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专题 【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下)
学人专题【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下）1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下）本文作者：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原文刊于《社会》2016第1期摘要：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
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
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
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官吏分途、层级分流与帝国逻辑：理论分析在这一节，本文从历史现象转向社会科学分析，运用周雪光（2014）“帝国逻辑”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解释官吏分途和层级分流的制度安排。
本文的讨论是双向的，既从帝国逻辑角度来解读官吏分流制度，又从后者来认识其中所折射出的国家治理逻辑。
（一）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一个制度安排的产生和延续有其内在机制和特定环境的约束，不同的理论思路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来解读、把握制度变迁的渊源和机制。
从组织学角度来看，“官吏分途”可以看作是官僚体制内部层级间权威关系的分配组合问题，涉及官吏之间的权威配置、吏员的正式化制度、官吏关系在不同时点上和不同条件下的转化机制等问题。
在经济学不完全合约和新产权理论的基础上（Aghion and Tirole，1997；Hart，1995；Hart，et al.，1997；Tirole，1994），周雪光和练宏（2012）提出了一个控制权理论，以解释官僚体制各层级间不同维度的控制权的组合安排以及由此诱发的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
该理论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在政府组织内部，正式制度规定着不同层级间的权威关系；组织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和有限理性而无法制定或实施完全合同。
因此，上下级关系中的实际控制权因任务性质、信息分布、环境不确定性和相应的交易成本而可能被分配在不同的层级上。
换言之，官僚体制内不同层级间的权威分配，取决于特定场景下有关信息和激励的需要和条件。
例如，在信息高度分散于基层的任务场景（如环保监管、土地确权）中，集权会导致信息收集和处理的高昂成本，上级部门不得不将执行的实际权威下放到基层机构。
从这一分析视角出发，我们需要关注官僚体制的不同层级在特定任务环境中的互动以及相应的交易成本。
控制权包含三个维度：决策权、检查验收权、实施与激励权。
在中国官僚体制的常态中，中央政府掌握着前两种权力即目标设置权与检查验收权，而将实施与激励权下放给地方政府。
这一安排也就是周黎安（2008；周黎安、王娟，2012）所提出的“行政发包制”，即中央政府将各类地方事务“发包”给地方政府，如在计生、环保等主要领域设置目标，并加以考核验收，具体实施则交予地方（周雪光、练宏，2011：7-10）。
这一体制的核心是确保中央政府的一统性，与此同时，允许各地政府因地制宜，赋予其政策落实执行的灵活性。
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官吏分途这一制度安排的意义：第一，中央（吏部）负责选拔、调配和提擢各个州县长官。
因此，在人事管理和监察控制上，中央政府有着自上而下等级体制的强大动员机制。
第二，各地官员异地任职和频繁流动的人事制度意味着，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来自上面的指令，即在激励设置上以完成自上而下的指令为首要目标。
第三，与此相对的是，胥吏游离于官僚体制之外。
因此，国家的动员能力只能传递至知县一级，县衙以下的动员能力来自半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但直接受控于各地官员的胥吏群体。
如此，官与吏之间的正式权威关系与“行政发包制”（周黎安，2014）中行政官员有权决定其区域内具体做法的实际控制权是一致的。
但从“控制权”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发包制。
第一，中央政府保留着“任意专断权”，随时可以“一插到底”。
皇朝命官在全国的基层政府流动，经皇帝授权代之施政，以维护帝国一统性，加强资源动员能力。
中华帝国正是通过官僚制度中流动的官员和官方话语将帝国版图上的各个城市、村落、山寨连为一体。
第二，官与吏之间因地制宜的特殊关系意味着，皇权在各地区向下延伸的力度和有效性参差不一。
地方内部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行政发包制的具体实施不可避免地交由当地胥吏群体和乡绅势力。
胥吏的信息优势、地方性关系网络以及激励设计安排，使他们在许多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实际控制权。
第三，在实际过程中，上下级权威关系——中央与地方、官与吏——并不是稳定的契约关系，而是在放收松紧间不断变动的关系。
当中央政府高压动员时，各个地方政府随之反应，中央与地方构成一个高度关联的官僚体制。
而在常规情形下，官吏分途或层级分流导致了官吏（或不同层级官员）流动与固守之别，这强化了区域内部高密度的关系网络和稳定的非正式制度，表现为区域间各自为政、官与吏之间时紧时松的微妙关系。
在不同场景下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不同互动过程中，中央政府的任意专断权和信息分布的具体状况可能导致层级间权威关系的不同分配，从而诱发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
官吏分途和层级分流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起到了微妙但重要的调节作用。
我们怎样解读上述官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威分配和关系转变呢？周雪光（2014）提出了中华帝国治理中的三对关系：委托—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和转化。
下文以这三对关系为着眼点，具体分析和讨论官吏分途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及它在帝国治理中的意义。
（二）委托—代理：官吏分途的发生学解释官僚体制是帝国治理的组织基础。
帝国规模巨大意味着官僚体制的庞大复杂和行政链条的漫长松弛，特别是信息不对称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事管理困难（周振鹤，2013）。
从“控制权”理论角度来看，官吏分途制度是帝国治理过程中试图解决委托与代理困难的应对举措，其核心在于集郡县统领之权于中央，而将实际治理之权下沉至基层，县官、乡绅、胥吏之间相互制衡，从而降低帝国官僚体制人事管理的成本。
在走向中央集权的历史过程中，国家官僚体制不断扩展，延伸其统治的广度和深度。
这体现为不断扩张的官僚组织规模。
隋唐时期，县级大多只有两曹设置，而到明清则是六房皆备。
中央政府逐步将原来由各地产生的官员改为由中央政府委派。
例如，“汉世州郡县之属吏由长官自由辟用本地人，唐世州县僚佐则由朝廷除授，且大抵用外州县人。
此亦殊异特甚”（严耕望，2007：895）。
属于吏列的掾史的任命在汉朝“悉任州郡”，而到了魏晋时期则“始归吏部”（赵世瑜，1994：35）。
毋庸置疑，人事管理的规模成为制度安排面临的极大挑战。
由朝廷遣派的各地长官数目庞大，其科举、录用、调遣、考成、俸禄、监察已经令朝廷不堪重负，而相应的胥吏数目则以数十倍甚至百倍计，绝无集权而治的可能。
不难推论，官吏分途或者说管官放吏是中央集权制度下不得已的抉择。
既然朝廷大权至高无上，自上而下强化官吏之别，尊官贬吏，顺理成章。
这一历史发展反映了帝国统治过程中择优去劣的演变过程，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
因此，本文提出的一个命题是：中央集权及其官僚制度导致了委托—代理关系的交易成本，特别是对各地官员的评估、委派、监察等的相关信息成本急剧增大。
官吏分途是应对这一困难的制度安排，即中央政府控制各地官员的任命统辖权，而将行政区域（或部门）内的管理权包括胥吏人事权委托给各地、各部官员代而治之。
这一解释有别于宫崎市定（2008）提出的官僚制走向贵族化的发生学解释。
依上述讨论来看，官吏分途发生在官僚体制日益扩张的大背景下，是组织规模不断膨胀的结果，是帝国为了应对治理负荷过重而实施的制度，而当时的官吏流品框架为官吏分途提供了可资借用的社会文化资源。
本文的思路也不同于黄仁宇（2001）的“潜水艇三明治”观点，即中华帝国存在上下两层（皇权与民众）大而无当，中间缺少强有力的官僚层级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治理困境。
本文认为，这个中间层级集中体现在官吏分途上。
一方面，儒家文官饱读经书，不谙技术；一方面，书吏胥役困于基层，游离于官僚体制边缘，有力无权。
黄仁宇将这一困境归咎于“数目字管理”技术的缺失，例如，在田亩数目尚未明晰的情况下无法实现税收的理性管理。
然而，即使在数目字管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的不完备性、不对称性、模糊性都使得所谓的信息技术能力大打折扣。
本文认为，官吏分途制度是针对中央集权的局限性所采取的应对举措，即帝国治理受其规模所累，向下延伸的能力有限，而官吏分途在很大程度上缓和、调节了这一紧张。
在当代中国，国家官僚体制在各个领域中承担了繁重的任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保障，可谓无所不及，与民众有着密切互动，国家治理的负荷因此大大增加，官僚体制随之膨胀，委托—代理问题随之加剧。
随着政府官员队伍的扩大、分工的精细化，人事管理上的考核、激励、晋升、监察、流动、培训等一系列环节需要繁重的信息采集、加工、解释和决策，向上集权的意图受到严重限制，只能将权力逐级下放到各个官僚层级，由此导致了本文观察到的地域基础上的层级分流模式。
具体说来，在国家官僚体制中，某一层次（如乡镇和县内各机构）主要官员的流动、晋升由上一级（或隔级）领导部门（如县委）考核决定。
因此，这些官员的空间流动范围也只能限制在上一级领导部门管辖的区域空间。
中国官僚体制中各层级的部门（如卫生局、教育局、环保局）官员的人事管理权隶属于属地政府。
因此，大多数部门官员只能在某一特定行政区域中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涯，只有特别强势的条线机构（如国税局、纪委、银行）或个别官员得到更高层级领导的青睐才有机会得以跨地区流动。
换言之，层级流动模式正是当代中国官僚体制地缘性结构的产物。
试想一下，若实行跨地区、跨层级的人事流动，就需要相应的跨地区、跨层级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相应的信息流动、考核和权威关系，这无疑与现有的官僚体制基本结构相悖。
因此，超越层级分流模式的官员流动只是偶然的、局部的。
所谓“分权的权威主义”（Landry，2008）实在是国家规模约束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历史上亦然，只是形式和标签不同而已。
（三）正式与非正式：官吏分途与国家治理机制在讨论帝国治理逻辑时，笔者特别强调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互动的重要性（周雪光，2014）。
帝国治理的突出困难是中央一统体制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即前者的“一刀切”特性与各地具体场景不符而产生的紧张、冲突以至动荡。
帝国治理需要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性适应之间的矛盾，而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并存互动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这种紧张：前者确保“政令自中央出”，一呼百应，维护了中央集权的象征性权威，而后者为地方因地制宜提供了灵活空间。
中国官僚制的效率逻辑
中国官僚制的效率逻辑作者：郑崇明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03期【摘要】将任务是否常规和任务绩效是否可测进行区别性组合，建构官僚制的效率模型，即不同场景下官僚制的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异。
非常规可测任务场景下的官僚制效率极高，常规可测任务情景下次之，非常规不可测任务下的官僚制效率处于两个极端，要么很高，要么很低。
在中国人事干部制度安排的约束下，隐藏在官僚制效率模型背后的是基于官员的激励强弱结构。
论文重点以一个典型的政治社会活动案例阐述了非常规可测任务下官僚制高效运行的行为逻辑。
但政治压力下的高效率也意味着预算最大化的空间。
【关键词】官僚制；效率模型；行政激励；官员晋升；行政组织目标任务；预算最大化【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97（2015）03-0072-09一、研究问题自韦伯以降，作为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形态，[1]官僚制从来不缺乏争论。
官僚制是低效的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
官僚制的确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随着社会场景的变迁，官僚制日益成为低效率的代名词，单从字面上就直观地刻画了其低效的面孔。
另一方面，尽管出现了虚拟组织、多中心治理、后现代组织等理论对官僚制的批判，但实际上官僚制依然主导着社会的运行，正如人们对民主制度的评价一样，它至少不是最坏的制度。
换言之，还没有出现一种普遍性的可以替代官僚制的组织形态。
因此，官僚制是否低效不是一个轻易可回答的问题。
为此，本文试图从任务是否常规和任务绩效是否可测两个维度来建构一个官僚制的效率模型来回应这一问题。
本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
首先是问题的提出，即官僚制是低效的吗？其次，围绕研究问题，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为本研究奠定知识增长的基础；第三是从任务是否常规和任务绩效是否可测两个维度建立一个官僚制效率模型，这一模型为官僚制效率差异提供了类型化的场景；第四是以中国人事制度为约束，阐述不同场景中官僚制效率差异的官员激励结构；第五部分以一个典型的政治社会活动来检验政治压力下非常规可测任务场景中官僚制高效率运行行为逻辑；第六部分为结论与讨论，主要以本文建构的理论模型回应已有的运动式治理、官员晋升和反腐败等理论以及研究的不足。
周雪光：百年再读黄仁宇
周雪光：百年再读黄仁宇大历史观· 数目字管理· 官僚体制——纪念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1918-2018）周雪光，1959年生，山东淄博人。
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组织社会学十讲》、《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等。
微信来源：雅理读书。
前些日子，因研究再次择要阅读黄仁宇著作。
在他的自传《黄河青山》页面上，不经意间读到他出生于1918年，猛然想到今年是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
这些年来，他的著作伴随着我的学术思考和成长，自己的若干学术想法是在与他的冥冥对话中发展起来的。
故做此文纪念之。
1还记得2006年前后阅读《万历十五年》时的震动。
在第一章开始不久，黄仁宇这样写道：“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
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
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
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
”（p. 3）那时我从事田野研究已有一两个年头，在乡镇农村接触到基层官员活动，耳濡目染，对官僚体制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各种观察和一大堆困惑，感受千头万绪，伸手欲触却不及，犹如在一个漆黑的房间摸索了很长时间，苦于看不到整体。
黄仁宇生动叙述的文字间不时插入的议论感叹，犹如这个黑屋中突然透出几缕光亮，让我一下子瞥见了这些情景事件的轮廓和它们间的关联，看到了一个大的脉络，随之连缀起一长串的镜头、观察和思考。
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是作者对中国官僚体制鞭辟入里的分析。
我大致同意作者自己的评价：“就一本书的篇幅而言，《万历十五年》可能是对官僚管理制度最无情的批评。
”（《黄河青山》, p. 85）当然，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篇幅更为精炼，批判也更为集中尖锐，但那是社会科学分析的著作，着重于不同的侧面，与黄仁宇的史学风格不可简单地加以比较。
周雪光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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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令狐采学周雪光【内容提要】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关键词】权威体制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国家—地方关系一、现象与思路在当代中国60年的政治历程中，一些重大现象稳定存在或重复再现：宏观上，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整顿在不同领域中重复出现，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收效甚微但仍然绵延不断，法律制度、科层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
从微观上来看，诸多基层问题——例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力，变通与共谋等——急药慢攻，反复治理，但仍痼疾难除、去而复来。
这些问题各有其独特的场景，它们发生的形式、实际内容各异，节奏每每不一，若分门别类或许可以逐一论道其原因。
但是，这些现象的重复再现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稳定共享的制度逻辑？进而言之，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视角，一个大的思路，可以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不同形式的现象和问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以期越树木而见森林，溯溪流而求渊源？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立论：上述种种现象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均来源于中国政体内部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
在权威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
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权威体制的两个维系机制——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受到了多重挑战：科层制度承担越来越多的治理功能，不堪重负；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难以为继。
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周雪光【内容提要】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
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方式塑造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的密码。
本文借用韦伯“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并着重分析中国官僚体制在这一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制度设施、历史渊源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特征。
依这一理论逻辑解读国家支配方式所塑造的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以及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关键词】官僚体制政府组织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支配方式任何权力……一般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
——韦伯历史悠久、高度成熟的官僚体制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国家治理在中国疆土上数千年延续至今的组织基础和具体体现。
对于今天的民众来说，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官僚制组织即是国家。
然而，细察国家权力与官僚体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关系，虽扑朔迷离交织重叠，但有着隐约可辨的边界和各自稳定的运作机制和行为特点。
国家治理的诸多机制大多是在“用”官僚机器以实施其意图又不得不“治”官僚体制偏离其意图这一矛盾中产生的（周雪光，2011）。
正是在国家权力与官僚体制间紧密且紧张的关系中蕴藏着国家治理逻辑的深层密码。
从理论分析上将执掌最高权力的“国家”（皇权）与“政府”（官僚体制）区别开来，进而解读官僚体制在国家制度中的位置角色，为我们认识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官僚体制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是政府研究工作中尚未及深究的课题。
宏观上讨论国家治理过程特别是以中央—地方、集权—放权为主题的研究工作时有出现（Oi，1995；Qian and Weingast，1997；冯仕政，2011；周雪光，2011；周黎安，2008；曹正汉，2011；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王绍光、胡鞍钢，1993；董辅礽等，1996）。
《地方治理研究》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优秀期刊”
国内地方治理研究的热点议题和未来展望[52]汪锦军.“最多跑一次”改革与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新发展[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6)：62-69.[53]林雪霏.当地方治理体制遇到协商民主——基于温岭“民主恳谈”制度的长时段演化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7,(1):14-26.[54]汤蕴懿，胡伟.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析上海地方治理过程中外国商会的角色[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64-69.[55]何增科.地方治理创新与地方治理现代化——以广东省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7,(2):1-13.[56]苏祉祺.香港地方治理的问题与出路[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47-51+96.[57]张毅，郑俊田.地方善治及其分权化改革的制度设计模式[J].中国行政管理,2010,(7):95-98.[58]周业安.地方政府治理：分权、竞争与转型[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4):14-23.[59]王望.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困境、原则与进路[J].政治与法律,2015,(5):68-77.[60]王晓燕，方雷.地方治理视角下央地关系改革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江汉论坛，2016,(9)：41-45.[61]柯学民•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视角[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67-73.[62]王雪丽.“以级别定权力”：地方政府“升级锦标赛”原因探析[J].云南社会科学,2012,(3)：59-62+66.[63]胡萧力.从“地域回避”到“利益回避”——国家治理中地方主官异地任职制度检讨[J].中外法学，2016,(3):593-612.[64]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J].社会,2016,(1):1-33.[65]刘建军，马彦银•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J]•社会,2016,(1):76-98.责任编辑魏佐国《地方治理研究》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优秀期刊”2019年11月26日，“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学术期刊的责任与使命学术研讨会晏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广东肇庆召开。
周雪光访谈
南都：我们既然讲官僚机构有自己的理性，那么他是否也会有自己的风险意识和程序。自己会形成某种权威，而不再依靠其他的政治权威？
周雪光：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我没有答案。一方面，官僚体制是一种组织形式，是被用来达到实现某一种治理的目标，也可能是卡里斯玛权威来支配它，也可能是法理权威来支配它。但另一方面，也有另外一种威胁，即这个官僚体制本身变成一个利益主体，一个权威类型。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官僚体制是附属于皇权的；在今天，这个官僚体制是从属于党和国家权力的。但是现在有一种趋势令人担心，就是党和国家逐步走向官僚化，有可能演变成为一个整体性官僚体制。这个官僚体制不是建立在我们说的法理权威之上，而是通过一种官僚国家的形式出现。国家是合法的暴力，这一体制可以通过合法的暴力在一定的时期里将社会束缚其中。
官僚体系中国官僚机构中经常出现朋党，但是政党又经常演化为一个官僚机构，这反映了中国政治的什么特点？
周雪光：官僚组织是一个组织形式，有科层等级，通过成文方式来传递信息，传递指令，有着正式规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中国的党政都是官僚组织，这个本身没有太大区别的。但是在中国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有着党和政府之分，我觉得，当前中国这种党政安排，实际上有其历史的根源。中国历史中“官”“吏”间的区别有点类似于我们党和政府。“官”是通常代表皇帝到下面去行使权利的，科举制度网罗全国俊秀，逐层选拔，登科及第者，朝廷封官录用，由皇帝派遣在全国各地流动做官。他可以被派去管理一个距离自己家乡到几千里以外，语言不通，一无所知的地方。我们过去的文人都没有职业训练，既不懂判案，也不懂税收制度，当然他可能带着自己的幕僚。这些主要的工作都是靠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很低级别的吏来负责。吏不是正式官员，是属地化的，不能流动。而官是皇帝可以调动来调动去的，他们执行皇帝的旨意，代表皇帝行使权力，或者听从于皇帝的动员。官领导吏，而吏具体办事，与目前中国的党政关系颇为类似。各级党委是一个动员机制，主要是贯彻最高的意志，党通过一个非常直接的系统，及时把上面的把意志传递到下面去，按照自上而下的指令进行动员贯彻，而政府实际上是具体做事情的。
《理解中国官僚体制的三个视角》笔记_周雪光_11.10
《理解中国官僚体制的三个视角：制度、⽂化与组织》讲座记录周雪光 2018.11.10一、导言中国官僚制度需要复合的角度。
因此选取三个角度：韦伯、费孝通、马奇（分别对应制度、文化与组织三种不同视角）•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官僚体制？o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o中欧版图面积相似，人口中国却是两倍——>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难度，可以类比将欧洲作为统一国家来治理o中国文明延续的一大原因？——中国官僚体制•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财政支出占比更小，地方财政支出更大。
•困惑与问题：o中国政府的主导角色§国家的组织基础§经济发展§官僚制国家o困惑：两重性§创新与保守：政府运作同时具有两面性§正式与非正式：基层政府在运作中，很大程度又是使用非§高度反应与松散关联：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反应高度敏感，传达执行不过夜；但很大程度上又表现松散关联（组织学），并非有机、等级紧密的制度，反复批示反复无法解决。
o改革开放之前：“官员种沉闷的循规蹈矩，不情愿去采取主动，低水平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以及因政治路线的经常性变动所导致的失望和玩世不恭……”（讲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Harding 1981:375）o改革开放之后：看到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上的强大推动力，对比非常鲜明•研究问题：三个视角o韦伯的视角：比较-制度§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官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什么位置 o费孝通的视角：官僚行为的文化渊源o马奇的视角：在组织上是怎么运作的。
有组织的无序（organized anarchy）•中国官僚体制非常庞大，只能盲人摸象式认知，拼凑起来各个角度的样子，看到多面体的中国官僚体制。
二、 韦伯的视角•韦伯式组织在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发展经济学（Acemoglu, shleifer），政治学(Moe)，社会学(Evans)都在借用韦伯的框架研究•中国官僚体制在形式上和韦伯提出的样子非常像，但是在对比细节时有很多差异，因此韦伯自己也在比较制度上提出中国和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区别•正当性（也译作合法性），任何权力都有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的必要•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o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支配形式o传统、克里斯马、法理o权威类型：传统权威（如：家长制）、克里斯马权威、法理权威o支配形式：家产君主制、卡利斯马制、法理民主制•官僚体制在支配形式中的角色地位o这里的支配形式就接近于现在讲的国家治理模式，用什么逻辑来治理国家 o与民主制关系o与君主制关系•韦伯：官僚制与民主政体关系o官僚制与民主制紧密相关•“官僚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近代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基于抽象规则来行使权威，非人格化不带情感，不徇私情不通融，憎恶“特权”，反对“因事而异”。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_一个分析框架_周雪光
注某一机制的研究视角可能导致理论预测和研究设计上的偏差甚至是本末倒置的结论 。 许多学
④ 者呼吁要关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多重过程和机制 。
从这一前提出发 , 我们提出 “ 多重制度逻辑” 分析框架 。 第一 , 将制度变迁中的多重过程 机制及其相互作用作为分析着眼点 。 制度逻辑指某一领域中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行动 机制 。 这些制度逻辑诱发和塑造了这一领域中相应的行为方式 。 例如 , 在国企改制过程中 , 不 难看到各种制度逻辑的参与 — — — 国家对资源控制的逻辑 , 公共资产分配的逻辑 , 相关领域中既 得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 , 以及企业内部员工的行动逻辑 。 在村庄选举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 , 我 们观察到中央政府 、 基层政府和乡村社会这三个领域中不同制度逻辑的参与和相互作用 。 不仅 如此 , 某一制度逻辑的作用是在与其他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 因其他参与的 制度逻辑不同而有着不同的作用 。 例如 , 虽然市场规律是普遍的 , 但市场逻辑对社会不平等的 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与国家逻辑的相互作用而重新塑造 。 例如 , 同是市场制度占主导地位的
③ ①
vo l . 24 , no . 3 , 1995 , pp . 301-54 . ① A lbert O .Hir schman , Rival View s of Market Society and Other Recent Essays , Cambridge :Harv ard U niver sity P ress , 1992 . ② P . Duara , Culture , Pow er , and the State :Rura l N orth China , 1900-1942 , Stanford : Stanfo rd U nive rsity Press , 1988 . ③ Edw ard Friedman , Paul G . P ickowicz and M a rk Selden , Chinese Village , Socialist S tate , N ew H aven : Yale U niversity P ress , 1991 ; William L .P arish and M artin K ing Why te , Village and Fami 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Chicag o :U nive rsity o f Chicag o P ress , 1978 .
从_黄宗羲定律_到帝国的逻辑_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_周雪光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周雪光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Zhou Xuegu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Sociology Division ，E-Institut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
*本文在写作、修订过程中得到蔡禾、冯仕政、刘世定、史普原、田毅、应星、赵树凯、周飞舟、“城市化过程中的基层政府”讨论小组学友以及匿名审稿人的批评指正，特此感谢。
依学术惯例，文责自负。
［内容提要］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
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
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
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关键词］国家治理帝国逻辑非正式制度黄宗羲定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国家建设经过了从全能国家、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放权搞活等多种形态的沧桑之变，其变化之大、速度之快，常常使得身居其中的人们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把握。
然而，其间的反复曲折，从收权与放权间的上下浮动到经济领先与政治教化间的左右摇摆，去而复来，似曾相识。
从中国大历史的脉络中来俯瞰人民共和国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21世纪的当代中国正在其深长的历史轮辙中识别着路径方向。
这一观察也启示着我们，细心解读中华帝国的历史遗产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国家转型过程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