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士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2019年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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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梁仁志
【期刊名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39)003
【摘要】徽州绅商早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这是商、绅合流的产物..徽商通过捐纳或捐输等途径转变为"绅商",并由此在地方获得权威和民众认可,而近代的绅商,往往借助商会等组织提升自己的权威.微州绅商推动了明清徽州士绅社会的建构,特殊的"绅商"身份也有助于商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但是,这一特殊的身份又强化了徽商的封建性,从而阻碍了徽商向近代的转型.
【总页数】5页(P271-275)
【作者】梁仁志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9
【相关文献】
1.中国近代社会群体研究的新成果--读《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 [J], 郑成林
2.晚清徽州的绅商冲突——以《陶甓公牍》中记载的屯溪水灾救助纠纷为例 [J], 张萍
3.明清徽州绅商投资家乡农业水利状况及原因 [J], 梁诸英
4.绅商阶层与民族主义的地方化书写——以清末民初修建个碧石铁路的绅商为例[J], 吴兴帜
5.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以绅商社会流转观念的变迁为例 [J], 刘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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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绅士政治与现代农村管理

中国的绅士政治与现代农村管理提要：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经验、做法层出不穷。

农业学大寨、学习大邱庄、华西经验、刘庄做法、南街典型。

但是这些基本上都属于农村事业上的经验。

具体到农村如何管理，一直都是在探索中前进。

只有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方法，才能真正落实中央、省委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适应农村工作的新形势，顺应农民群众的新期盼。

关键词:绅士政治农村管理几千年的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农村、农业构成社会和经济的主体。

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和农业受到很大冲击。

但是，农村、农业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农问题”仍然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大问题。

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其中前十六字都属于物质层面的东西，说的是和经济息息相关的不同侧面，只要经济搞上去了，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而管理民主，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中国绅士政治的形成及发展中国古代农村其实都是靠“自治”的。

那时官员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行政职权只到县一级。

村里搞得好不好，完全靠“村民自治”。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管理靠的是儒家思想和泛神崇拜作为精神支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作为组织结构，小农经济、小手工业作为经济基础的。

每当社会出现辉煌时期，都有一批当地的精英在管理。

这些精英包括经商有道的富商、退休返乡的官员以及乡间文人、宗族里的长辈。

这些人或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或是有文化和见识，或是辈分高有威望，他们热爱家乡，对家乡的公共事业热心资助和认真规划。

地方自治主要体现为绅士政治。

当时能成为绅士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读书人。

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管理学的内容。

古人尚贤，认为读书人就知书达理。

那时候的读书人不简单，既要为人师表，还要知晓礼俗，有些还会治病，深通岐黄之术，还能挥笔成文，写状子、写对联，一手好书法，古代农村治理的重任就由这些绅士们承担着。

古代乡绅治理的特点及对现代农村治理的启示

ＣＨＥＮＧｅｎｇ－ｓｈｅｎｇ
（Ｓｅｈｏｄ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ｈｔｉｅｓ，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ｆｏｇｅｎｔｒｙｈａｓ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ｂ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 Ｇｅｎｔｒｙ ’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ｗｈｏａｒｅｒｅｔｉｒｅｄ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ｇｅ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ｓｐｅａｋ．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ｌａｏｒ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ｔｈｅｉｒ’ ’ ａｍｐｈｉｂｉｏｕｓ ”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ｔｉｇｅａ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ｄｅｎ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ｉｒｓｔｉｃｓｆｏ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ｅｎｔｙ’ ｒ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Ｆｉｒｓｔ，ｉｔｅｍ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ｅｍ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ｅ

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的分化与地方社会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不特用世之志虚，当此之时，皖省境内士绅虽欲仍与朋好相砥以安经生文士之常，而亦不可复得，其可悲也
② 更为可悲的是， ” 哉。这一群体面对突发的社会动荡，
分下层知识分子出于宗族利益的考虑，加入到捻军起义队伍中。或竖旗起义响应太平军，这种情况在皖北居多。安庆失守后，皖北各州县“土匪蜂起，肆行抢掠，千百成
⑨ ；时人方江 ……其中兼有生监武举为首 ” 《家园记》群，
在乡居生活与地域政治价值取向方面不得不做出选择：一是消极避世。面对乱局，部分士绅既感无奈，亦觉无助，不得已而裹粮携眷窜走深山，避乱乡野，如祁门郡庠生汪景受背母避于孝子山；滁州许铨年、镛年兄弟同避乱于北乡；当涂附生孙澐奉母避乱金堡圩、诸生顾达荣避乱乌溪、增生吴树滋避乱江右；宿州廪贡生邵景舜避至彭城，贡生马安邦“咸丰丁巳避乱城居，疏食饮水，批阅古；南陵增贡生刘树棠避难省城；桐城书，缄口不谈时事 ” 儒生赵献、朱道文避乱附近山中，学者方宗诚先是避乱鲁谼山中，后又游学山东、直隶、河南、湖北等地；舒城举人程枚避于宁国之方村；怀宁儒士张力贤逃至浙江觅地避乱；潜山郡庠生朱彬挈家隐四望山 ③ 等。也有一些士绅明哲保身，对于时局漠然不闻。如太平军围困庐州城时，巡抚江忠源屡从围城中出手书向主持团练的四郊士绅求援，卒无应者；合肥名士朱景昭与旧识数人往赴诸练首家， “涕泣言城中危苦状，中且言城破后必为乡民大患，求
还有合肥王世溥徐子苓朱景昭桐城方宗诚孙云锦另一方面安徽作为屏障天京的腑脏之地以及太平徐宗亮韦定策霍山黄云锦宋鸿卿定远方士鼐庐江军粮饷兵源储存基地位置十分重要太平天国定都天吴廷香六安李元华霍邱王则侨灵璧张锡嵘毫州李承京以后很快就在这里建立省郡县三级地方政权和基层乡谟蒙城李南华寿州张锡嘏怀远年贵行泾县瞿增荣官政权施政范围涉及州39县

绅权与乡土社会关联.pdf

内容提要关于鲁迅小说意义的阐发不能脱离对其所展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知。

借鉴社会史研究视野来认识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关系，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

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尤其是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

对于鲁迅小说中“士绅”这一人物类型及其嬗变尚有待系统研究。

关键词《离婚》“士绅”“绅权”乡土社会《离婚》写于1925年，是鲁迅小说集《彷徨》的最后一篇。

关于鲁迅的每一篇小说的研究都已相当充分，不过贴近《离婚》这一短篇小说来分析，依然有含混模糊的地方。

在既有研究中，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慰老爷、七大人一般被视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形象”，“体现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爱姑则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同时又有局限性的劳动妇女形象，“她对压迫她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并没有本质的认识，而却又幻想用个人的力量去反抗压迫”。

关于小说讲述的故事，林非先生的阐释具有代表性，他指出爱姑找慰老爷、七大人裁决婚姻矛盾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不觉悟”，对于七大人的信任是“多么严重的误解”；而作为封建阶级的代表，七大人“一方面十分腐朽，另一方面又很有权威，这种权威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一种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

”那么，被压迫者何以“不觉悟”而对统治者抱有信任呢?被压迫者对统治者的“误解”与后者权威的建立之间有何关系?人民群众“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究竟是怎么回事? 拓展学科视野，借鉴社会史研究成果，或能对小说人物关系有更加明晰的认识：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

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很重要的权力形态——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

在《离婚》这一短篇小说中，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史信息。

另一方面，对小说意义的阐发应当与对小说所呈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识相结合。

一小说开篇，通过船上一群人之间的谈话，得知庄木三和爱姑父女两人要到慰老爷家请求七大人裁决爱姑的婚姻纠纷。

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

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张福坤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政治制度——绅士制度。

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位居“四民”之首，介乎于官民之间，他们具有人们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

绅士阶层的崛起特殊、构成复杂、职能广泛、特权明显、社会影响深远，在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试从绅士阶层的发展演变、制度来源以及属性、绅权自治以及与其他基层控制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分析，构成封建皇权统治的基础和重要保障的特色封建政治制度。

关键词：绅士;绅士自治;自治职能;特权中国绅士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或层面。

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

他们是封建政权向乡土社会延伸的重要桥梁，高居于无数平民之上，支配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的代言人;同时他们也是官僚的后备军，政府官吏均出自这一阶层。

中国绅士不仅是封建文化的占有者，而且也是封建文化的传播者和输出者，在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费正清指出：“在过去1000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绅士这一特权阶层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是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下，为实现地方社会政治力量均衡发展、有效维护封建统治而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一、中国绅士的基本涵义及其发展演变概况中国的绅士阶层是在明清时期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的社会集团登上社会舞台的。

它拥有“绅士”、“士绅”、“乡绅”等多种称谓，但关于绅士阶层的基本涵义却众说纷纭。

早先的费孝通认为“绅士是退休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 张仲礼先生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获得的, 凡属上述身份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

功名、学品和学衔都用以表明持该身份者的受教育背景。

传统社会绅士的乡村治理

传统社会绅士的乡村治理张健　(咸阳师范学院政法系,陕西咸阳712000)摘要　传统中国,帝国行政机构的管理并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乡村治理主要依赖绅士阶层。

绅士权威基础来源于帝国赋予的身份及特权,民间认同是获得权威的决定因素。

绅士依靠自主网络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但是其治理活动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　帝国;绅士;乡村治理中图分类号　S 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9)05-02272-03R ural G overnance of G entlem en in the T raditional SocietyZH ANG Jian (Departm ent of P olitics and Law ,X ianyang N orm al University ,X ianyang ,Shaanxi 712000)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m anagem ent of the em pire adm inistrative institution had n ot been perm eated into countryside.T he rural g overnance m ainly relied on gentlem an stratum.T he auth ority basis of gentlem en was originated from their status and privilege entrusted by the em pire.T he folk ap 2proval wa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obtaining the auth ority.G entlem en relied on auton om ous netw ork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treatm ent of countryside ,but their g overnance activities had certain lim itations.K ey w ords Em pire ;G entlem an ;Rural g overnance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06CSH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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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徽州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On Cultural Power and Rural Autonomy of Huizhou Gentry TANGLixing (China Center for Study of Modern Society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34 ， China )： From the 16th to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ural society in Huizhou had maintained a long-timestability. Clan was an organization form of rural aotonomy ， which was economically based on Huizhou merchants and led by the gentry.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keyelements in Huizhou society caus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gentry. The cultural power ofgentry was omnipresent in the following two is intellectuals' parties and ruralpublic's judgements and the other is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andgenealogy. The gentry also madefriends with the officials gentry were the leading power in rural aotonomy withconsiderable credibility.16至 20世纪中叶，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局面。

徽州乡村社会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曾指出：徽州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

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三要素构成良性循环系统。

明清时期，徽商数百年间执中国商界之牛耳；徽州科举与苏州并驾齐驱，成为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而徽州宗族“千年之冢，不动一？g ;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 [1] 卷 11，《泛叶寄》， 872。

本文拟从徽州社会系统aspects ： one and got involvd in lawsuits ， which signifies that the三要素良性循环的大视野出发，探讨徽州士绅为什么能担当起乡村自治的领导力量？士绅如何在乡村日常生活中行使其文化权力？当乡村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时，士绅是如何应对的？、数量庞大的正途与异途士绅在徽州区域社会三要素的良性互动中，徽商投资教育、培养子弟业儒入仕，是他们成为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

[2] 汪道昆曾精辟地指出徽州贾儒互动的关系：“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

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

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

” [3]1146 士商互动造成了庞大的士绅队伍。

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的题名榜，有清一代，歙县本籍、寄籍之取得科第者有进士296人，其中大学士4 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 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即一甲二名2 人，武榜眼1 人，探花即一甲三名8 人，传胪即二甲一名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举人约近千人。

[4] 卷11，348-353徽州六邑，正途士绅的数量当更为庞大。

吴建华曾经做过苏州与徽州进士数量的比较研究。

据他统计，明清徽州六县的进士共652名，其中明代405名，清代247名。

这个数量未计入寄籍者。

苏州在明清两代拥有进士1779 名，其中明代1016 名，清代763名。

在进士的绝对数量上，徽州因人口少，是落后于苏州的，但是如果从进士与区域人口的比重来看，苏州的科举是全国的最高水平，徽州的科举水准，从进士与人口的相对数量上来说大体接近于苏州。

[5] 这是十分了不起的。

徽州士绅有着显著的士商融通的特征。

一般以科举进入仕途者往往有着商人家庭的背景。

据记载，新安理学创始人朱熹“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资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歙）郡城之半，因号‘半州'” （许承尧《西干志?祝外大父祝公遗事》）[6]481 。

明代相国许国“父本苏州贾，有阴德，故相国爰与巨富联姻，如女嫁休邑余村程爵子，固百万也” （吴吉祜《丰南志?吴慕庵五十序》）[6]484 。

明清间反清志士金声，“徽州休宁人。

随父商武昌，以嘉鱼籍中天启甲子乡试。

崇祯元年戊辰，成进士，选庶吉士”（邵廷采《东南纪事》卷4）[6]488 。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万历年间，随着徽商势力的崛起，在杭州的徽商取得了在经商地以商籍参加科考的权利，“明万历三十三年，歙人吴宪请立商学，巡盐御史叶永盛题奏：徽商行销浙引，许令现行盐人，并具嫡派子弟附试杭州，例由两浙驿传盐法道取送学院，岁科两试，各拔取新生五十名，内拨入杭州府学二十名，仁和钱塘两学各十五名。

具载《两渐盐法志》及《学政全书》” （吴吉祜《丰南志》第 10 册） [6] 485。

商籍之设极大方便了商人子弟，这个制度一庞大的正途士绅队伍，还造成了更为庞大的异途士绅队伍。

世纪以后，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现了士商合流的趋势，一个绅商阶层开始兴起。

与此同时，徽商执中国商界牛耳数百年，众多的徽商凭籍雄厚的财力，通过捐纳而获得功名，造成一个数量大的“异途”士绅群体。

绅商贾而好儒，或是兼有功名，或是有较高学识，或是与皇室官宦关系密切。

万历《歙志 ?赀级九》载：吾乡之郎而赀者一也。

乃其以资而郎者则亦有不同焉：具有才? ，不得志于正途，思奋一长以表见者上也；家尚阜殷，可优悠以自逸，勉徼一命以荣亲者次也；赀已澌尽，将困乏之难支，用贾三倍以取偿者，斯为下矣。

以上三者，皆有其人，无可悉稽。

” 异途士绅与正途士绅，同样活跃在徽州基层社会，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数量更大，财富更为丰厚，对家族与家乡的贡献更为巨大。

根据《歙志 ?赀级九》所分类别，我们对异途士绅分类加以考察。

康熙、乾隆年间的吴 ?就是一位“郎而赀者”。

据载，吴 ?的祖父“治鹾汉皋”，他“分任其事”协助商业，并“以附贡生循例捐候选道，加四级，诰授资政大夫”。

吴 ?后来在两淮经理盐业，“翠华南巡，承办文房差务，恩加顶戴一级，复邀荷包、银锭、貂皮、文绮、藏香、克食之赐。

丁丑，翠华再莅，又蒙恩加一级。

壬午，复蒙赐宴天宁寺，盖异数也。

癸巳，以输饷议叙蒙恩加六级。

府君每荷宸光，辄率不孝（吴绍？樱「韧？阙谢恩，勉以读书报国”。

后吴绍唔读书“成进士，蒙恩授武英殿总校官”（吴吉祜《丰南志》第 5 册）[5] 383 。

直延续到清季废科举。

三要素的良性互动，不仅造成了16资而郎者”分为上中下三等。

上等者“具有才?，不得志于正途，思奋一长以表见者上也”。

这类的徽商数量甚多。

例如休宁率东程氏家谱》载，洪武永乐间人程成一“连举未第，退事于商，获利倍万，增创田粮三百余石，屋宇火毁，革故鼎新，数倍过旧永乐二十年以人才赴京，除唐山二尹，为政以德，民咸感之。

上司旌异，保升经历。

”又如，明代休宁商汪起前，公仅十龄，值家中落，安人命仲下帷，属公偕季挟箧游湖海间……竟以赀雄闾右……公念赠公（父）早背，丈夫不以儒成名，逐逐泉刀之末，未能以泽及民，乃通籍主幕。

莱州豪有力为奸，绳以法……公故恬谈寡营，迨移襄阳幕，遂返初衣”（《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参军麟英公行状》）[6]380381 。

再如康熙、乾隆间歙商江登云，“十六岁从兄客鄱阳。

予族多治禺?k 业，时勉亭公司饶埠鹾务，深器公之才识，尽假手焉。

公意殊不自得，尝语人曰：‘丈夫志功名为国家作梁栋材，否亦宜效毫末用，宁郁郁侪偶中相征逐以终老耶！’……公入武庠，丁卯领乡荐，连第进士，膺殿廷选，侍直禁卫，恭慎称职公自甲午迄丙申，三膺朝命，署南赣都督”（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清覃又如，康熙、乾隆间歙商许蘧园“初试陶朱策，拥多财，辄以利济并为，三党亲族赖以沾溉。

而先生俯视持筹取盈，第偶然借径，非其好也。

壮岁通籍部曹，综理周详，出人意表，如太阿出匣，光不能掩。

既秩满出守楚邦，旋镇抚四郡，再摄大观察，秦镜高悬，庭无滞狱，楚人惊以为神”（《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恩累晋武功大夫袁临时将署南赣总兵官登云公原传》）[6]384 。

10《蘧园许君六十寿序》）[6]385 。

中等之“资而郎者”，即“家尚阜殷，可优悠以自逸，勉徼一命以荣亲者次也”。

这更为普遍。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载有明天启间休宁商汪起英为其父汪应亨纳赀求得的《京兆应亨公暨金安人敕命》，其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尔汪应亨乃南京应天府通判起英之父。

大隐隐市，良贾贾仁，雅有儒风，惟尔少工儒业，绝无利习，惟尔原薄利谋，急人急，以能周人，用归如流水……兹特赠尔为承德郎，南方应天府通判。

”康熙《休宁县志》卷6《人物?孝友》载有徽商汪楫因捐输，“受特恩，以词臣加一级服册封琉球。

时蕃（其父徽商汪汝蕃）届八十，琉球君臣制诗文为寿，远近荣焉”的故事。

在地方志、族谱中“勉徼一命以荣亲者”的事例俯拾皆是。

下等之“资而郎者”，“赀已澌尽，将困乏之难支，用贾三倍以取偿者”。

虽然在为亲者讳的方志、族谱中难以见到下等者的事例，但是在文集、笔记、野史中却也不乏其例。

如《万历野获编》卷6 载有“自纳银助大工，特授中书舍人，直武英殿”的徽商程守训，“首建矿税之议”，投靠太监陈增，“认为侄婿”，不可一世，“旋于徽州起大第，建牌坊，揭黄旗于黄竿曰：‘帝心简在'。

又扁其堂为‘咸有一德'。

”程守训勾结陈增搜括天商人，据其家奴告发说：“守训有金四十余万，他珍宝瑰异无算，度畜龙凤僭逆之衣，将谋不轨。

”最后，程守训虽被“捕送京师治罪，及追所首多赃。

”但“故税流毒，宇内已无尺寸净地”。

虽说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徽商中为富不仁的也不在少为势利，观其形容，不啻以官长自居。

言之令人痛恨”(吴址祥数。

“近来业典当者最多徽人。

其掌柜者，则谓之朝奉。

若辈最此中人语》卷3 《张先生》) [6] 291 。

士绅中能做官的人并不多，“以赀通籍”的异途士绅为官者更少。

所以，大量的正途与异途士绅并未进入仕途，这就使徽州乡居士绅的数量众多。

这些乡居的正、异途士绅享有徭役和部分赋税优免、法律豁免等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