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狼群经济”的困境

浙江“狼群经济”的困境浙江“狼群经济”的困境(2010-11-1208:33:04)浙江产业转型系列之一罗天昊浙江企业以小起步，最后却聚小成大，造就了经济强省，在浙江经济崛起过程中，块状经济或者说产业集群的贡献功不可没。

与广东最原始的依靠外商投资发蒙不同，浙江的块状经济发轫于温州等本土型企业，当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一些农民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转办家庭工业，利用制度创新、市场创新与技术突破获得成功，引发同镇农民的效仿，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些专业品镇。

如温州苍南县金乡镇的标牌集群、号称“东方纽扣之都”的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集群、苍南县宜山镇的再生晴纶集群、乐清市柳市镇的低压电器集群等。

温州产业集群的成功发展，浙江省其它地方纷纷效仿，浙江90%以上的县、市、区都培育和发展了块状经济，形成了“一镇一品，一县一业”的格局，涌现出了一大批产业集群。

如杭州的软件、温州的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宁波的服装、湖州的童装、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嵊州的领带、永康的小五金、桐庐的制笔、诸暨的袜业、海宁的皮革等。

块状经济将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网罗其中，产业巨大的规模效应，成就了浙江经济的繁荣，亦使浙江制造扬名天下。

目前，浙江年销售1亿以上的块状经济有600多个；年销售10亿以上的块状经济已经有300多个。

浙江产业集群的结构，大致与广东类似。

以制造业为主的块状经济已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

在块状经济主要产品中，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有78个，主要有纺织、服装、电气、通用设备、交通设备、金属制品、电子、皮革、工艺品等。

作为世界世界经济强国，美国的强大，某种程度上，乃是众多强大的产业集群所造就。

如美国加州的硅谷、底特律的汽车业群等，均执美国乃至整个全球之牛耳。

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寄托着未来的厚望。

但是，与美国的硅谷等产业集群相比较，浙江的产业集群总体上处于低端成长阶段，甚至在国内而言，相对同时起步的广东、山东、环渤海区城市，浙江产业集群亦存在很大不足。

浙江的块状经济，目前主要存在三个不足。

第一大弱点，缺少主流支柱性性产业，难以形成在国内乃至全球的强势地位。

虽然在总体的产业集群结构上，浙江与广东比较类似，都有300多个1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但是，在最大的产业集群比拼方面，广东却胜过浙江。

最典型的是家电行业。

广东的顺德、中山，惠州、深圳等地，都各自拥有家电产业集群，涌现了美的，格力，TCL，志高、格兰仕，创维、万和等知名企业。

广东的家电产业，占全国的30%以上，总产值近4000亿。

在顺德，其家电产几乎占据广东家电产业的半壁江山，全国的15%以上，一个区的产值，即达1500亿以上。

而在中山，则是中国小家电最为集中的区域。

对比之下，浙江在大型产业集群方面，与广东差距甚远。

浙江最著名的两大产业集群服装产业集群和皮鞋产业集群，其总产值分别为2000多亿和1000多亿，其产业集中度不如广东家电产业。

浙江的家电产业，尚不到1000亿。

甚至浙江温州和广东中山曾经同时形成灯饰产业集群，但是，后来温州灯饰产业逐渐衰落，而中山古镇则集中了上千家灯饰企业，成为“中国灯都”。

在广东，由产业集群形成的九大支柱产业占全省工业比重的73％，仅家电产业，其产值即达到广东总产值的10%，其它如中山古镇灯饰，顺德乐从和龙江家具，顺德和中山家电，阳江五金刀具等，均居全国绝对领先地位，没有之一。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产量居前10位的有336种，占63%，但是，就行业而言，却绝对部分为日常生活的小商品。

这些行业，本来就有分散的特点。

根据浙江省方面的目标，要到2012年建成10个左右销售收入超1000亿元、20个左右300亿元至1000亿元、60个左右100亿元至300亿元的产业集群。

对照现状，任重道远。

第二大弱点，浙江为什么没有千亿巨头？不算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上万亿级的国有垄断巨头，仅以竞争性行业而言，在其它的经济区，均已经出现了千亿级的制造企业。

如北京的联想，江苏的沙钢，山东的海尔，广东的华为，美的等，均已超过或者基本接近1000亿。

而千亿企业，就是中国竞争性行业目前的顶级企业，在全球亦可居前十。

如，联想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电脑制造商，华为则跃升为全球第三个电信设备制造商，海尔，美的均进入全球前十。

从行业龙头的比拼，浙江龙头产业的龙头企业，亦并不大。

在服装行业，雅戈尔的规模，不过200亿，在制鞋行业，最大的奥康，规模不足100亿，杭州家电龙头方太，规模亦不足百亿。

浙江最大的竞争性企业哇哈哈和万向，去年规模不过500亿。

虽然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企业占据182席，但是，在最顶尖的企业领域，浙江企业却乏善可陈，更多居于中游。

某种意义上说，浙江的块状经济，更似一种“狼群经济”，虽然有群狼共舞，但是却缺少狮子，群狼之间既要面临外部的竞争，也要面临彼此的征战厮杀。

在未来，浙江需要加强各个产业内部的集中度，打造行业巨头群落。

第三个弱点，产业趋同情况严重。

早年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是镇政府，由于行政分割、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使产业集群零散化。

同时，在浙江产业群内部，往往出现产业链上下游的脱节，致使产业上下游发展不平衡。

大家都想争上游，下游无人问津。

最后造成缺位。

而在广东的家电行业，其上下游产业链非常合理，仅以美的为例，在顺德，美的的外协厂家，产值数十亿的企业比比皆是，不仅产业链上游产生巨头，产业链的下游，亦很强大。

甚至作为美的代工企业的盈峰集团，一度亦成为家电巨头。

美的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经销商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同心、同步、同超越”的。

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而浙江的很多产业集群，往往集中在产业链的一端，互相竞争，互相模仿，造成巨大内耗，亦使企业规模难以增长，导致杂草丛生，不见大树。

不仅没有建立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协同，亦难以造就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协同。

在未来，浙江从狼群经济到狮群经济的飞跃，有四大路径。

其一是普遍的产业升级。

目前，浙江的很多产业，都集中在低端，而这种产业，既分散，亦起步太小，难以造就大的产业群。

而这种升级，一是靠技术升级，增强创新能力，提高技术含量，实现产业升级换代。

此外，还可以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最典型的是金华汽车产业，以前只做配件，现在进军产业上端，整个产业链就更丰富，整车企业的规模，天然比配件企业大，如此，则整个产业集群，可以获得飞跃性发展。

在“领带之乡”嵊州，以前的“一根领带打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家纺、丝巾、服装等相关产品风起云涌，使产业链更为丰富。

而以前致力于专业生产服装的雅戈尔、杉杉等服装巨头，则开始把产业链延伸到纺织制造领域。

其二是，浙江需要兼并战争的“暴力美学”。

浙江的龙头企业，多是自发性增长，很少通过并购来增速，相对而言，广东企业，环渤海企业，则出现很多通过并购，甚至以蛇吞象来获得飞跃发展的。

TCL并购汤姆逊，科龙并购了容声，美菱，后来，海信又并购科龙，美的更是连年兼并，先后并购了华凌，荣事达，小天鹅。

这些行业巨头，都在完成了行业的逐步积累之后，在行业成熟期，完成了同样并购。

在顺德方寸之地，21世纪初期的十年，家电产业集群内发生了众多血腥的兼并战争，方才造就了系列家电巨头。

同业并购虽然残酷和血腥，但是，亦是很多浙江产业集群强大的必由之路。

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竞争的加剧，必然导致兼并的产生，很多全球性巨头，亦是通过并购实现飞跃性发展。

在产业集群内部，实现小变为大，大变为强，强变为巨头。

浙江需要兼并战争的“暴力美学”。

浙江呼唤千亿巨头的横空出世，呼唤狮群时代的到来。

其三是产业的协同在未来，浙江的几大产业集群之间，潜伏很多相互的竞争对手。

台州在汽车产业领域已经先行一步，吉利，吉奥是浙江整车行业的骄傲，而令人意外的是，从前关注汽车配件的金华，亦露出水面，开始进军整车行业，未来，台州和金华的汽车大战，能否避免？如果金华与台州的关系处理不好，则两大区域性产业集群，都将难以持续发展。

同时，浙江的汽车产业，与同为长三角的上海的汽车产业，亦存在未来竞争。

而在中国这种诸侯经济特性的经济体中，如何做到各个产业群之间的协同发展，将是对浙江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虽然长三角已经确立了“一核九带”的战略布局，但是，同城竞争，同业竞争，依然难以避免。

浙江方面提议的网状经济，其要义，即明确了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在产业链中分工协作、协调协同的方向性安排。

但是其实施，需要各个地方主体共同参与，这种协调难度较大。

其四浙江企业治理需要大格局就企业性质而言，浙江企业多以民营企业为主，民营经济的崛起，是浙江经济活力的源泉，亦是浙江最可为人称道的之处。

不过，浙江的民营企业，在企业治理领域，则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目前的浙商大多属于家族性产业，家族产权的社会化开放度不够，相对的封闭，使企业后续经营能力不足，制约了企业的壮大。

几年前，在一个论坛上，方太掌门人茅理翔对施振荣交棒给李焜耀等外人，颇不赞同，甚至暗含讥讽之意。

而这种现象，在浙商身上，普遍存在。

浙江的企业治理模式，更似日本企业，基本奉行家族治理模式，由创始家族绝对控股，而欧美的企业，则已经去家族化，美国的一些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创业股东的股份，一般都很少有超过10%的了，只是相对控股，而在浙江，很多企业的创始股东，则近乎完全控股。

在中国企业最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在企业治理领域实现巨大突破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也无一列外获得了飞跃式发展，其中关联，大有奥妙。

在完成民营化之后，联想早在2001年，就采取分槽喂马的方式，一分为二，郭为与杨元庆各掌一方，庞大的联想系亦开始崛起，今天，联想已经成为中国竞争行业数一数二的企业巨头。

在惠州的TCL，李东生所早期的“分封制”，则使其手下大将如云，其家电和手机先后在行业内占据举重轻重的地位。

在顺德，何享健并没有将权杖交给自己的儿子何剑锋，而是给了“外人”方洪波，而正是有了这种扩大治权，给予更多人舞台的举措，才使这些企业能够生生不息，后继有人。

浙江很多企业做不到，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在企业治权领域，选择范围太狭窄，矮子里面拔将军，自然高大不起来。

企业的壮大，不仅需要让更多人参与企业财富的分享，更需要让更多的人参与企业治权的分享，吊诡的是，在创维老板黄宏生深陷大牢的几年，困境重重的创维，反逆势增长，突出重围，出狱后，曾经闹出陆黄之争，一向强势的“黄老板”就此顿悟，再也不过问企业经营事务了，这种现象，值得浙商的普遍反思。

浙江企业未来要引领中国，甚至崛起为全球性巨大，必须在企业治理领域，服膺全球主流企业巨头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不仅实现财富的广泛共享，亦要实现企业治理权的广泛共享，而后者比前者难度更大。

同为长三角经济区，位处江苏的苏宁，已经基本实现了财富与治权的共享，浙江企业，尚需漫漫长路。

本次在台州采风时，杰克控制董事长阮祥福称自己的儿子不愿意接班，最后，他将企业治权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而这种变化，未尝不是浙江未来企业治理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