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的本质及其要件

内容摘要：受贿罪的本质在于背离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作为其法定要件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即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又包括利用与其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的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即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但不宜包括事前或者事后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益”既不单纯是主观要件，也不仅仅是客观要件，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与统一：“为他人谋利益”不应被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关键词：受贿罪；本质；要件；立法完善一、关于受贿罪的本质属性对于犯罪的本质，我国学者一般采社会危害性标准说，并进而认为，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的要件中最为决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基于此，我国学界在对受贿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的廉政建设秩序这一点上，争议不大。

成为热点的争议问题是其直接客体的内容及其表述，对此，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着以下六种不同的观点：一曰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二曰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三曰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四曰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经济管理的正常活动；五曰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发展和公私财产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六曰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1]那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从立法的规定来看，受贿罪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一种腐败犯罪。

按照有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职务，行使一定的职权，但也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

国家赋予其职务和职权不是让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更不是便利其实施违法犯罪的，而是用于为国家、社会和公众服务的。

就此而言，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是其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大众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条件，他理应严格依法并适用履行，廉洁从政，奉公守法。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反其道而行之，即属于背离职责的行为，而这种背离职责的行为无疑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因为你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你不应当接受他人的利益；既然你接受了他人的利益，而不管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你的行为就属于不廉洁行为。

显然，将廉洁义务作为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适合于所有的接受财物的受贿行为。

至于受贿行为对其他社会关系的侵犯，我们认为并非必然：首先，受贿有受贿枉法与受贿不枉法之分，受贿枉法者无疑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发展，但受贿不枉法者并不必然侵犯着国家机关及相关单位的正常活动和发展，而仅仅背离了其廉洁义务；其次，受贿有主动交付财物与被动给予之分，基于被动给予的索贿行为当然侵犯着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但主动交付他人财物的行为，从民法所有权性质上讲是所有权人处分其财产的行为，何谈侵犯着财产所有权呢？再次，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是任何一种经济犯罪都必然危害的社会关系，不具有犯罪客体的直接性和具体性，将其作为受贿罪直接客体的内容，无以正确理解受贿罪的本质属性。

何况，受贿行为并不必然侵犯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在汉语语词的意义上，“性”字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系性格、属性、归属、表现之义，其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明确，而刑法中的犯罪客体是一种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作为直接客体的内容似与犯罪客体的本质不相符合。

有鉴于此，我们主张用权利义务内容比较明显的“廉洁义务”代替“职务廉洁性”。

如是，可以认为，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即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不牟求私利的义务。

既然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那么，何种收受行为才背离这一廉洁义务呢？对此，涉及到贿赂的范围问题。

围绕着这一问题，学界存在着“财物说”、“财产性利益说”和“利益说”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财物说”认为，贿赂仅限于金钱或者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而不包括其他利益，财产性利益当然也不能被包括在内：“财产性利益说”（又称物质性利益说）认为，贿赂除了金钱及其他财物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物质性利益，如提供房屋使用权、设定债权、免除债务、免费提供旅游、提供劳务或者担保、降低贷款利息等：“利益说”（或称需要说）认为，凡是能够满足人的物质或者精神需要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财产的或非财产性的利益，如安排子女就业、解决招工指标甚至提供色情服务等均应视为贿赂。

[2]那么，如何根据我国的刑法立法和司法实际状况正确界定“贿赂”的范围呢？学界的通说系采财产性利益说，即贿赂的范围除了包括金钱和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物质性利益。

[3]我们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但我们同时认为，司法实践中还应当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作进一步的扩张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据此，财物、财产性利益以外的其他手段似应当被包括在贿赂的内容之中。

显然，如果仅仅根据刑法分则关于受贿罪的规定，贿赂仅仅限于财物，最多可以扩张解释为包括着其他财产性利益；但如果从上述反不正当竞争的立法而言，贿赂的范围又不仅仅限于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还包括“其他手段”。

何谓“其他手段”呢？显然，只要是供“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所使用的手段都属于之，并且又都属于“贿赂”的范围。

再进一步从受贿罪的本质在于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的角度而言，接受任何不当利益的行为都背离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如果仅仅惩治接受财物的行为，而不惩治接受其他利益的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的保护是否全面？是否与受贿的本质相冲突？按照我们对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的理解，接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背离了廉洁义务，接受他人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也背离了廉洁义务，而接受其他利益的行为如接受性服务等，同样背离了廉洁义务。

对此，刑法应当作适当修改，将国家工作人员背离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所收受或者接受的任何不当利益都纳入到贿赂之中。

事实上，国外有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比如，日本刑法中虽然没有在受贿罪中明确“贿赂”的具体内容，但其判例的解释相当宽泛，具体包括：1、金融利益；2、债务；3、艺妓的表演；4、性服务；5、公私职务的有利地位；6、参与投机事业的机会；7、帮助介绍职业；7、金额、履行期未确定的谢礼；9、将来在建立的公司股票；10、其他满足人们需要和欲望的一切利益。

[4]这一解释对我们现阶段的惩腐倡廉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

我们认为，应当将国家工作人员背离职责接受的任何不正当利益都作为贿赂的范围，财产属于贿赂，财产性利益也属于贿赂，即使是非财产性利益，如接受性服务或者观看艳舞表演等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也构成贿赂。

当然，这种不能用金钱具体测量的非财产性利益如何作为量刑的根据，我们认为，可以根据行为人接受该非财产性利益而使他人支付的金钱为标准，比如以接受性服务或者观看艳舞表演而由相对人支付的金钱为标准，或者根据行为人接受的非财产性利益的次数如接受性服务的次数在三次以上为标准，考虑其犯罪情节，综合认定。

既然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那么，从理论上讲，只要将侵犯该廉洁义务的行为实施完毕，即构成受贿罪的既遂，而不问该行为是否对其他社会关系造成危害。

所谓侵犯廉洁义务的行为实施完毕，就意味着收受或者接受他人利益的行为实施完毕。

至于如何认定该行为的实施完毕，刑法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既遂，应从受贿人的承诺时算起，其中，索取贿赂的应从实施索取贿赂行为之时开始；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罪既遂和未遂的界限，应当取决于受贿人是否实际收受了贿赂；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既遂，应以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了私利作为标准。

[5]按照我们的理解，受贿罪是以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为内容的罪种，因此，只要收受或者接受了他人的利益，其廉洁的义务和形象就会被现实的危害着。

就此而言，受贿罪是以实际上的获取财物为既遂成立要件的结果犯。

显然，第一种观点不适当地扩大了受贿既遂的范围；而第三种观点又人为地缩小了受贿既遂的成立范围，相比之下，第二种观点较为可取。

在我们看来，已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并且在实际上获得了数额较大的公共财物的，即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构成了现实的危害，从而构成既遂；反之，行为人虽然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得数额较大财物的，则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尚未造成现实的危害，从而属于犯罪未遂；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以后，在获取财物以前自动中止其接受或者索取财物行为的，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的危害也因此终止，属于犯罪中止，如已经向他人要求给付财物的，由于害怕受到刑事追究而中止索要行为的。

为受贿的实施准备工具、创造条件的，如为索取他人财物而寻找中介人、介绍人的，等等，均属于犯罪预备；在犯罪的预备阶段，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着手实施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属于犯罪预备，如在寻找中介人、介绍人的过程中，被他人发现制止预备行为的；基于自己的意志而未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则属于预备阶段的中止，如在寻找中介人、介绍人的过程中，打消受贿意念而中止寻找行为的。

二、关于受贿罪的要件（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刑法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包括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以及利用本人的职务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第三者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从中受贿；[6]二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方便条件，即利用自己职务上主管、经管、经手的便利条件，而不是指熟悉工作环境的条件，也不是指利用他人职务的方便或影响等条件；[7]三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包括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且包括利用职务的影响而利用第三人的职务之便，甚至包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职务而纯粹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

[8]对此，我们认为，受贿罪是一种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腐败犯罪，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只有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具有因果联系，才可以称之为腐败犯罪，否则，如果收受财物的行为和职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何谈对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的背离呢？因此，既不能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无限扩大的解释，也不能作过于狭隘的解释。

基于此，我们主张，贿赂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当指行为人利用自己所担负职务的便利条件，而不能利用他人担负的职务的便利条件。

利用他人职务自己收受贿赂，二者之间不具有因果联系，当然不背离其廉洁义务。

显然，上述第一种、第三种观点将利用第三者的职务行为收受财物都作为受贿罪处理，过于宽泛地理解了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便利。

就此而言，第二种观点较为合适，但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界定。

在我们看来，利用职务之便，就是指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也包括利用本人的职权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