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恢复和历史记忆相称的大国地位

中国要恢复和历史记忆相称的大国地位

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正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发展中、追赶中的国家，要拥有自身的道路自信乃至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在世界上还从未有过，而中国正在做到。

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是要告诉国家和民族整体，中国从哪里来，现在何处，未来到哪里去。对这个党来讲，目标特别重要，按照目标设定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重要。党一定要有历史观和整体观，为整体的和未来的目标服务。

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理论上讲，西方民主制度不需要代表整体利益的党，因为整体不在了，只有一个一个的利益集团。西方政要靠选票驱动，所以不会为了国家整体利益而牺牲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四五年一换人，决策是短期行为，没有长远目标。

在那些4年普选制度玩得转的国家，像美国和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民众会永远提出政府无力完成的任务，可称为“政府职能超载”。政府如果完成不了，就可以通过换届来把责任推卸掉。比如小布什在中东打了8年仗，搞得一塌糊涂，无法收拾，那么就换个党执政。这样就是解压。这种周期性释放责任的政体形式，在减除政治压力方面很“优越”。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困难，就是它的责任太重。而且是累积的责任，从1949年开始累积到现在，甚至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今天还在引领中华民族，完成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历史重任。

中国不会称霸全球，但是要恢复和我们的人口、国土以及我们的历史记忆相称的大国地位。这是一种传统的、关于历史的叙事——恢复在亚洲的位置，因为我们之前的几个王朝每一个都到了这个位置。这样，我们民族的记忆就衔接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负有极重的责任。第一要保证政治版图的统一，第二要维持社会稳定，第三要使经济可持续发展。13亿人的转型，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波，可能有挫折或者大的风险，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比较容易驾驭局面。只要目标被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认同，党干事情就比较有把握。邓小平讲过权力集中的好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无法有效实施政策，更没有能力应对危机，结果很失败。

政治版图统一、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很多个体可能不去想，因为他有当下个人利益的诉求。而中国共产党则需要考虑长远，考虑“两个一百年”。

我们对某些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贪污腐败等，进行了猛烈抨击。但是也要看到，中国如此快的社会发展和转型，大体上保持了稳定，这是了不得的。有党的领导，有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和稳定的政策实施，对国家的转型很有必要。所以，不要因有人指责中国，就迷惑了我们对当前中国政治的实质内容的审视。

据俄罗斯《报纸报》援引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20日消息，美国一项调查显示，美中两国人民对彼此的怀疑逐渐增多，且很多国家公民认为，在超级大国的对抗中，美国已经不敌中国。

据报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新的调查研究，调查的对象为来自39个国家的3万8千位公民。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迈出，或即将迈出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大国的一步。

调查还显示，2008 年有54%的美国公民表示对美国保持其超越中国的优势地位有信心，如今，这项数据已降至47%。

此外，调查称，3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积极态度，且有40%的中国人对美国持有相同的态度。而这一数据较2008年相比都有所降低。

泰戈尔曾说，掌握世界资源的国家害怕中国崛起并希望推迟该时刻的到来。直至上世纪

中叶，中国仍遭受列强欺压。但如今泰戈尔有关中国的预言似乎已应验，侵略者的当代继承人们正哀叹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实力的担心。由于连年的侵略战争、不负责任的暗杀和对法治的藐视，当今美国已丧失曾在国际事务中的盛誉。而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它能否成为比美国更负责任、更远离暴力和更具建设性的超级大国？

美国建立在民族自决基础上，但其外交政策一直拒绝给予他国同样的权利。中国的历史比美国长4000年，且在大部分时期都是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但它向来保持无为与和平外交，而非对他国武力掠夺和施暴。中国传统文化曾遭受近代西方列强凌辱和文革破坏，但其传统的和谐世界观仍存在于现代中国的全球关系中。

就在美国在中东沉溺于施展帝国主义霸权，用残忍军事力量和惩罚性经济封锁针对平民之际，中国则在该地区打造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关系。中国的政策当然也是出于本国利益，但相对西方极端利己且强制性说教的言论而言，中国坦率的实用主义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选项。

面对中国崛起的伟岸身躯，西方政客试图喋喋不休地论说任何崛起中大国不可避免的“成长烦恼”，并将此作为其不成熟的证据。中国绝非完美，但中国及其民众却长年遭受不公平妖魔化。那些谣传通常是某些人歇斯底里的宣传，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特权受到挑战。

尽管在大多数主要事务上，中国尚未拥有制衡美国的力量，但其地位正在上升。它不仅将成为全球事务中受欢迎的参与者，还将为其他有抱负的大国树立负责任的典范形象。

英媒6月4日文章，原题：中国对美国发出的“大国”呼声或引发摩擦本周末习抵达加利福尼亚时，他将带去一种新的中国世界观。

5年前，中国有力地拒绝以“两国集团(G2)”界定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关系的构想，这个说法至今遭到中国官员的断然驳斥。但是，习先生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准备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会晤时，北京却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这个构想，并对其改头换面。

新领导层上任后，中国发出的讯息截然不同。他们似乎在说，中国走上了世界舞台，而更条理分明、更自信的外交政策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

美国外交官说，相比上届政府，他们现在有远远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中国高级官员，但中国官员似乎老想让美国人承认，“新型大国关系”是两个势均力敌的角色之间的关系。

这个口号的核心，正如“G2”构想，是希望中国的崛起不会像历史上那样，伴随着一个崛起中的国家遭遇超级大国时几乎都会出现的摩擦和战争。危险在于，只关注与单一国家的关系，会在别处产生摩擦，因为在单方面升级与美国的关系、达到对等大国关系的同时，北京降格了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关系。

人人都需认识到，按照中国由G2启发的新世界观，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属于大国，因而都是可牺牲和可以被忽视的。

欧洲国家尤其应意识到，如果他们不愿互相团结，而中国决定惩罚某个欧洲国家，那么最终，他们将陷于英国现在的处境。

美国《侨报》7月13日文章原题：谁是美国与中国的敌人？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虽于7月11日落幕，但连日来，外界对两国本轮对话的成果、价值之研议热度依然不减。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中通过对话方式，探讨解决两国在经贸以及关涉国家战略方面的摩擦、分歧和合作等，意义不言自明，而且受益的不止是两国自身，更是整个世界。

多年来，美国政府和民间智库一直在研究“假如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世界会怎样”、“假如美国当不了世界第一，美国会怎样”这样的议题。得出的结论多种多样、千奇百怪，其中有一条很唬人且影响巨大，那就是“中国的强大对世界有百害而无一益”。于是“遏制中国”之声四起，并成为政府的主流策略，更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行动，造成亚太和中国周边局势骤然紧张。

为了吸引选票、保住位置，各国当政者都会给国民描摹一个美好愿景，也会夸大一些外

部因素当作激励国民、推动国家发展甚至扩张的“压力”。这或许是“假想敌”产生的背景。近年来，由于苏联解体以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大步发展等因素，中国首当其冲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假想敌”。

事实上，最令人担忧的还不是“中国成为美国的假想敌”，而是因为美国有了一个“假想敌”而忽略了真正的敌人，并令其潜滋暗长，最后给整个世界带来麻烦。那么谁是美国、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敌人？我们认为，在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发展的今天，地球已成为一个“小村落”，核扩散和安全问题、恐怖主义泛滥和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才是美国、中国以及全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

首先说核安全。核泛滥使得全球的安全、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奥巴马总统在去年3月首尔核安全峰会前夕发表讲话说，美国与世界安全的首要威胁不再是国家之间的核战争，而是核恐怖主义与核扩散。今天“拥核”国家已越来越多，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核泄漏灾难，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民用“核电”泄漏尚且如此，核武一旦被使用，那将是人类的灾难。

其次说恐怖主义。从波士顿爆炸案到中国新疆近年来的系列恐怖血腥屠杀案，恐怖主义活动早已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蔓延至全球。澳大利亚智库去年底发布的全球恐袭报告显示，从2002年至2012年，恐袭活动10年增长了4倍。而欧美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不仅影响了许多国家反恐的积极性，也助长了新恐怖主义的产生。中国目前便深受这一“双重标准”之害。

第三是军国主义。从日本新近在2013年度《防卫白皮书》中首次提出“发展独自军事力量”以及安倍晋三政府对修改“和平宪法”的态度不难看出，“军国主义”在日本呈死灰复燃之势。有专家一针见血指出，日本“强军”配合了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瞄准的是中国。因此获得美国的默许。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今天的亚洲态势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态势岂不有“惊人相似”之处？美国对日的纵容，不正是当年英法对德的“绥靖”吗？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未来世界的不太平是否从此发端？届时美国还能“独善其身”吗？

我们认为，对美中以及国际社会来说，上述三问题比起贸易摩擦、谁的经济总量排第一以及某些意识形态之争，更值得百倍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