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

2011年江西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整治婚恋节目低俗之风一、背景材料“你愿意经常跟我一起骑自行车吗？”在中国收视率颇高的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一位年轻的男嘉宾向女嘉宾马诺祈求般地提问。

马诺则笑着用一句“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回答，让无数电视机前的观众为之哗然。

而另一对男女嘉宾在节目中赤裸裸的对白更令人感到惊愕：女嘉宾问一位男嘉宾：“你家有钱吗？”男嘉宾直接宣布：“我家是开厂的，在上海有三套房子。

”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创下收视冠军，广告暴利激增的刺激下，中国各地省级卫视争相模仿，纷纷推出相亲节目。

一时间，荧屏里遍布“剩男剩女”，“拜金女”“富二代”等相亲话题人物轮番登场亮相。

中国政府的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对此迅速重拳出击，整治电视婚恋情感类节目低俗丑陋之风。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12日通报，总局2日和8日先后下发管理通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

通知要求，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不能由演员、模特、节目主持人、“富二代”、“成功人士”等身份的嘉宾占据荧屏；不得选择社会形象不佳或有争议的人物担当主持人；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

二、造成的影响6月11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深度报道《让婚恋情感类电视节目健康发展》，用11分钟的时间严厉批判了中国有些婚恋交友节目和情感故事节目“嘉宾身份造假、出语低俗、公开讨论涉性内容、宣扬拜金主义、混淆是非善恶、宣扬不正当的婚恋观，有些则传递了负面情绪和不健康的价值观，这些节目严重误导广大观众，损害电视媒体公信力。

”11日，新华社也重磅推出了“新华视点”专栏文章《电视相亲节目“八宗罪”》，痛陈电视相亲节目“形式雷同”“盲目追求收视”“真爱难寻”“贬损价值观”“语言暴力”“炒作丑闻绯闻”等罪状。

6月1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罕见地聚焦电视相亲节目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刊发了介绍各方批评意见的《不能为收视率丧失社会担当》和署名“本报评论员”的《倡导清新健康的荧屏之风》两篇文章，批评部分相亲节目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相亲节目已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收视…掠夺战‟。

身份作假、制造话题、编造故事，言辞犀利不惜…出口伤人‟，虚假身份的…托‟…拜金‟…享乐‟的非主流价值观被刻意放大和无限放任，并得到受众的盲目追捧。

这是急功近利的媒体人毫无责任心和缺失道德底线的表现。

”湖南卫视节目制片人刘蕾说。

三、原因分析是我们的社会道德真的败坏沦落到如此地步吗？以至于如此露骨的拜金主义居然登上了电视荧屏的“大雅之堂”。

笔者以为并非如此，真善美永远是我们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因为我们的社会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真善美。

那么本来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荧屏为何却要“贩卖”这些低俗价值观呢？笔者以为，虽然其中原因颇多，但关键因素和决定因素却是“唯收视率论”以及其背后隐藏的广告收入和经济利益。

收视率作为一个相对科学、客观的量化指标，能够反映一档节目、一个频道，乃至一家电视台的收视表现，如果运用适度，它会使电视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观众；但是，我们在强调收视率的同时绝对不能丢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我们看待、分析与运用收视率的一个基础。

应当承认，某些低俗化的东西可能会带来高收视率，但对电视人来说，如果一味迎合，放弃对核心价值观的坚持，这就是“媚俗”。

电视行业“唯收视率论”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

有了收视率，电视台广告量就会激增。

所以在“唯收视率论”的推动下，一些电视台甚至采用演员来冒充嘉宾，使电视相亲节目变身“情景连续剧”，雇佣的演员在荧屏上不断炮制出雷人言论，以混淆视听，赢取收视率。

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事实真相和行业基本职业道德规范。

如果任由电视行业低俗之风大行其道，电视行业的未来实在令人堪忧。

低俗之风虽然一时赢得了收视率，但长远来看，无疑是“自掘坟墓”，必然遭到民众的唾弃。

“娱乐至死”的前例早已多不胜数。

四、提出对策第一、有关部门应该在电视行业大力开展“低俗化”专项整治活动，对于电视婚恋相亲节目低俗之风应该成立专门调查组，详细调查这些节目中是不是存在人为操作、使用演员的恶性情节，一经查出，必须对相关责任人严惩不怠。

第二、应该加强电视行业监管和自律，探索建立一套整治电视行业低俗之风的长效机制，以根治电视行业低俗之风。

节目要有助于展现嘉宾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和择偶观念，不得设计出位环节。

所有交友类节目均不得现场直播，要严格执行播前审查和重播重审制度，对有问题的内容和错误的观点必须删除。

第三、破除“唯收视率”。

有关部门须禁止各地电视台采用不科学不合理的“收视率末位淘汰制”，并同时建立一整套鼓励创作群众喜闻乐见、体现真善美的作品产生机制。

目前我国电视行业，不是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不愿意做积极向上、振奋人心、体现真善美的好作品，而是“唯收视率”这个体制导致有良心的电视人无法创作出时代精品，所以必须破除“收视率末位淘汰制”，才能带来电视行业的新风气。

医保药品涨价问题一、背景据报道去年售价还是93.5元的药品，如今价格提高至170元；去年售价1082元，如今售价1580元……就在各地纷纷开始新一轮的药品招标采购期间，一些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开始悄然涨价。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已经有30多个品种的药，价格出现了幅度不一的上涨。

而从这些药品的涨价时机来看，大多数集中在新版国家医保目录公布前后。

二、原因：药价形成机制存在漏洞按照我国目前的药价形成机制，药品价格基本上分三种。

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由国家发改委制定价格；未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但进入各省医保补充目录的药品，则由所在省制定指导价格；其余的药品，按照市场状况自主定价。

国家医保目录的制定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但价格的制定在国家发改委。

在国家医保目录公布新品种时，国家发改委并不能立刻制定出相应的价格，而是要在各省进行价格调研后，才能拿出政府定价。

但由于工作量的原因，对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国家发改委往往不能在第一时间全部调查清楚每一种药的价格。

结果就变成了药企向所在地物价部门登记备案，国家发改委再参考各地招标价格，这样一来，发改委定价参考的，往往正是企业上涨以后的价格。

不少药企在当地都是纳税大户，靠着多年积攒的人脉关系，能够层层过关抬高价格，这样一来，国家发改委采集的价格数据就成了高价，降低药价的初衷就被打破。

三、对策一、基于医保药品涨价的原因，为了能“严格成本核查”，价格与成本调查应该交给没有利益关系且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承办完成，这样不仅能保证药品成本数据采集的纯净，而且也能有效避免权力寻租，以及腐败行为的发生。

二是要实行低价药品生产补助制度。

对患者需要而且价廉的药品，在招标确定生产药企之后，为了确保药企的生产量和供应量，政府建立了一种补助制度，当药品出厂价与成本价出现差亏时，政府就给予药企一定补助。

同时，对这些生产低价药品的药企，在税收方面政府还给予适当优惠，让药企有利可图，从而保证低价药品市场供给的充足性和持久性。

三是要严格审批药企推出的“新药品”。

遭遇“降价死”后，一些药品之所以能变个脸“活”过来，关键是相关部门缺乏信息跟踪和反馈机制。

如果主管部门能够从药品生产和经营的规律出发，牢牢把紧新药的审批程序，那么，低价药品的“死去”就不会那么容易，“活来”就更为艰难了。

四是要加强构建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的公益事业属性。

这些年来，一些被降价的药品之所以很快被市场抛弃，这与我国现行的药品生产销售制度密不可分。

一方面我国药品生产企业数千家，竞争非常激烈。

为了生存和发展，当降价药品无利可图或少利可图时，药企让其“死去”就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药品销售渠道又往往掌控在以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机构手里，这些机构大部分又被国有企业所垄断。

这种垄断经营模式，决定了医疗结构在选择药品时的强势地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当然愿意选择那些高利润的药品。

而这也是国家多次发布医保药品降价，消费者却屡屡在市场上难以买到低价医保药的症结所在。

校园安全【背景链接】2010年5月3日，周永康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高度重视针对小学生、幼儿园儿童的恶性案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依法严肃处理犯罪分子，精心治疗受伤人员，切实加强校园安全防范。

周永康指出，政府要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党政一把手要负总责、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深入抓。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加强校园安全保卫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切实肩负起维护校园安全的政治责任。

【标准表述】温家宝总理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指出：频频发生的杀童案，说明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而且日趋尖锐化，“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

孩子是民族的未来，这些还未长大的中小学生，是我国社会安全环节上最薄弱的一环。

在宁静的校园频发如此血腥的惨案，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

类似的血案接连的发生，创伤不断地复发，无疑会给孩子的身心以及整个社会留下深重的阴影。

基于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公平正义尚未实现等现实因素，当前有相当数量的群众存在着不公平感和压抑感。

要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源头调整社会分配体制，解决好民生问题。

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使之更趋公平的基础之上，建立覆盖面更为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更多的惠民制度惠及弱势群体，及时救助那些穷困潦倒、产生绝望情绪的病患者，使他们免于生存的恐惧、生活的窘迫以及滋生仇富的畸形心态，让更多的人在生存底线得到应有的保障之下，看得到、摸得着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温暖关爱，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第二，政府出资建立公立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各级各地相关职能部门，稳步推进、逐步完善。

政府应建立公民生存状态与心理问题筛查、干预、控制、跟踪一体化的机制，早期发现问题并作出果断及时的处置，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

构建这一体系，一方面是转变社会心理习惯、推进体系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体系完善的过程中，那些遭遇类似郑民生一样不幸的人，他们滋生的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心理，会被及时疏导。

第三，积极加快实施校园安全立法，防范校园安全。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应上升为“学校安全法”，以提升保护师生安全和强化各方责任的法治威严。

全国中小学生的安保措施应当给予法律规定，明确学校应该做什么、当地政府应该做什么，从制度层面保护学生的安全；校园里外均应加强专业保卫力量及其硬件设施等，保安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政府相关部门需要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入手执行好现有制度，在校园安全上投入人力物力，并对平时出现的懈怠与疏忽严肃问责到人，让恶意袭击者望而生畏，不敢以身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