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与政治
百无一用是书生
百家争鸣同为政治学派，法家是儒家最大的敌人，儒家可以不顾及别家，但是不能不顾及法家。
秦帝国之后，儒家也看到了法制不可能完全退出社会，三代王道礼治不可能无保留的复辟。
唯其如此，西汉儒家对法家提出了这样的安置方略——我为统驭，你为工具。
其余学派，不足道矣！自此伊始，儒家以新霸权姿势登上历史舞台。
儒家学派的性格缺陷：迂阔偏执诛心记仇。
迂阔者，迂远而不切实际也。
儒家蔑视任何民生技能，蔑视任何方式的劳动，在所有学派中独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殊荣。
儒家偏执，基本在三：一，咬定自家不放松，绝不相信世界上另有活法。
二，不容纳任何学派的任何主张，绝不相信自家学派之外还有真理。
三，对其他学派恶意攻讦人身伤害，其用语之刻毒天下罕见。
骂墨子是“兼爱无父，禽兽行”，骂杨朱学派是“无君，禽兽行”，骂纵横家是“妾妇之道”。
用语武断的指责性批判更是多见。
近见网络文章，有人将孟子称为“战国职业骂客”。
自孟子开始，“衣冠禽兽”成为儒家恒久的骂人经典语汇。
诛心者，不问行为言论之本身正确与否，只专一的纠缠行为动机，以求“原心”之罪也。
儒家就开始了这种以“道义原则”定罪名的路子。
儒家记仇，基本事实一，儒家在春秋战国被无情抛弃，所以对生时时代仇恨极深。
但凡儒家做史，“自周以降，风气大坏”之类的词语比比皆是。
基本事实二，儒家在秦帝国时期大遭“压制迫害”，从此对秦咬牙切齿，不由分说以一言蔽之——暴政暴秦！事情起因在于儒家自己不守秦法，伙同六国贵族大肆散布种种流言，从而获罪被坑杀若干人。
基本事实三，儒家在原生态时期善为人敌，几乎被天下学派孤立。
一旦得势，儒家立即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复仇书，汹涌面目公然昭示天下。
身为学问家，身为史家，身为显学大派，百年千年之后，尚不能摆脱一己一家一团体之恩怨而相对客观地看待历史，将中国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肆意涂抹，将好赖有些贡献的秦帝国一言毙杀，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个学派的道德水准？该如何评价这个学派的心理特质与禀性特点？执青史之笔，泄一家之怨，将无数志士英烈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唯将自己粉饰得光彩煌煌。
“政治家办报”的历史解读
“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在和吴冷西的两次谈话中分别提出的。
1957年6月7日，毛泽东找胡乔木和即将接任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谈话：“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时隔两年（1959年6月），在与吴冷西的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出：“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
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
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
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
此后，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反复出现在中共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各种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以及新闻学教科书中，并被不断阐发，与“喉舌论”和“党性原则”一起成为新闻工作的一条“金科玉律”。
究竟如何理解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这恐怕还要从特定的历史“语境”出发。
1957年2月，中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3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到会讲话并与新闻出版界的代表座谈。
这是毛泽东部署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两个重要会议，而对于这样两个重要会议，当时的人民日报没有进行重点宣传，致使当时一些报纸，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由开始“鸣、放”，提出了一些毛泽东难以接受的意见。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认为人民日报没有把握舆论的主动权，让非党报抢了先机甚至是钻了空子。
为此，毛泽东专门把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找去进行严厉批评：“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
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
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有鬼。
”两个月后，毛泽东决定由吴冷西接替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政治家办报”就是在吴接任前的那次谈话中首次提出的。
据吴冷西回忆，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他对邓拓的严厉批评是“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
论邓拓的“书生式政治家办报”
论邓拓的“书生式政治家办报”作者：李彦臻冯雷亮来源：《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03期书生式政治家的形成邓拓的父亲是中国典型的旧知识分子，他促使邓拓形成了“士”观念——“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①，使得邓拓对矛盾遍布的现实社会苦苦思索的同时，自觉承担起那份旧中国“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对社会与民众的责任与关怀。
1929年，邓拓在上海光华大学就读期间，经过对诸学说的反复观察思考，选择共产主义作为其政治信仰。
与单纯满怀一腔热血的书生相比，政治家更多了一份现实改造社会、追求政治理想的政治素养；与其他背景政治家相比，书生式的政治家更多了一份对人文的关怀、对真理的执著、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敏锐、对灵魂深处的不断叩问，他们更紧密地将自己与社会兴衰、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书生式的政治家，邓拓的独特性最初体现在他编写《中国救荒史》的过程中。
为了确保结论得出的充分性，他“将调查材料提高到与历史文献并列的位置”②，其对真理的执著与脚踏实地的求实可见一斑。
在《中国救荒史》中，他大量参考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史的资料，并运用统计学方法，将分散的资料归纳统计，提出许多重要的结论，获取开阔的视野、理性独立地思考已逐渐内化为他的下意识思维方式。
从他后期的新闻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学术研究思想的许多影子。
拥有坚定政治信仰并加入一个党派的邓拓注定要被卷入时代的潮流，历史却选择了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站在历史的最前沿。
抗战时期邓拓的办报思想内涵1938年，邓拓被任命为晋察冀省委机关报《抗敌报》的报社主任，开始了将要伴随他一生的党报新闻宣传事业。
1942年11月，上级又进一步将《抗敌报》升级为北方分局机关报兼北岳区党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
自创刊至1948年6月14日终止，该报前后共发行2840期，发表社论、评论和专文900余篇。
在《晋察冀日报》时期，邓拓的办报思想逐渐形成。
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及社论，阐述其办报思想。
古代读书人的雅称
古代读书人的雅称古代中国的读书人，是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学识和才华被视为重要的财富。
而这些读书人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雅称，这些雅称不仅代表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更是他们一生中的荣誉和自豪。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探讨古代读书人的雅称，了解这些雅称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
士人“士”这个称号，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指的是有学问、有才华的人。
到了战国时期，士人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阶层，他们具有独立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被视为社会中的精英。
在古代，士人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称号，代表着高贵的身份和优秀的品德。
士人的身份在古代社会中非常重要，只有拥有这个身份的人才能够参与到政治和文化领域中。
文人“文人”这个称号，最早出现在唐代，指的是有才华的文学家。
到了宋代，文人逐渐成为一种文化阶层，他们具有独立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被视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
在古代，文人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称号，代表着高贵的身份和卓越的才华。
文人的身份在古代社会中非常重要，只有拥有这个身份的人才能够参与到文化和艺术领域中。
学士“学士”这个称号，最早出现在汉代，指的是有学问的人。
到了唐代，学士逐渐成为一种学术阶层，他们具有独立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被视为社会中的学术精英。
在古代，学士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称号，代表着高贵的身份和卓越的学识。
学士的身份在古代社会中非常重要，只有拥有这个身份的人才能够参与到学术和教育领域中。
儒生“儒生”这个称号，最早出现在汉代，指的是儒家门徒。
到了唐代，儒生逐渐成为一种文化阶层，他们具有独立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被视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
在古代，儒生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称号，代表着高贵的身份和深厚的学识。
儒生的身份在古代社会中非常重要，只有拥有这个身份的人才能够参与到文化和教育领域中。
书生“书生”这个称号，最早出现在唐代，指的是有文化的年轻人。
到了宋代，书生逐渐成为一种文化阶层，他们具有独立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被视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
政治与文学挂钩的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市）人，世称王临川。
22岁中进士，曾当过宰相，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
死后谥“文”，又称王文公。
擅长论说文与记叙文。
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局势，王安石于嘉祐三年（1058年）上书宋仁宗，提出了“改易更革”的主张。
熙宁二年（1069年），锐意改革的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后来又升为宰相。
在他主政的六七年间，厉行变法，企图通过整军理财，以求富国强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
王安石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文学家。
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紧密相联，强调文章“以适用为本”，“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他的散文多为论说文，论说文中又以政论为主，大都体现他的政治观点，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改革服务，具有强烈的现实和鲜明的针对性。
王安石并不忽视修辞技巧的作用：“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上人书》），意思是文章的形式美也不能不要，但不能重文轻道。
他要求“表里相济”（《上邵学士书》），即文与道统一，形式与内容统一。
王安石是改革家，苏轼是反对派，在政治上是敌对的，但在学问和文章上，却互相钦佩，私交甚好。
有一次，苏轼到王安石家，在书橱的底层抽出一本书，随手翻开，念了书中的一句，王安石便接着背诵下去，一字不误。
反覆试了几次，王安石都背诵得毫无差错，苏轼大为折服。
王安石写了一首名叫《桂枝香》的词，苏轼十分赞赏。
王安石也非常赞赏苏轼的文章，把他誉为“人中龙也”，并说苏文“与子长驰骋上下”，意思是与司马迁（字子长）不相上下。
王安石对经学和史学都有不少独到见解，发而为文，不同凡响。
如战国时代的孟尝君，素以招贤养士著称，但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却一反传统观点，认为孟尝君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
全文仅90字，简洁精警，词锋犀利。
他的记叙文也好发议论，如《游褒禅山记》，通过游山的经历，阐述治学必先“有志”，不畏艰险，而且要“深思而慎取”，才能获得成功。
民国时期的文人与政治
民国时期的文人民国是一个当权者独断专行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与思想极端动荡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痛苦到让人窒息的时代。
但民国又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是一个民主雏形的时代。
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
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
民国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
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
与历代文人一样，他们起初大多数都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救民。
然而社会的黑暗，军阀的独制专裁让这种梦想化成了碎片。
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了，那群饱读圣贤之书的传统士大夫进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从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新颖却不强大。
他们起初还自以为是的以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他们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舞台，以为自己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权力中心地位，然而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制度化联系，退到了权力场域的边缘。
作为传统的精英阶层，当他们被逐出政治中心后，却没有其相应的社会地位体现其精英价值。
历史随后残酷的告诉他们，历史是以铁与血的方式书写的。
战争纷争时期，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或许真的只能是做一个可看不可用的花瓶。
然而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他们所学的东西又告诉他们，他们理应以一个就是这的面目出现，他们应当拯救这个社会，挽狂澜于既倒。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各阶层中受西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他们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也富于政治敏感和爱国热情，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
张东荪书生问政的风雨历程
张东荪:书生问政的风雨历程张东荪（1886―1973），本名万田，字圣心，浙江省钱塘县人，民国时期著名政论家，曾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府秘书。
抗战期间他以燕京大学教授身份为中共地下党输送情报、药品，遭日本宪兵逮捕。
解放战争时期，他出面调解，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然而，晚年的张东荪由于坚持“中间路线”主张以及严重的“亲美”、“恐美”思想，导致其成为“叛国案”的罪人，犯下了一生中最不能原谅、也最荒唐的政治错误。
从末代进士到著名民主政论家晚清末年，风雨飘摇。
西方思潮纷至沓来，出洋学习蔚然成风，走出国门看世界成为心忧天下、奋发图强的热血青年的不二选择。
在这股出国大潮的影响下，张东荪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探索，对许多哲学问题进行思考，为日后进行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对政局极为关注，对政治问题极其关心，他阅读了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许多著作，广泛涉猎了近代西方政治学和法学书籍，接受了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改良主义思想，民主宪政思想也成为了他一生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1906年，他与同学蓝公武、冯世德在东京创办《教育杂志》，鼓吹民主立宪、教育救国。
该杂志仅办了两期，但这是后来以“政论家”著称的张东荪指点江山、褒贬时政的破晓莺啼。
1911年，张东荪学成回国，按照清政府有关规定，他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北京太和殿面见宣统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
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寿终正寝，张东荪这批进士因而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末代进士。
怀抱济世安民的理想，张东荪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1911年5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这是他政论生涯的锋芒初试。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立即南下南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内务府秘书，有了3个月的从政经历。
汪精卫—文人从政的悲剧
汪精卫—文人从政的悲剧汪精卫是一个悲剧的政治人物。
他的悲剧性，部分的源于一个军事化时代的文人的处境，部分的源于他自身的弱点。
清朝末年，汪精卫以一个青年忧国知识分子，凭借书报宣传与自我牺牲精神，一跃登上中国政治高峰。
然而，他真正活跃在中国高层政治的时代，却是中国政治日益走向军事化的时代。
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新军阀，从“北伐”战争到新军阀混战、第一次国共战争、再到抗日战争。
民国时期的中国，充斥着各种形式的战争。
可以说，战争塑造了民国史，塑造了民国时期的政治。
汪精卫以一个没有任何军事背景且从未真正掌握过军队的文人，投身政治，适逢中国经历空前严酷的战争、军事化和国家社会重组的时代。
汪怀抱以文人羁勒武力的政治理想，始终未能成功，又谋力挽狂澜，出而和谈，拯救东亚于战火之中，可叹毫无实力，既脱离党和国家，又不见重于日人，终至身败名裂。
汪精卫一生以文人、书生自诩。
他在政治活动中，也带有许多文人的特征。
首先，汪的性情浪漫，富于理想，对生活常抱有“美”与“诗”的感觉。
他以“革命”登上历史舞台，一生以革命党人自居。
从他狱中诗作对于自我牺牲的热烈赞颂中，不难体会到他本人的浪漫性格。
事实上，革命在社会政治变革之外的另一个涵义，就是人生意义的发扬，是生命的抒情。
知识分子而投身革命者，往往具有浪漫的性情。
革命作家蒋光慈就曾说过：“浪漫派吗?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
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革命就是艺术，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感觉到自己与革命具有共同点。
诗人——罗曼蒂克更要比其他人能领略革命些!罗曼蒂克的心灵，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范围之外，要求与全宇宙合而为一。
革命越激烈些，它的怀抱越无边际些，则它越能捉住诗人的心灵，因为诗人的心灵所要求的，是伟大的，有趣的，具有罗曼性的东西。
……惟真正的罗曼蒂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灵，才能在革命中看出有希望的将来。
”汪精卫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这种革命者的激情，保持着对人生的杜鹃啼血式的浪漫想象。
解读成思危政治人生：治学从政摸着良心过河
舍我先生与成思危成思危他在16岁时，背着“反共”的父亲，瞒着母亲，从香港投奔大陆，这一去，就是57年；“文革”中，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被安排去烧锅炉，又因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从化工部副部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有政治上“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偶尔放句话，沪深股指就会跳一跳；他是成思危，刚刚退休的民建中央主席，一个人生写满传奇、历尽世事沧桑的学者、书生、国家领导人，一个注定让人难以忘怀的参政党领袖。
觉慧，我们可能不懂的那个大时代1951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瞒了一无所知的母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携一只简单的行囊，越过罗湖，“投共”到大陆。
他看上去似乎有些疲惫。
见到他的刹那，我不得不惊讶的于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的痕迹。
显然，眼前的成思危比电视上的成思危苍老些。
握手过后，他请我和同事们入座。
我礼节性地寒暄着，心里想的却是，这就是57年前那个偷偷“投共”的理想少年么？1951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瞒着母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携一只简单的行囊，越过罗湖，“投共”到大陆。
当时就职于《南方日报》的二姐，接应了他。
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以社会主义为背景的新生活。
时隔半个世纪，成思危说起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态度从容，语气平缓，而在彼时的成家，他的出走，对他的父亲成舍我、母亲萧宗让而言，绝对不似今日这般云淡风轻。
三年前，成思危的妹妹成露茜和成嘉玲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披露了当年的那段往事。
一天，就读于进步学校深受左翼作家影响、在香港秘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思危，跟母亲说，他要返回大陆。
他母亲很不赞成，希望成舍我能阻止成思危。
成舍我问了儿子一堆问题后，出来说：他已经想清楚了，让他去吧，他自己负责。
曹禺与政治
张耀杰：政治运动中的书生曹禺抒情诗人走向现实抗战时期，曹禺远离社会现实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戏剧，不再为观众尤其是普遍左倾的文艺界所欢迎和追捧。
在这种情况下，曹禺不得不委曲求全地服务于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
于是，在他笔下出现了严重缺乏艺术魅力的抗战戏剧《全民总动员》和《蜕变》，以及价值观念极其混乱的电影作品《艳阳天》。
《艳阳天》是曹禺集编剧与导演于一身的唯一影片。
1949年之后，曹禺既享受着文艺高官的尊贵待遇，又面临着“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神圣化的精神审判和思想改造。
身份地位的提高，是以委曲求全地牺牲自己几乎全部的创作自由，以及不断揭发、批判同行好友为惨痛代价的。
对同行及老友的揭发与批判曹禺戏剧《雷雨》、《日出》、《原野》，是在第一任妻子郑秀陪伴协助下创作完成的。
而接下来的《北京人》、《家》、《艳阳天》则是在婚外同居的方瑞陪伴协助下创作完成的。
1951年，在周恩来等人的强力干预下，郑秀被迫与曹禺办理离婚手续。
曹禺很快便投入针对同行胡风、丁玲、陈企霞，以及老朋友吴祖光、萧乾、戴涯、孙家琇等人的政治揭发和神圣批判之中。
1955年，曹禺在《谁是胡风的“敌、友、我”》中，把私仇公愤从胡风扩大到胡风夫人梅志的身上：“甚至他的老婆，当作家协会帮助他们找来一个通讯员的时候，都会说‘公家人不能不存戒心’。
”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刚刚入党的曹禺表现得更加踊跃。
他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中，针对自己曾经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比邻而居的老同事、老朋友生动形象地揭发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
”在电影《艳阳天》中，曹禺曾高调斥责剧中人物马弼卿揭人隐私、出卖朋友的道德污点。
但在对老朋友萧乾的政治揭发中，曹禺却不惜揭露其隐私，使出足以置萧乾于死地的杀手锏。
在《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曹禺写道：“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曹禺对于自己这种委曲求全地依附于极其强大的政治操作的高调言行，应该是完全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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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与政治
——读《梦醒与嬗变》有感《梦醒与嬗变》是一部迥异以往的历史书，它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复杂得多的百年前的中国政局。
让所有为那场变法扼腕并无数次幻想假如如何如何那么变法就会成功的人看清了，维新变法派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何等复杂和危险的局面。
造成变法失败的原因太多了，多得随便抽取其中一个，都能写就一篇万余字的论文。
我笔力不逮，自然不能妄想分析出所有原因，只能从其中一个角度来略略思考。
古今中外无数政治家用无数阴谋斗争证明了一条真理：方向问题是假的，旗帜问题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我们看了太多的戏文，以往的统治阶级也奉行肉食者谋的政治策略大力宣传，所以才会造成中国这种似乎充满道德感的斗争，权力斗争的肮脏血污被道德的圣洁外衣掩盖起来。
维新变法当然更不是正义的光绪和变法派被邪恶的慈禧和守旧派扼杀的简单斗争。
作者张鸣通过对变法前各个政治派别的分析，清晰地指出，遭逢甲午战败这种空前的民族危机，人心思变，顽固派在变法与否的问题上其实并无底气，就连以往被认为是守旧派代表的慈禧也并非无法容忍变法。
在这种情况下，最恰当的斗争策略应该是如毛泽东所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
可惜的是，维新派的成员，是书生而非政治家。
历史不止一次证明，空怀一腔爱国的热情和傲人的才学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危机。
康梁有“年轻”这个最大的资本，进行变法事业时，能不顾一切披荆斩棘，但他们也正坏在“年轻”上，在政治斗争
中常常凭着道德感做出决定。
李鸿章作为资历深厚的洋务大员，无论他在签订《马关条约》有多么丧权辱国（他也并非出自本心，而是可怜的替罪羊），毕竟他的实力就摆在那里了，争取到他的支持无疑是对变法事业极大的鼓舞，但仅仅为了维持维新派的道德形象（典型的书生气），“同会诸子”就把李鸿章的捐款“摈斥门外”，实在是得不偿失。
得到的不过是一个不值一钱、于事业毫无裨益的道德形象（在那种险象环生的政治格局中不能指望有人出于道义给予支持），失去的却是一个实在的利益集团的支持。
尽管李鸿章明白事理，没有过多计较，但通过这一件事不难想象维新派因此失去了多少本可以团结的力量。
关于变法的倚靠，且不说慈禧能容忍变法到什么程度，但选择倚靠她肯定比选择光绪容易办事得多，但在传统的正统观念作祟下，他们也宁愿选择无权无势的光绪。
康有为在给光绪的上书中明确要他效法俄日的皇帝“乾纲独断”，却丝毫不顾及掌实权的慈禧的感受，给慈禧以强烈的威胁信号，促使她最终以铁腕维护权力，扼杀了变法。
变法到最后变成了少数人的悲壮挽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维新派不善于团结力量，意气用事。
说到底，维新派没有真正认清变法下权力斗争的实质，不明白在变法中需要妥协，需要抛弃道德，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书生误国也不为过。
对当时的大多数官僚来说，他们当然也希望抵御外侮，但作为官场沉浮数十年的老油条，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是否要西学、是否要变法，于他们而言并非值得为之拼命的事情——只要不动摇他们的权力。
维新派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幻想以扫清一切陈腐的清新姿态荡平
所有反对变法的势力，却不知要更改规则，就必须先适应规则。
维新派自以为形象清新，反而引起了官场前所未有的恐慌和动荡，在权力斗争的矛盾下，无论守旧与否，官员们都成了变法的阻挠者，导致维新派空前孤立。
书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区别：启蒙家和政治家。
启蒙家只是从言论上唤醒社会，不需要作任何妥协，尽可以畅所欲言；但政治家是要办事的，既然要办事，就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死守理想而不懂妥协，终将一事无成。
显然康梁会是很好的启蒙者，却绝不是好的政治家。
他们更适合成为“东方的伏尔泰”、“东方的孟德斯鸠”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许可以让维新变法变成一个细水长流的事业，而不是“毛毛雨般的遍地开花”（书语）。
但这也不全是康梁等人的错，中国当时面临的是空前危局，瓜分危机迫在眉睫，没办法像西方那样慢慢启发民智，康梁的急躁情有可原。
更重要的一点是，康梁是典型的中国士人，终身无法摆脱政治的诱惑。
千百年来真正能超脱政治之外的士人有名的也不过陶渊明而已，几乎没有士人能完全摆脱“学而优则仕”的训诫。
康梁等人都认为，只有进入了权力中枢，亲自主导变法，才能真正成功，却忽视了“宣扬变法”与“主持变法”是有差别的。
康梁妙笔生花，上下五千年总揽于胸，写几篇万言书或时评或许不成问题，但绝不代表他们因此有了竞逐政坛的能力。
一个优秀的书生，代表的是理想主义的热情，而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代表的则是现实主义包裹下的理想主义。
维新派不懂，所以变法仅百日便告失败。
但我们无权去苛责古人，至少在当时，中国的良心、
中国的热情、中国的朝气，就汇集在这群人中。
不论他们在斗争中有多少失误，他们的赤子之心，终究不能抹杀。
我们需要的是铭记，和深刻的反思，为了中国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