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

中国自古恪守诚信西周已有契约一说中国是世界上契约关系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早在西周时,就有了一些对契约的界定,如《周礼》中就有“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周官·小宰》)。

取予,是指财物所有权——取—予的转移,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应以书契为凭。

宋人王昭禹说,“载于简牍谓之书,合而验之谓之契。

”书契在卖买交易中又称为“质剂”,在古代使用简牍书写的时代里,总是将交易内容一式二份同时写在简牍两边,然后从中间破别开来,两家各得其一,检验时两片验之相合称为契合。

这种书契长形者称为质,多用于大型交易;短形者称为剂,多用于小规模交易。

如果当事人在契书上手书文字,或刻画印痕以为鉴证者,又称之为“傅别”、“符别”,或称之“莂”。

现存最早的契约,是近三千年前镌刻在青铜器皿上的《周恭王三年(公元前919年)裘卫典田契》等四件土地契,将契约文字刻写在器皿上,就是为了使契文中规定的内容得到多方承认、信守,“万年永宝用”。

所以订立契约的本身,就是为了要信守,就是对诚信关系的一种确立。

诚信,是我国所固有的一种优良传统,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一种民族美德,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里,是伦理道德内容中的一部分。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这是说“诚”是天地间运行的一种法则,而追求诚是人的法则,是人对天地间这一法则的尊崇和效仿,它要求着人具有真实毋欺的品性。

“信”也是儒家的一种道德规范,即言出要兑现,孔子要求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敬事而信”,即要身体力行,说话算数。

“信”就是指遵守承诺、诚实不妄的品格,被儒家列为“五常”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中的一种。

随着官方契约制度的确立,民间也相应形成了一套乡法民约。

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唐代的文书中写有“准乡法和立私契”(《唐咸亨五年(公元674年)王文欢诉酒泉城人张尾仁贷钱不还辞》,《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卷,第269页),这是说民间私人之间订立私契,都是遵循的“乡法”。

所谓“乡法”,就是指民间世代承袭的习惯法,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以诚信待人处事。

从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民间各类契约看,其方式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是立券契本身的防伪:最早的契约,较大型重要者,常镌刻于青铜器皿上,一旦成立,即难于作伪。

在用简牍作书写材料的时代里,人们想出将契约内容一式二份写在同一简上,并写上一“同”字,并从中剖开,交易双方各执一半,当两份合在一起时,“同”字的左半与右半是否完全相合,就成了验证契书真伪的标志。

如不写“同”字,由当事人立契时另写其他字,或在简契上刻画成一些痕迹,然后一分为二,验证时将二契合在一起,符契相合了就是真契。

当书写材料演进到纸质书写后,契约书便写在纸上,仍采取一式二份的做法,然后将二契各折叠一半,用两契的背面相对接后,写上“合同”,如此“合同”二字的右半在一契纸的背面;其左半便在另一契纸的背面。

只有当两契背面的“合同”字完全吻合,才证明都是真契。

近年在吐鲁番新出土的一件《高昌永康十二年(公元477年)张祖买胡奴券》券背,就留有“合同文”三字的左半(柳方《吐鲁番新出的一件奴隶买卖文书》,载《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这是实物的证明。

这种方式一直到明清时期仍在继续沿用,如《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祁门县方茂广出伙山地合同》的款缝上,用大字写有“今立合同贰本,各收壹本,日后为照”诸字的左半(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第1041页)。

其次是在契文上由当事人的“署名为信”或“画指为验”:在订立契约时,双方当事人均应该在契文中亲自署名,或在契尾签名方始有效。

不会写字的,也应在自己姓名位下亲自画上签押,或画上自己中指节印痕,有时还注明“手不解书,以指节为明”(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卷84页《唐西州高昌县赵怀愿买舍券》),这些都是为了证明此契的可信度。

这种方式发展到近代,则由刻好的个人印章所替代,或捺上自己的中指指纹印为凭。

第三是订立契约时,应有第三方人士在场,而且必须在契约上写明备案:如《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广汉县节宽德卖布袍券》,在券简尾就写有“时在旁候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卷约,沽旁二斗”(《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第33页)。

这是说,节宽德在订立卖布袍券时,候史张子卿、杜忠都在场见证此事。

“沽旁二斗”在有的券契上写作“古酒旁二斗皆饮之”、“沽酒各半”、“沽各半”等,这是在契券订立完成、沽酒酬谢在场者,交易双方各承担一半沽酒钱的意思。

汉魏以后,这些订契约在场的旁人等,都有了专门的称呼,如“时人”、“书券”等。

在高昌王国时期,券尾的称谓通常是“倩书”(书写券契者)、“时见”(当时亲见者)、“临座”(面临在座者)。

到了唐代又有一些新变化,在契尾除了契约双方主人签名押署外,还有“知见人”或“见人”,另外还有“保人”。

“保人”的作用不同于“知见人”,他不仅知见了券契的订立,而且要担保契约义务人完成自己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契约义务的连带责任。

这类保人,到了清代,常称为“中保人”,除了担保责任外,还起从中介绍的作用,故有时又称“中保说合人”。

由上看来,无论订立何种契约,除当事者双方外,总是要邀请第三方到场,以起一种人证的作用,即证明契约的有效性。

第四,事先讲明违约受罚的种种规定。

在汉代简牍式的券契中,还不大见有违约受罚的文字记载,在进入到十六国时期的纸质契约文书后,便有了违约加倍受罚的记载。

如《前秦建元十三年(公元377年)七月廿五日赵伯龙买婢券》中以中毡七张买一名八岁幼婢,券文说:“有人认名及反悔者,罚中毡十四张,入不悔者”(《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五册第212页)。

此后便成为一种惯例,常常在券契中写有“二主和同立券,券成之后,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入不悔人。

”虽然这是预防性文言,却是对契约出现非诚信行为的一种警示。

到了唐代,对于涉及钱财交易一类的契约关系,其违约惩罚性的追讨是很严厉的。

如《唐乾封三年(公元668年)张善熹於左憧熹边举钱契》,张向左借了银钱二十文,契文中体现,债权人得到了举债者家属和财物的双重保证,一种是由妻儿、保人还贷;或者以家财、菜园抵债。

在古代的契约中,常常在契文中写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两和立契,画指为信”。

在大多数情况下,民间契约在乡法民约的制约下,都能正常地运行。

但是,靠单纯道德性的乡法来贯彻诚信原则,有时也显得无能为力。

面对这种局限性,就必然要求用法律手段来制裁、惩罚违背契约者。

例如法制比较完备的唐王朝,就有对“负债违契不偿”者的法律惩治,其律文规定是:“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

各令备偿。

”(《唐律疏议》卷26杂律)对于“负债违契不偿”一语,《疏议》文解释说:“欠负公私财物,乃违约乖期不偿者。

”若是“负百匹之物,违契满二十日,杖七十;百日不偿,合徒一年”。

法律既维护债权人的权宜,同时也维护债务者的正当利益,如对掣夺家资抵债的行为,也不是可以随便进行的。

唐律规定:“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

”针对此律,《疏议》解释说:“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掣者,皆告官司听断。

若不告官司而强牵掣财物,若奴婢、畜产,过本契者,坐赃论。

”违契不偿,用掣夺家资的办法来抵债,官府并不反对,但必须报告官府,经官府判断以后才可进行,否则,超过了契约中的财物数,就要对掣夺者以强盗受赃罪论处。

宋朝的售房合同 2008-3-17 17:25:00 来源：文摘报众所周知，一份规范的售房合同，必须写有房子的位置、面积和总价，以及买方什么时候付款，卖方什么时候交房，双方什么时候过户，过户时的相关税费由谁出等内容。

但是在北宋初年，售房合同上老是丢东少西，以致交房之后，纠纷不断。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知开封府司录参军事赵孚向朝廷提出建议，说过去签售房合同，都是老百姓自己弄，有的内容残缺不全，有的预设霸王条款，还有的更可恶，欺负买家不识字，居然拿旧契来蒙事，这样对公对私都不好，不如由政府出面，搞一份标准合同出来，好让老百姓有个参照。

“司录参军”是北宋前期的官职，级别比知府稍低，主抓户籍和治安，类似现在的公安局局长。

这位赵局长的建议挺对路，很快就被宋太宗接受了，宋太宗果真让人搞了一份标准合同，然后诏告天下，号召大伙以后再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按着这份标准合同的格式来。

又过了一百年，宋神宗发布一道诏令，要求所有售房合同必须由政府统一印制，任何人都不得再使用私契，不然就属于非法。

宋神宗的诏令颁布以后，人们再买卖房屋，就得到县衙买张“定贴”，也就是合同的草本，先试着填一遍，交给有关人员审查，若无误，再买几张“正契”，也就是正式的合同，然后再把定贴上的内容誊写到正契上。

正契一般四张，交完税，盖完章，一张给买方，一张给卖方，一张交给商税院，一张留县衙备案。

事实证实，这套办法确实让房产交易变得规范多了，对老百姓有好处。

但也有不好的地方：买定贴和正契都要花钱。

定贴一般五文一张，正契就更贵了，另外每买一次定贴，都要多交一次印花税，税率是房款的3‟到5‟。

清及民国时期华龙网讯（记者李晟）千余张清代至民国的契约，静静地躺在成堆的古籍中，数十年不为人知。

一次偶然的“搬家”，让这批藏身重庆图书馆的契约，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昨天，重图工作人员在清理图书馆“搬家”打包的古籍时，发现了千余张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各式契约。

“这些契约好像是打开了一扇时间之窗，让我们可以直接回眸这一百年间四川、重庆（当时重庆属四川管辖）的民生经济。

”重图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袁佳红如是说。

契约有专门的特制纸张昨天上午，一份刚刚清理完毕的道光年间地契（注：民国时代房契和地契是分开的，清代两者均统称地契），在重图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的手中，缓缓展露真容。

这张报纸大小的契约右边，用毛笔密密麻麻地写着卖方全家为了偿还债务，举家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和房屋以96色银（白银的成色）510两的价格整体出售给邻戚的交割事宜。

袁佳红说，初步整理出来的数份契约，基本上是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大的如同报纸一般，小的只有明信片那样大。

虽然历经百余年光景，地契因虫蛀有些残破，但依然柔软如昔，颇有韧性。

袁佳红介绍说，考虑到需要长期保存等因素，这些地契所用的纸张都是专用的契约纸，契约纸类似于宣纸，但更柔软，是清代特有的，它主要以竹纤维作为原料，用传统的古法制作而成。

亲戚邻居有优先购买权“因负债多金难以填还，于是母子侄等同意，愿将受分田土，地名漕房湾……再三说合邻戚李义良名下出银承买。

”指着这份清代道光年间的地契，袁佳红说，这句话反映了清代土地交易中“亲戚享有优先购买权”的乡规民俗。

据袁佳红介绍，清代卖主卖地时，需先遍问叔伯弟侄等享有优先购买权的亲房，如果亲房不买，则由亲及疏，遍问本家族人、姻戚，承租人及邻居，否则就会引发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