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中国佛教史上五次法难

详解中国佛教史上五次法难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历了五次最严重的浩劫。

不但令佛教文化遭遇空前劫难，更对我国众多文物古迹造成了严重破坏，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是中华文明的大劫难。

三武一宗灭佛历史上“三武一宗”的教难，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带来的四次大祸害。

当时，无数的寺院、经书、佛像、法器等被焚毁、破坏，数以千万的僧侣遭到杀戮，或被迫还俗。

这一次次的打击，使得佛教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扼杀，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起因于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及宰相崔浩的谗言所致。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后，道武帝、明元帝都信奉佛教，并兴建不少寺院。

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礼敬沙门。

北魏灭北凉后，还带回许多沙门到京师，当时对北魏佛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沙门玄高、师贤、昙曜等人都是来自凉州。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

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

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

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

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霄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

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

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籙，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供养沙门，并限期交出藏匿的沙门，若有隐瞒，满门抄斩。

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

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

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二、北周武帝灭佛第二次的废佛事件发生在北周武帝之时，距北魏太武帝的废佛，约有一百一十余年。

武帝宇文邕，继明帝之后即位，后改元保定。

北周继西魏之后，统领关陇地区，这一带从晋代以来佛教盛行，其中长安曾有鸠摩罗什的僧团在此长期译经传教，影响很大。

当时，全国的僧尼有两百多万人，佛寺有三万多所。

北朝的历代帝王，不少都笃信佛教，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依照先朝往例，礼敬沙门，但由于他励精图治，一心想用儒术平治天下，因此最重儒术。

他在亲政前，曾多次召集臣僚、沙门、道士讨论释、道、儒三教的问题。

当时，他对佛教并没有特别憎恶排斥的观感。

显然的，他后来的废佛政策，主要是受到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影响。

卫元嵩是四川成都人，精通阴阳历算，性情谲诈。

年少时随益州野安寺亡名禅师为沙弥，不耐清苦，佯装狂放，以吟诗咏赋来博取声名，并四处向人预卜未来。

后来还俗，从四川到长安，结交北周权贵。

天和二年(五六七)，他向武帝上奏：寺塔佛像对国家治安无益，应该删减。

彻底改革佛教，将佛教纳入国法的规范中。

以经济措施改革佛教界贪婪腐败的风气。

据《广弘明集》卷七记载，卫元嵩的奏文共列有十五条：劝行大乘、劝念贫穷、劝舍悭贪、劝人发露、劝益国民、劝獠为民、劝人和合、劝恩爱会、劝立市利、劝行敬奉、劝寺无军人、劝立无贪三藏、劝少立三藏、劝僧训僧、劝敬大乘戒。

卫元嵩着有《佛道二论》，论辩大小乘；又着有《齐三教论》七卷，阐扬会通三教的思想。

他认为当时佛道二教崇尚空论，违背大慈为本、安乐众生的立教宗旨，主张应该用古代圣王的治道来矫正这些弊病。

他的论点，刚好契合武帝的心意，因此受到重用。

又据《广弘明集》卷八记载，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谶语，说“黑衣当得天下”。

深信谶纬之学的武帝，对此预言非常忌讳，卫元嵩和道士张宾就乘机毁谤佛教，指沙门身穿黑衣，必为国禁，道士穿黄衣，必为国祥。

武帝听信他的话，渐渐重道轻佛。

天和四年，先后四次召集佛、道、儒三教学者，论议教义的高低。

武帝的本意，想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因几次聚众议论，三教各执一词，因此悬而不决。

后来甄鸾上《笑道论》，道安上《二教论》等书，极力为佛教辩护，破斥道教。

武帝对于佛道二教互相攻击，极感不快，敕令暂时搁置二教优劣的议论。

建德二年(五七三)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沙门等，辩论三教先后，结果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

如此一来，引起佛教界的激烈反应，先后有猛法师、道积等人的抗旨直谏。

建德三年，武帝已决心毁佛，召集僧道二众在太极殿辩论，张宾极力斥佛扬道，却被智炫法师论破，武帝乃亲自升座，试图加以论难，不料智炫法师应对安详，陈义甚高，武帝在盛怒之下离开太极殿。

次日，下诏废佛、道二教，破毁寺塔，焚烧经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

当时，被迫还俗的沙门有二万多人，关陇一带的佛法被破坏殆尽。

建德六年，北周灭了北齐，武帝又对北齐之地实行排佛政策，焚毁一切经像，废四万所寺庙，被迫还俗的僧尼达三百余万。

北方佛教一时之间销声匿迹，史称周武法难。

次年，武帝罹患剧疮而亡。

宣帝、静帝相继即位，佛教才又渐渐恢复。

在周武帝废佛以后，部份僧侣混迹民间，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则南渡陈朝，因此促进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三、唐武宗灭佛唐代佛教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有的扬佛抑道，有的佛道并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

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为祖先；太宗曾下诏置道教于佛教之上；武后则改佛教在道教之上；玄宗曾采纳姚崇的奏章，令僧尼还俗，他虽然尊崇道教，但仍一度敕令注释《金刚经》流传天下；宪宗时，韩愈谏阻迎佛骨，写《论佛骨表》、《原道》等排斥佛教；在穆宗、敬宗、文宗之世，都还依历朝惯例，在宫中设斋行道，但敬宗本人笃信道教；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而且曾经禁止度僧及营建寺院；到了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贬斥佛教。

另一方面，虽然历经几位帝王的崇道抑佛，但佛教在民间的力量反而越加炽盛，僧尼的人数越来越多，寺院也越建越广。

寺院往往领有广大的庄园，并可免除徭役；而僧尼、寺院激增的结果，不免增加国库的负担。

当时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治术的观点，认为佛教的蓬勃发展将危害国家的经济，因而大加抨击。

唐武宗时，排佛的呼声越演越烈，这使得本已笃信道教的武宗更加决心毁佛。

这时，道士赵归真与宰相李德裕推波助澜，趁机煽动，佛教因而面临一场“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会昌元年(八四一)元月四日国忌日，敕令行香，设千僧斋；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诞辰之日在大内设斋时，敕令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四对论议，其中有两位道士被赐紫衣，却禁止释门大德披着紫衣。

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术修摄之事，曾经召请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金籙道场，并亲受法籙。

会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与赵归真同修法籙。

会昌二年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录在僧籍名册的僧尼，又不许置童子沙弥，这时已略见毁佛的迹象。

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众在殿前论议，道士二人赐紫衣，僧门仍不得披着紫衣。

会昌三年二月，敕令已经还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至于没有登录名籍的僧尼，不仅严禁住在寺中，且不许住在京城或进入镇内。

同年九月，下令各级地方政府严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纵使是登录有案的，如果无法详细说明出身来历，应予逮捕，送到官府盘问。

武宗废佛的政策，是采取渐进方式的，从史料看，其法令之严酷，与日俱增。

会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许供养佛牙、佛骨，如果违反法令，送一钱供养者，即杖打二十下，一时之间，寺院的四处，人迹断绝。

而在宫中的内道场，历来往例均安置佛教经像，武宗却下令焚烧经教，拆毁佛像，在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

六月，在武宗诞辰日，首度不召僧入内议论。

又不许僧尼在街里行走，如有外出，需在钟声未响前归寺；也不许别住他寺，违者敕罪。

由于武宗深信赵归真，赵乘隙进言，认为佛教并非中国本有的宗教，蠹害生灵，应该尽除。

于是，是年七、八月开始，发动空前的法难，敕令拆毁天下山房、招提、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凡是寮房未满两百间，或没有获颁寺额的道场，则勒令僧尼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武宗敕令天下诸寺不许置庄园，并随时检查寺舍的财产。

四月，敕令僧尼还俗，如有抗命不从的，以违抗圣旨论罪，当场决杀。

八月下诏，大举毁寺，总计会昌年间，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被迫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又将佛像、钟磬等法器改铸为钱币、农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银等像亦敕令限时送官。

此一空前浩劫，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

晚唐以后诸宗的衰颓不振，与这次毁佛有密切的关系。

次年，武帝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诛杀赵归真等人，并大力复兴佛教。

四、后周世宗灭佛第四次法难发生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九五五)。

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

总计，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世称一宗法难。

相传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镇州有一尊铜制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因此无人敢去毁损。

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

显德六年，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发痈疽而身亡。

三武一宗的教难，虽然使得佛教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以后的茁壮成长，精深伟大的思想已深植社会民心，普受大众的肯定与欢迎，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却始终屹立不摇，并很快地复兴佛法；而太武帝等四位帝王的毁法废佛，最后也不免自食恶果，遭到凄惨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