87
80
P=0.005
3年DFS率
60
34% vs 27%
EVAN
厄洛替尼 (n=46):中位42.41个月 长春瑞滨+顺铂(n=33):中位21.19个月
• T790M检测:对于EGFR TKIs耐药病例,建议二次组织活 检进行继发耐药EGFR T790M检测(ARMS或Super ARMS 法)[22]。EGFR-TKIs耐药后不能获取组织的患者,建议行血 液ctDNA EGFR T790M检测(ARMS或Super ARMS法) (1A类证据)[23-26]

2018CSCO肺癌指南更新说明

2018CSCO肺癌指南更新说明

T790M突变是一代EGFR-TKI主要耐药机制之一,占比超过50%,三代
EGFR-TKI奥希替尼作用于该靶点,AURA3[23]已证实可有效治疗EGFR-TKI 治疗进展伴T790M突变患者,奥希替尼在中国已获CSFDA批准用于T790M 阳性的一代EGFR-TKI耐药患者。研究报道血浆ctDNA可用来检测T790M突 变[24],可作为二次活检组织标本不可获取的替代标本,同时也是对可以组织
原发肿瘤和转移灶都适于进行EGFR突变/ALK融合/ROS1融合分子 检测[13]
原发肿瘤和转移灶都适于进行EGFR突变/ALK融合分子 检测[11]
为了避免样本浪费和节约检测时间,对于晚期NSCLC活检样本,应 为了避免样本浪费和节约检测时间,对于晚期NSCLC活
根据所选用的技术特点,一次性切出需要诊断组织学类型和进行
• 通过NGS技术对血GFR突变, KRAS突变,HER-2突变,ALK融合,ROS-1融合, BRAF V600E突变,RET融合,MET扩增和MET14外 显子跳跃突变等。(2B类证据)[36-43]
EGFR-TKI术后辅助治疗使 EGFR突变型N1N2 非鳞NSCLC患者获益
ADJUVANT
吉非替尼 (n=111):中位28.7个月 长春瑞滨+顺铂 (n=111):中位18.0个月
100
HR=0.60
95%Cl 0.42,0.87
80
P=0.005
3年DFS率
60
34% vs 27%
EVAN
厄洛替尼 (n=46):中位42.41个月 长春瑞滨+顺铂(n=33):中位21.19个月
Zhong WZ, et al. Lancet Oncol. 2018 Jan;19(1):139-148. Yue D, et al. 2017 WCLC OA16.04.

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8年版)

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8年版)

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8年版)一、概述原发性肺癌(primary lung cancer,PLC)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从病理和治疗角度,肺癌大致可以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和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两大类,其中非小细胞肺癌约占80%~85%,其余为小细胞肺癌。

由于小细胞肺癌独特的生物学行为,治疗上除了少数早期病例外,主要采用化疗和放疗结合的综合治疗。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肺癌指代非小细胞肺癌。

肺癌是我国30年来发生率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展的我国第一次死因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我国肺癌死亡率为5.47/10万,在癌症死因中,排在胃癌、食管癌、肝癌和宫颈癌之后,居第5位,占全部癌死亡的7.43%。

我国第二次死因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肺癌死亡率已居癌症死因第3位,仅次于胃癌和食管癌。

在21世纪开展的第三次死因回顾调查则显示肺癌已居癌症死亡原因首位。

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最新统计数据提示:我国2011年新增肺癌病例约65万例,有52万例死于肺癌,两者均排名恶性肿瘤的第一位。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2016年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新发肺癌病例73.33万(男性50.93万,女性22.40万),居恶性肿瘤首位(男性首位,女性第2位),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的17.09%(男性20.27%,女性12.59%)。

同期,我国肺癌死亡人数为61.02万(男性43.24万,女性17.78万),占恶性肿瘤死因的21.68%(男性23.89%,女性17.70%)。

地区分布上,我国城市肺癌死亡率均高于农村地区。

东、中部城市和农村肺癌死亡率明显高于西部。

发病年龄>40岁人群死亡率快速升高。

二、筛查和诊断(一)肺癌的危险因素由于我国工业化不断发展导致空气污染日益加重,加之烟草流行率全球最高以及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越来越高。

2018 版 CSCO 肺癌指南更新主要内容

2018 版 CSCO 肺癌指南更新主要内容

2018版CSCO肺癌指南更新主要内容2018年4月21日,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南会在南京召开。

原发性肺癌诊疗指南是CSCO发布的第一个指南,2016年首次发布,本次已迎来第2次更新。

整个指南凸显了精准医学的特点,旨在推进中国肿瘤治疗的规范化。

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林冬梅教授、天津大学肿瘤医院的岳东升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王志杰教授及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周清教授分别对指南的更新进行了解读。

那么,2018版《CSCO原发性肺癌诊疗指南》中究竟更新了哪些内容?又是基于哪些证据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分子分型部分的更新指南新增推荐相对早期(I〜IIIA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进行分子检测(1B类证据),主要基于ADJUVANT和EVAN硏究中靶向药物辅助治疗获益的数据。

推荐对于I〜IIIA期NSCLC、N1/N2阳性的非鳞癌患者进行EGFR 突变检测(1B类证据)。

对于晚期NSCLC患者,除了过去推荐的EGFR和ALK检测,本次更新增加了ROS1重排的检测推荐。

EGFR突变的检测可采用ARMS或SuperARMS法(1类证据)。

ALK融合基因的检测可采用Ventana免疫组化、FISH或RT-PCR的方法(1类证据)。

ROS1融合基因的检测可采用RT-PCR或FISH的方法(1B类证据)随着EGFRTKIs继发性耐药和三代TKI的出现,推荐对EGFRTKIs耐药患者进行EGFRT790M检测。

组织学检测为金标准,在组织不可获取时,血液ctDNAEGFRT790M检测可作为有效补充(1A类证据)。

检测方法上,除了CFDA批准的试剂盒外,也可基于中国现有的检测平台使用Cobas、ddPCR、NGS等方法,并以血液检测作为组织检测的补充。

但是融合基因的血液检测技术尚不成熟,故仍应尽可能进行组织学检测。

而由于NGS的成本高,检测规范性、可靠性欠佳,指南将其列为可推荐但推荐级别不高。

基于病理类型、分期和分子分型的综合治疗部分的更新1.NSCLC治疗的更新(1)IA、IB期原发性NSCLC的治疗仍推荐进行解剖性肺叶切除(1类证据)+肺门纵隔淋巴结清扫术(2A类证据)。

中国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8年版

中国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8年版
一线药物治疗motic非小细胞肺癌常用的一线化疗方案化疗方案剂量用药时间时间及周期np方案长春瑞滨25mgm75mgm21天为1个周期46个周期tp方案紫杉醇135175mgm75mgm21天为1个周期46个周期gp方案10001250mgm75mgm21天为1个周期46个周期dp方案奈达铂仅限鳞癌75mgm75mgmauc56100mgm21天为1个周期46个周期pp方案500mgm75mgm21天为1个周期46个周期motic晚期nsclc患者的药物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常用的抗血管新生药物和靶向治疗药物药物剂量用药时间抗血管生成药物血管内皮抑素75mgm贝伐珠单抗7515mgkg第1天21天为1个周期靶向治疗药物motic维持治疗对一线治疗达到疾病控制完全缓解部分缓解呾稳定的患者可选择维持治疗
中国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
(2018年版)
2019-04-12
目录
CONTENTS
一.概述 二.早期筛查 三.诊断与分期 四.手术治疗 五.放射治疗
六.化疗与靶向治疗 七.肺癌的分期治疗模式 八.诊疗流程与随访 .
Motic
概述
? 原发性肺癌(以下简称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之一
?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 2016年发布数据显示, 2015年我国新 发肺癌病例 73.33万(男性50.93万,女性22.40万),居 恶性肿瘤首位(男性首位,女性第 2位),占恶性肿瘤新 发病例的17.09% (男性20.27%,女性12.59%)。
Motic
胸部CT检查
? 是目前肺癌诊断、分期、疗效评价及治疗后随诊中最重 要和最常用的影像手段。
? 肺癌初诊患者胸部 CT扫描范围应包括双侧肾上腺。 ? 对于难以定性诊断的胸部病变,可采用 CT引导下经皮肺

中国肺癌低剂量螺旋CT筛查指南(2018年版)

中国肺癌低剂量螺旋CT筛查指南(2018年版)
Yan SUN, E-mail: suny@
周清华和范亚光为共同第一作者 本研究受国家重大研发计划项目(No.2016YFE0103400)资助 作者单位:610041 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肺癌中心/肺癌研究所(周清华);300052 天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肺癌研究所(周清华,范亚 光,王颖,王新允,韦森);610041 成都,中国肺癌早诊早治专家组(周清华,范亚光,乔友林,王贵齐,黄云超,王新允,吴宁);100021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癌症中心(乔友林,王贵齐,吴宁,石远凯,孙燕);650105 昆明,云南省肿瘤医院(黄云超);200040 上海,上海华东医院(张国桢,郑向鹏);610041 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科(步宏);450008 郑州,河南省肿瘤医院(李印);100853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陈良安);410008 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胡成平)(通讯作者:周清华,E-mail: zhouqh135@;孙 燕,E-mail: suny@)
Cancer Institute,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Tianjin 300052, China; 3China National Expert Group of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Chengdu 610041, China; 4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China National Cancer Center, Beijing 100021, China; 5Cancer Hos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650105, China; 6Shanghai Huadong Hospital, Shanghai 200040, China; 7Department of Path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8Cancer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08, China; 9General Hospital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eijing 10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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