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相伴,一生的远行

一生的相伴，一生的远行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曲“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对婚姻做了如此精辟的比喻。

然而，现实中，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的婚姻却不同于此。

他们安然自得的躲在围城中，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

爱情和婚姻的美满，是除却两人著作和成就的另一大佳话。

一见钟情1929年，钱钟书先生被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就读清华大学外文系。

钱钟书先生入学后学业甚好，中英文极佳，读书很多，在《清华周刊》发表过不少文章。

1932年，年仅23岁得钱钟书已是名满清华的大才子，文采斐然，幽默风度。

1932年春，杨绛先生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业。

当时清华大学的女生还不多，研究院里的女高材生更少。

出生名门的她却独立特性，不爱打扮，衣着朴素。

但是她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深受男生的爱慕。

1932年春天，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杨绛先生结织了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钱钟书先生。

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

钱钟书先生的个头不高，面容清癯，虽然不算风度翩翩，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闪烁着睿智和自负的神气。

而此时站在钱钟书面前的虽已是研究生的杨绛，却显得娇小玲珑，温婉聪慧而又活泼可爱。

钱钟书先生的侃侃而谈和旁征博引，以及诙谐幽默的谈吐，都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一见如故，谈天说笑，非常投机。

正是“当时年少青衫薄”的时候，这位清华才子与这位““蔷薇新瓣浸醍醐””的南国佳人相爱了。

从此两人的命运从此交织在一起，共同走过经历63年的风风雨雨。

珠联璧合1933年初秋，钱钟书先生从清华毕业后回家，当时他还没有把他与杨绛的关系告诉父亲，只是与杨绛书信往来。

一天，杨绛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不巧被钱钟书先生的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看到并擅自拆阅了。

老先生看完信后，对杨绛大加赞赏，认为她聪慧大方，懂事体贴，跟自己那不谙世事的儿子再合适不过了。

后来杨绛也把钱钟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杨荫杭先生也非常赏识钱钟书。

两人门当户对，甚是般配，于是钱钟书先生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杨绛先生订婚了。

1935年春，钱钟书先生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机会。

钱钟书先生希望杨绛和他一起去牛津留学，于是杨绛提前毕业，准备追随钱钟书先生到英国留学，并筹划结婚事宜。

1935年夏天，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

两家按照旧时结婚的规定，选定了“黄道吉日”。

由于两家都是江南很有声望的名门之家，钱钟书又是长房长孙，因此，婚礼张灯结彩、披红挂绿，办得极为隆重。

两人喜结连理，真是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啊。

婚后不久，两人就一起来到英国，开始了简单而快乐的留学生活。

牛津大学有世界上一流的图书馆，两人如获至宝，每天废寝忘食的吮吸知识的甘露。

在生活上，杨绛女士给了钱钟书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原谅他的笨手笨脚，天真可爱，每天为钱钟书先生洗衣做饭，全然不顾身心的疲惫。

精神上，杨绛女士还是钱钟书先生最知心的朋友，最忠实得读者。

钱钟书先生经常和杨绛女士一起作诗写作，探讨文学。

共同的爱好和精神上的无障碍的沟通使得两个人更加亲密无间，相互依靠，不离不弃。

两人在学术上，精神上互相欣赏、鼓励，心灵上沟通理解是他们爱情最重要的最稳固的基石，也是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的秘诀。

风雨同舟1938年，钱钟书杨绛夫妇携女儿回国。

后来，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对孝顺的杨绛来说，不啻于一次重大的情感打击。

之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

生活曾一度艰难，但是两人毫无怨言，不离不弃。

后来，钱钟书先生回到清华执教，两人的生活才慢慢好起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们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

1950年起，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

生活总得还算是清闲，简单，快乐。

1966年，“文革”开始了。

钱钟书夫妇俩也难逃厄运。

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

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

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挂牌，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

一天，钱钟书在被批斗中，头发被人剃成了“十”字怪头，幸好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

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

在那段风雨飘摇，被批斗的艰难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同时也不离不弃，他们的爱情在这场灾难中历久弥新，如果被煅烧的真金，越发绽放光芒。

1969年和1970年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先后被下放到河南干校。

杨绛被安排在干校的菜园班看菜园，钱钟书先生则任专职通讯员。

每次收取报纸信件他都要经过这片菜园，于是夫妇俩经常在菜园相会。

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艰难的生活增加了些慰藉。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我们仨1997年和1998年，钱媛和钱钟书先生相继去世。

失去女儿和丈夫的杨绛先生忍着巨大的悲痛，将钱钟书先生的作品整理出来，并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

之后，她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杨绛先生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了这些。

之后，她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

一生挚爱的的伴侣、唯一的亲爱的女儿相继离去，杨先生晚年之孤独寂寞的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

2002年，在人生最挚爱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先生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她说：“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

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

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

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

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

就这么轻易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还在寻觅归途。

”63年坎坷历程，63年的不离不弃，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世事沧桑，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一家人最安全的庇护所。

如今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

杨先生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

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

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杨先生的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后记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的爱情佳话是中国文人中可不多见的，一直被后人所传诵。

他们的爱情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亲密无间，更是心灵上的互相理解，包容，精神上的互通。

杨绛女士不仅是钱钟书先生的爱妻，更是他的挚友。

没有杨绛女士，也许就没有钱钟书先生如今的成就。

婚姻也许是一座围城，但是有了爱情的浇灌，两人精心的经营，围城里的世界也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清静幽雅，鸟语花香，是生命最安全的庇护所。

与钱钟书订婚杨绛在北京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情，这就是与钱钟书的相识与相恋。

对此，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钱钟书当时已名满清华。

1929年，20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

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他。

入学后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校园内名气很大，写起文章纵横捭阖，臧否人物口没遮拦。

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文章，是清华出名的才子。

杨绛与他相识在1932年春天的清华校园。

这天春意盎然，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

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

清华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

杨绛回忆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

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

”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并且第二年便订了婚。

钱钟书中年时在诗歌里追忆他们恋爱的第一面：“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杨绛脸面的白洁红润，脸如春花，清雅脱俗，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还带着一丝腼腆。

杨绛先生对这首诗解释说：“钟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

”杨绛还记得，后来他俩在典雅的工字厅会客室谈过几次。

钱钟书鼓励她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并指点她要看哪些书。

杨绛自学1年，果然于1933年夏考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还没有将自己与杨绛的恋爱告诉父亲钱基博，只是与杨绛频繁地通过书信谈情说爱。

不料有一天杨绛的信恰巧给钱基博看到了，只见上面写着：“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他看过信后，大加赞赏“此真聪明人语！”认为杨绛既懂事又大方，能体贴父母，顾及家庭，乃如意媳妇也。

据说，后来钱钟元嫁给许景渊，钱老夫子便拿出这封信来教育侄女。

钱基博高兴之余，也不征求儿子钱钟书的意见，便直接给杨绛写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了杨绛。

对此，杨绛以为，钱基博的做法，颇似《围城》中方鸿渐父亲的作风。

杨绛也把已与钱钟书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

杨荫杭对钱钟书的印象极佳，视如“乘龙快婿”。

钱、杨两人的结合，在杨荫杭看来，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同年，杨绛便与钱钟书举行了订婚仪式。

杨绛先生回忆说：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滑稽。

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做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因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

我茫然全不记得“订”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