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人心中 “世界”的变化：

近代中国学人心中“世界”的变化：

——从“天圆地方”到“环球万国”

中国古代把宏观空间统称为“天下”，古人以“天圆地方”来描述天下的形态。《周髀算经》说：“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古代建“圆丘大坛”祭天，设“方泽大折”祭地，便是寓意“天圆地方”。

“天圆地方是人类对于天空和大地的直觉印象，是一种感性认识。”1那时，人类物质生产能力还很微弱，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活动的范围狭小，人们终其一生所能到达的现实空间是有限的，因而无法对广阔的宏观空间形成直接的、经验性的认识，当然也无法通过科学实验对空间形成科学认识。人们只能在有限的经验基础上，借助于传闻和想象对经验以外的空间加以想像式建构，从而形成对人类生存的空间的整体认知。

在古人对空间建构的过程中，本民族所在的区域自然就成为他们思维发散的起点和中心。周灭商建立统一的王朝后，周王把功臣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周天子居于中心之“国”（京师），各诸侯环卫其外，诸侯以外的区域被称为蛮夷。宋代文人石介在《中国论》中曾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大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2。清代《皇朝文献通考》对此进一步阐释说，“中国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之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3显然，古人的空间观念是经验性的，也是想像和臆造的。它是在有限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想像和臆造，所形成的一种对空间的认识、理解和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

古代视天下为一体，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所在的中心之“国”居于天下的中心，四周分层辅卫着诸夏和蛮夷。“《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4。到清朝时期，空间的图景已形成为一种有序的天下秩序，它是以“中国”（清皇朝本土及加陲地区）为中心的三个同心圆世界，核心是中国，周围是朝鲜、琉球、越南、暹罗、老挝、缅甸、尼泊尔、苏禄等朝贡国，第三圈是包括西洋诸国等化外夷狄。在传统史家的思想中，“天朝君临万国”5、四海内外“莫与为对”，世界上不存在第二个与中国平起平坐的主权国家。空间从中心向四周延伸，中心在文化上居于尊崇的地位。随着空间从中心向边际的伸展，文化地位则从尊崇向附属依次降低。古代史家视居于中心区域的华夏文明为文明正统，视周边及其以外的地区文化为蛮夷，严守“华夷之辨”的观念，认为华夏族文化高于周边四夷，夷夏之大防，夏可以变夷，而夷万万不可变夏，严格区分夷夏的界线。

传统史家的“天下”叙事，潜藏着以中心自居的自大和对边缘空间的蔑视。他们在撰写历史时，对处于“中心”的正统王朝都不厌其烦地详书细描，而对处于边缘的边疆和域外地区史，则简略述之附于正史之后，或根本不作提及。例如，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除了对正史以鸿篇细述之外，仅简略地编撰了匈奴、西南夷等诸传，而且他的立意最初也主要是为备远徼、筹边防。后来，史家逐渐疏于边疆之史、不愿悉心考核朔方异族，四裔传成为衬托中原正统史的附属。

1金祖孟：《中国古宇宙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63页。

2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3（清）张廷玉等：《皇朝文献通考》，卷293之《九裔》。

4齐豫生、夏于全主编：《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92页。

5《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折附件》，《林则徐全集》（第三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叙事，进一步引伸到社会，便形成以君主贵族为中心的“君史”叙事。他们首先把“天”（自然界）人格化神圣化，认为天是宇宙最高的主宰，世间万物都是天地孕育的后代。古人借助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与敬畏，宣传天命学说，宣称君王权力出自神授（上天赋予），称君王为天子（真龙天子），《礼记》：“君天下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不仅是天下的所有者，也万民的统治者，居于社会层次的顶端与中心。天下万民皆为天子的臣子，即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6。天子承受天命，统御万民，天下唯以天子景从。天子德行关系万民福祉，天子有德则万民福，天子丧德则万民祸。

传统史学“本纪”、“世家”、“列传”均是记颂君王贵族史事，全然不见万民的踪影。梁启超是近代“史学革命”的倡导者，他认为古代史家坚持“王天下”的天下观，“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天下人皆是君主之臣民。在古代史家的眼里“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7在历史学叙事上，“仅注意于帝王之仁暴智思，将相之劲脆贤不肖。而不输热心以熟察全国人民之生活如何，运动如何，普通学识如何，则社会之进步发达，与黑暗昏冥，均茫昧无据矣”。8

1840年鸦片战争是传统空间观念近代化转变的起点。马克思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9经历长期闭关锁国昧知于外后的大清王朝，当对面突然出现的英国——这个它根本茫然无知的强敌时，一时间成为一个无法消解的“难题”。因为英国来自海外，是中国传统经验空间以外的力量，在传统“天下”空间下，英国既不能被容纳，同时也无法有效地解释其存在与地位。

在外力的迫使下，近代中国人开始了把目光投入传统空间体系以外，开始认识来自于陌生世界的西方国家。鸦片战争后，以张穆、何秋涛等人为代表的西北史地研究，和以魏源、姚莹、徐继畲为代表的外国史地研究，都是把历史学叙事的对象指向“中心”以外的区域。他们或以边地为例、或以国别为例撰写的史书，已不再是过去附着于正史的四裔传，也不是过去极少数亲历边塞者的边塞记了，而是以边地民族史事和外国史事为研究对象的新史学叙事。

魏源、张穆等人的“边疆—海国“叙事，是传统史学所未有的新视野和新叙事态度。“边疆—海国”史地叙事的兴起，事实上是对传统中国中心史观的冲击，它是中国新史学叙事变化的先声。19世纪末，刘师培在论及这一时期历史学变化时说，“中儒著西史者，如徐氏《瀛寰志略》、魏氏《海国图志》，一改历代四裔传之例，以开国别史之先声，不可谓非中国之新史学也。”10

对边疆和海国的研究，开启了近代中国对世界的了解。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大量的世界史地知识，他认识到“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之内。至于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寰之大” 11。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也指出，

6吴文涛：《管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382页。

7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6页。

8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政艺通报》1903年第9号。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10刘师培：《万国历史汇编?序》，江子云等编，上海官书局石印1903年版。

11魏源著：《圣武记》附录卷12《掌故考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8、499页。

世界不是以中国为主，至多是“亚细亚以中国为主”，中国只是世界80个国家之一。并附有地图42帧，“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12介绍了一个新世界图景。

随着经验空间的扩展，人们对外部世界空间的经验性认识进一步增加，传统空间观念的根基地摇了。到了1848年，程承训刻的《海宇全图》，把地球的中经线就挪到了巴黎，这也许象征着世界的中心与边缘发生了悄悄的转移。王韬曾在1867—1870年间前往欧洲旅行，在旅行前他曾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13当他亲眼目睹了欧洲各国的真实面貌后，他在《漫游随录》中记录道：英国风俗醇厚，物产善庶。豪富之家，费广用奢；而贫寒之户，勤工力作。日竞新奇巧异之艺，地少慵怠游情之民。尤可羡者，人知逊让，心多悫诚。国中士庶往来，常少斗争欺侮之事。异域客民旅居其地者，从无受欺被诈，恒见亲爱，绝少猜嫌。无论中土，外邦之风俗尚有如此者，吾见亦罕矣。14王韬发现，欧美世界并不依附于中国，其文化令人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王韬是研究西方历史的先驱，先后撰写《美利坚志》、《俄志》、《法兰西志》、《西古史》、《西事凡》、《西学原始考》、《四俱补乘》、《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著作，向中国介绍了超越中国皇权之外西方一个个实体国家，昭示了一个不依附于华夏文明的文明——西方文明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

十九世纪下半期，西方天文学与地理学知识不断传入中国，尤其是地圆学说在中国传播，建立在直观与想象之上的传统天下观，受到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冲击。

地圆学说在中国最初的传播中信服者很少，包括徐继畲在内均持怀疑的态度。“雅稗理又云：南极北极之下，以半年为日，半年为夜，其说太奇，余未敢邃信也；又云日未尝动，地球动不停，受日光则昼，背日光则夜，其说尤奇。”15近代清朝最早出国的官员之一李圭，曾与徐继畲一样，对地圆说持怀疑态度，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地形如球，……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但是，当李圭“得环球而游焉，乃信”16。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地圆学说逐渐被接受。在近代学人与官员的文中，“地球”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神州者，东南一州也。……今则地球九万里，……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17李鸿章在阐释时局时也说，“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18既然人类生存的空间是球形，人类遍居地球各处，那么何处是地球的中心呢？显然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根据地圆说，有学者对传统华夷空间观提出质疑。郑观应说：“若我中国，自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19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空间观念转变分界点。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一直把日本当作东洋“撮尔小国”,不加重视，对日本明治维新也很不以为然。甲午战争期间，还有人甚至12徐继畬：《瀛环志略》自序，光绪二十四年新化三味书室版。

13王韬：《弢园文集外编》之《兴利》，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4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 页。

15徐继畲：《地球全图说》，《瀛环志略》卷5，光绪二十四年新化三味书室版。

16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页。

17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二十四年冯世澂校刻本。

18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5页。

19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67页。

提出"征日论”，意图征服“一岛孤悬”的日本,从而达到“摄服泰西诸国”20的目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被中国重视的邻邦，让中国遭受了十九世纪最大的一次惨败。当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师时,举国哗然。谭嗣同悲愤的诗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反映了当时国人激越的情绪。

痛定思痛，近代国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开始清醒，“吾国数十年前局于闭关锁国之思想者，以为吾国以外无世界，即有人类亦等夷狄或如匈奴、突厥、回纥，故甲午以前，密迩东邻之日本犹未能察其国情，遑言其他世界各国哉。”21甲午战败后，中国学者痛切地认识到，“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22世界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仅是世界各国中普通的一员，中国之外尚有众多国家。这样，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被摒弃了，传统的空间观至此崩溃了。美国学者孙隆基在研究这段历史后说，“天朝残剩的自满自得心理,在甲午战争败绩后,已荡然无存。它所产生的危机感促使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一个扩大了的世界重新放置中国”。23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中国人的空间观从想像的天下，回到现实的世界，中国史学也逐渐摒弃想像的天下观，确立现实的世界意识，史学研究的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世界。康有为指出，过去中国的史学“只识本国而已，其四裔记载仅为附庸。今则环球通达，天下为家，……即当合万国论之”。 24中国与世界已连为一体，国人真正看清了中国与泰西各国同为世界万国之一。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很注重研究世界各国历史，尤其是出于借鉴的目的，对各国兴亡史非常重视，涉及日本、俄国、波兰、埃及、印度等多个国家。如《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波兰灭亡记》、《变法通义》、《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等等。梁启超曾对此解释说，“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古史，不如读近史；读追述之史，不如读随记之史；读一国之史，不如读万国之史。”“读其中，于国之寝强寝弱与所以强弱之故，粲然秩然若数白黑而指经纬”25。从梁启超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史家已没有了过去那种中国异于其它国家的唯我独尊的观念，而是把中国看成世界体系中的普通一员，东西洋各国的兴衰成败可供等同借鉴。这样，天朝与夷狄的区分已然消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渐趋融入世界

传统天下观的崩溃，上天的神秘性丧失了，“天”回归了自然的本质，天子上承天命统御环宇万民的的君权神授学说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的以君王贵族为中心的君史叙事已难以维持，传统史学的核心观念失去了现实依据。

梁启超等新史学家把传统史学统统归属于“君史”，他们希望在历史中确立“民”的地位，以民史代替君王的私史。梁启超等人认为，历史的对象是全体国民，历史应关注全体国民的全面生活。他们呼吁为国民写史，编修以国民为中心，反映人群进化，有益社会进步的民史。把历史的主体从记载君王贵族个人，转变为叙述国民群体发展的历史，探寻国民之群的事与关系，进而发现其中的“公理公例”，这是要对传统史学一次革命性改造。

20李岳蘅：《策倭要略》一卷，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21《西洋史?序》，中国百城书舍1915年。

2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国史叙论》，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23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4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四》，《康有为全集》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702页。

25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在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中，民史观是新史学基本观念。民史观的确立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思维对象和价值追求，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历史思维域限。从梁启超等人为民著史、书写民史，到李大钊等唯物史观学者提出人民创造历史，近代新史学的观念不断发展。民史观念的确立，是对传统史学的理论基础、空间观念及社会功能等多方面的变革。从本体论上动摇了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根基，标志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