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文学史意义论文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摘要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铁笔”，“圣手”。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新鲜朴实人们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牵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灵，收到人们的普遍的欢迎和赞扬。赵树理对底层农民利益与文艺需求的深切关注的精神，以及他所坚持的民间文化立场和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特点，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字

赵树理；语言；民间文化；“山药蛋”派；文学意义

赵树理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他本人的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知识更是几近于零。他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积累，差不多都是从民间戏曲和唱本故事中得来的。如果不是因为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通俗作家。但是，赵树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作家，他从事写作的目的是不计任何功利报酬的，而是“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艺术形式”

①。所以他把自己定位为“文摊作家”，尽力用民间“流行的简单形式及农民的口头语言”，去“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赵树理的这种文学创作理念，与后现代语境中的大众文化观颇为相似，他们都深刻地感悟到，“大多数人现在被动地接受大众通俗小说给予他们的东西”。故赵树理一再强调说，必须彻底

①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246

改造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正确地去引导农民大众的艺术审美趣味，进而使他们树立起健康积极的人生观。故赵树理呈现给我们的是其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观念。

一、对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

五四“文学革命”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方面从不同的方向上释放了“民间”的力量和意义。40年代，赵树理和张爱玲认同的分别是农民和市民两个不同的“民间”传统。在文学上，他们一个是“说书”的传统，是农村民间的、口头的传统；一个是“传奇”的传统，是文人化的、书面化的传统，从唐人传奇直到“海上奇书”《海上花列传》。赵树理的小说承续了评书的传统，保留了传统评书的风格。《三里湾》开篇即标明“说”的风格：“从旗杆院说起”，有头有尾，有条不紊地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中国古代有“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词话”(《金瓶梅词话》)等通俗文艺形式，赵树理则把他的创作叫做“板话”，如《李有才板话》，他用一种具有地方色彩，原汁原味的方言俗语来创作文学，将民间口语提为文学语言，同时他在对通俗文学传统的继承中。包括了重视文学的娱乐功能。他在《李有才板话》中就写道板话》中就写道：“抗战以来，阎家山有许多变化，李有才就跟着这些变化作了些新快板，还因为作快板遭过难。我想把这些变化谈一谈，把他在这些变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几段，给大家看看解个闷。”赵树理说：“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①赵树理把混沌

①赵树理《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391页。

质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山西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认为若要使农民群众成为现代文学的忠实读者，就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阅读喜好；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来说，古老而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才是他们获取知识与享受娱乐的唯一渠道。无论是民歌、鼓词还是评书、戏曲，民间艺术所注重的就是“讲故事”，故事情节叙述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农民群众对它的接受程度。所以赵树理呼吁现代作家不要鄙视民间艺术“讲故事”的古老传统，其实“一个简单的故事，只要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为人民大众真心喜爱，就会被人民大众中的艺术天才们不断地丰富它，使它成为很高级的作品”②。他本人的农民小说便是严格按照“讲故事”的叙事模式，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色彩鲜明的民间文学特征。如《小二黑结婚》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是一种完整的叙事结构，而是由十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单元共同组合而成。

在赵树理的农民话语小说创作当中，人物描写是绝对平面化的，往往寥寥数笔一带而过，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直观印象。他的兴趣所在是“故事”自身的情节效应，“讲故事”才是他本人的写作特长，这种重“事”轻“人”的艺术风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对评书艺人的直接师承。赵树理从不隐瞒他对话本小说与评书艺术的由衷喜爱，也并不否认自己对于民间艺术的借鉴与模仿。所以他明确表示要

②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载《人民文学》1958年10月号。

从民间文学传统中去汲取有益的养分，然后“大量制成作品，来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

二、简洁、直白、通俗化的语言创新

赵树理明确地将弄名群众定为自己作品的接受对象，用纯正的农民通用语言去描写真实的农村生活状态，彻底消解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学领域中的话语霸权。赵树理曾反复强调说：“我的语言是被我的出身所决定的。”因此作为一个农民作家，他把语言文字的简洁、直白与通俗化原则，视做是他艺术追求的第一目标。“从我为农民写作以来，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我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我还常去书店走走，了解买我的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我就能知道我是否有很多的读者。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赵树理在这里所谈到的“农民语言”问题，实际上直接涉及到了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与写作立场的根本转变。他本人对此问题的认识非常透彻：“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调，立刻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