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学与汉代复仇风气发微
公羊学引论
公羊学引论标题：《公羊学引论》公羊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重要学派，它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道德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介绍公羊学的起源、发展和影响，并探讨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
第一部分：公羊学的起源与发展公羊学起源于战国时期，以公羊赋和谷梁赋为代表作品。
公羊学在孔子弟子公羊般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其核心思想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石，强调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等关系的和谐与平衡。
公羊学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君主应以身作则，示范道德行为，以影响和引导百姓。
第二部分：公羊学对国家治理的贡献公羊学通过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和治理原则，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公羊学主张君主应广纳贤才，倾听百姓心声，实行仁政，推行以德治国。
这种治国理念在历代帝王中得到广泛应用，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部分：公羊学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公羊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道德规范，提倡仁爱、孝顺、忠诚等美德。
古代社会正是在公羊学的指导下，形成了重视家庭和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公羊学的思想也对后世的儒家学派和社会伦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部分：公羊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公羊学虽然诞生于古代，但其核心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一个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社会中，公羊学提供了一个道德伦理的指导框架，帮助人们在各种关系中保持和谐，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结论公羊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学派，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道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强调的道德伦理和关系和谐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应该学习公羊学的精神，倡导和践行仁爱、孝顺、忠诚等美德，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吴越春秋》与公羊学的思想关联
《吴越春秋》与公羊学的思想关联摘要：兴于西汉武帝时的公羊学，不仅在西汉居于独尊的地位，对东汉儒生的影响也颇深。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在思想方面与公羊学有着多重关联。
尤为突出的是《吴越春秋》“内吴外越”与公羊学“大一统”、“内外有别”思想的关联及《吴越春秋》与公羊学之复仇观的关联。
关键词：《吴越春秋》公羊学内吴外越大一统内外有别复仇观西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西汉所尊的儒术实际上是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儒学，即《春秋》公羊学。
公羊学不仅在西汉居于独尊的地位，对东汉的影响也颇深。
董仲舒公羊学对东汉的影响可分为官方的与民间的两个方面。
对官方的影响反映在《白虎通》中，《白虎通》引《春秋》经传和其他经书时常采用董仲舒的说法。
对民间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论衡》一书中。
“被称为董仲舒的对立面的王充都受到了董学的深刻影响，其他人则无须多论了。
”①《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与王充生活在同一时代，《吴越春秋》与公羊学亦有着多重思想关联。
一、《吴越春秋》“内吴外越”与公羊学的“大一统”、“内外有别”思想《吴越春秋》采用纪传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叙述方式，有内传与外传之分。
现存卷帙内传分别为《阖闾内传》《夫差内传》；外传为《越王无余外传》《勾践入臣外传》《勾践归国外传》《勾践阴谋外传》《勾践伐吴外传》。
另三卷未标明内外的为《吴太伯传》《吴王寿梦传》《王僚使公子光传》。
两卷内传皆为吴国之传，越国则均是外传，吴与越内外有别，界线分明。
赵晔为越人，为何“内吴而外越”。
历代学者也屡次提出质疑。
元代进士徐天祜指出：“元本《阖闾》《夫差》皆曰内传，下卷《无余》《勾践传》皆曰外传，内吴而外越，何也？况赵晔又越人乎？若以吴为内，则《太伯》《寿梦》《王僚》三传不曰内，而《阖闾》《夫差》二传独曰，则又何也？”明人钱福在其《重刊吴越春秋序》中，也曾指出：《吴越春秋》“其大旨夸越之多贤，以矜其故都，而所编乃内吴而外越，则又不可晓矣”。
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
山东大学学报l哲学社会科举版)2001年第4期J伽n试o{盘虹蛐Universiw(Soelal sc胁12001№4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张涛(山东大学古箱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摘要：两汉之时，民间习俗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
这也表现在丧葬、祭祀活动和复仇风气方面。
当时民问流行的丧葬仪式和随葬嚣物．人们推出的厚非或薄葬主张等．太都以经擘理论为依据。
而盛行一时的复仇之风，更是人们贯彻儒家经殳的直接体现。
当然，较之早期储家经典的记戢和规定．赴代的一些习俗也发生了某种变异。
关键词：汉代；经学；丧葬t祭祀；复仇中围分类号：I<234：1323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39{2001}04—0060—08The Ac tivit y of nn付锄and S acr if ice and Th e Established PI 锄嘶∞of熙唧Un d e r the I nfl uen ce of C on fu ci an C la s si c al Th eo ry in zhe Ha rtDyast刁洲GTao(Institute of An cien t Bo o l‘s，S h a n d o 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A lB t r ac t：I n Ha n Dynasty，folk c∞Ⅻ11s w a s dee p l y i n fl ue n ce d byConfucian％ssical Theo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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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基本概念系列文库：春秋公羊传解诂
四库全书基本概念系列文库——春秋公羊传解诂华夏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没有之一！四库全书，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提供对四库全书基本概念“春秋公羊传解诂”的解读，以供大家了解。
春秋公羊传解诂十一卷。
何休(129－182)撰。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东汉着名经学家。
据《后汉书·何休传》，何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
善历算，尤好《公羊春秋》。
曾以列卿子诏拜郎中，然非其所好，遂托病辞归，亦不仕于州郡。
后为太傅陈蕃所辟，参与政事。
及蕃败、罹党锢。
覃思不窥门十七年，撰《春秋公羊解诂》，后世传为“何氏学”。
何休一生着述很多，除此书外，还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等着作，还曾注《孝经》、《论语》。
据《隋书·经籍》，还曾撰《春秋汉议》、《春秋议》两书。
党禁解，何休辟为司徒。
时君臣上表言何休道术深明，宣侍帷幄，但为佞臣所不悦，乃拜议郎。
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
《公羊》于汉景帝时立于学官，两汉之世，以胡母子都、董仲舒为首的治《公羊春秋》者代有其人。
何休因感“传《春秋》者非一，(《春秋》)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
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纪也。
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
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因此，何休“窃悲”之余，乃“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撰成此书。
何休的《解诂》是解传不解经，应是当时经传异本而行之故。
一般认为，《春秋》三传中，《左传》传事不传义，《公羊》、《穀梁》则传义不传事，大抵正确。
《公羊》所传之“义”，西汉着名经学大师董仲舒总结为三统、十指、六科、五始等等，而核心是三统。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
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
董仲舒春秋繁露译文 春秋繁露原文及译文
董仲舒春秋繁露译文春秋繁露原文及译文董仲舒是西汉的著名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这本书里面究竟在讲什么事情，我们有必要仔细读一读，这样才能真正了解董仲舒这个人的思想是什么，由此也才能知道他为什么在西汉武帝时对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书的第一篇，是《楚庄王》，我来对此篇的部分内容做一个分析，对于《繁露》的原文及清人的《义证》，就不再引用原文了，直接来分析这些文本是说什么。
根据其原文及清人注释的资料，可以看出这是要对相关史事是怎么回事做出说明，并涉及到春秋公羊传对相关史事是有怎样的看法，并由此引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对以上内容仔细分析，其中的重要内容归纳如下：1、《春秋》的笔法问题，是公羊传最为重视的，是公羊学的特点，董仲舒在这一点上做了大量的阐释与发挥。
2、春秋笔法表达的大义：就此段所说，大义不仅仅是一条而是有多项，要仔细阅读原文及义证所说的事情而条疏出来。
如善与恶，罪与讨，诸侯能不能专讨专封，诸侯的贤及其权力的关系，诸侯惩恶与对待天子的关系等。
3、《春秋》对汉代的影响。
这在史记以及汉人相关论述中能看出来，义证中经常提到。
要仔细梳理分类。
4、董仲舒对相关史事的阐释。
与公羊传的说法进行比较，看董对相关史事以及其中问题的看法。
上面的原文与义证之注中有很多材料可以说明这些问题。
5、对比公羊传的说法与董的说法，反映出什么问题？即董在繁露中对春秋及公羊传的发挥有哪些超出了春秋和公羊传的原文及说法，是发展与补充，也就是儒家学说的发展变化的问题。
就董在此段的论述来分析一下都有什么内容：庄王之行贤，而徵舒之罪重。
所谓的罪，就是徵舒于宣公十年弑其君平国。
而庄王的贤，见《史记》陈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虽然是以贤讨罪，但专讨非诸侯的事，所以要贬他这种行为。
《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
嫌得，苏注：“嫌于得褒。
读段熙仲遗著春秋公羊学讲疏
读段熙仲遗著《春秋公羊学讲疏》汤大民原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文学院)教授段熙仲(1897—1987)先生的遗著——《春秋公羊学讲疏》(下简作《讲疏》)已由鲁同群等点校，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遗著以畅达的文言写成，洋洋56万言，以广阔的历史视野、求真的实证精神、传统训诂法与现代逻辑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公羊学，作了全方位的、完整的、系统的和深层次的研究：在纵向研究上，以公羊学鼎盛于西汉为中心，上溯先秦之滥觞，下及清末民初之余绪，展现了公羊学两千数百年来渊源流变、起伏兴衰的历史；在横向研究上，历述了众多公羊学大师、传人的承传关系、研治成果，并作出了客观评议；又以纵横研究为基础，展开对《公羊传》文本剖析和阐论，打破“随经释义”的常例，科学地把文本归纳为比事、属辞、释例、义四大类，并把历代公羊学家的训诂、考证及解读分类系于其下；不仅如此，段氏还“时下己说，辨证然否，语多精当，允推独步”①，尤其是对《公羊》大义，更能加以新知，“多所发明”②。
这里我谈谈学习《讲疏》的点滴体会，以就教于方家。
一《讲疏》致力于“复其本真”，就是还公羊学以本来面目。
为此，段氏确定了一条研治的路线：“以《公羊》为《公羊》，先求之《传》，次求之董(仲舒)、何(休)，次求之清儒之专治《公羊》者。
”③《公羊传》有一个“家法”：“以《春秋》为《春为》。
”④这一家法，在汉代由董、何直接继承，“经文之寻绎，经义之发明，舍董理汉儒仅存之学，殆将无以复其本真”；而清儒则“廪廪欲复董、何之旧矣”。
⑤段氏的研治路线显然是告白其对公羊家法的继承性。
公羊家法，对《春秋》文本逐字逐句加以解剖分析、训诂考订，以求真实，又能从儒家整体思想出发，探其深义，固然有求解过甚、繁琐牵强之失，但更多的做到了合乎情理，知微见著，贴切经义。
例如《春秋》：“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午朔，■石于宋五。
是月，六■退飞，过宋都。
”《公羊传》解释曰：“曷为先言■而后言石? ■石记闻，闻其■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天下一家”思想的悠久传统。
这种思想到战国尤其是汉朝时期，更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大一统思想。
《春秋公羊传》是表述这种思想的一部著作。
此书在战国时期就以口授的方式在学者间师生相传，至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
汉武帝时的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对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
至东汉末，何休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把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一套具有历史哲学的特点的理论体系。
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就是这三部书的大一统思想的内容以及其间的发展。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春秋》开篇云：“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云：“元年，春，王周正月。
”只是说明，所谓“王正月”就是周王朝所采用的历法的正月，即周正。
所以只是说明一下事实。
《谷梁传》云：“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
”这就连经文中“正月”前面的“王”字都未作解释。
唯独《公羊传》作了细致的解释，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对于这一段《公羊传》，董、何二家皆有解说；不过，他们的解说包含了他们各自的天人学说。
这可以说是他们对于传文的解释，也可以说其中已经包括了他们的发展。
所以，关于他们的解释，以下论及他们的思想时再说，这里直接谈我个人对于传文的理解。
为了尽可能减少个人先见（Prejudice或Vorurteil）中不应有的主观成份，这里将尽量采用汉代人的训诂成说。
首先，关于“大一统”的“大”，在这里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
按《公羊传》文例，凡言“大”什么者，都是以什么为重大的意思。
如隐公七年传中两次言“大之也”，都是“以此为大事”的意思。
又例如《荀子·性恶》“大齐信焉而轻财货”，杨注云：“大，重也。
”这里的“大”作为动词既与“轻”相对举，解为“重”自然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这里传文“大一统也”，意思是说，所以书为“王正月”，是因为以“一统”为重为大的缘故。
2013中考历史延伸阅读：公羊儒学的汉代大复仇观
2013中考历史延伸阅读：公羊儒学的汉代大复仇观诚然，在中国至少从战国初开始就不曾存在过的复仇自由，在以后任何时代也不存在，可是，复仇的问题为何会变成刑事政策乃至司法方面研究的对象呢?我认为，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完全是因为在复仇问题上，儒家的伦理与法律发生了冲突，而在现实中的冲突，则正是伴随着西汉中期儒学踏上封建的神坛、成为官方占统治地位的学说以后，才逐渐变得显著起来。
如果要划分其中的阶段，可以分为：第一个阶段，是《春秋公羊传》首倡复仇，而且主张也是最激烈。
第二个阶段，是《礼记》的出现，说法稍趋和缓，但这部书中涉及复仇的文字互有歧义，反应了主张者中间思想的混乱。
第三个阶段，是《周礼》的面世，对复仇问题采取一种较为折衷的方式，以限制和减少复仇事件的出现。
对照两汉时期社会复仇观念的演进，以及法律面对复仇行为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宽大与严厉，可以说在复仇问题上，最能显出古代中国特色的是各种儒家学说的强烈影响。
向汉武帝建议以儒学为正统的汉代新儒家董仲舒，是专治《春秋公羊传》的。
公羊传的成书时期在汉初，该书在微言大义里面提出的复仇主张，就比较激烈。
《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就有这样的说法：“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
子不复仇，非子也。
”在(公羊传)写到庄公四年时，谈到纪国被齐国灭掉，春秋笔法不直书而写成“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解释《春秋》所以这样写的原因，是灭纪国的齐襄公是贤者，要为贤者讳。
从齐襄公往前九世代的先君由于纪侯(指当时纪国的侯)的谗言所陷害，被那时的周天子烹死，齐襄公现在灭掉纪国是为给先祖报仇，因为为祖报仇，所以他是贤者。
接下来《公羊传》设问：“九世犹可复仇乎?”回答是：“虽百世可也。
”也就是说，为国君的先祖报仇，不受时间限制，即使隔得再久远，也是可以的。
公羊甚至公然提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的口号。
(《公羊传》定公四年)再往后到了汉宣帝时，博士戴圣又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等方面的论述，编成《小戴礼记》，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