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日本对儒家文化的扬起及其原因分析
儒学在日本的发展
第一节儒家经典初传日本中国的儒家经典是经朝鲜传入日本的。
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在应神天皇十五年八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王派遣一个名为阿直歧的人送来两匹良马。
阿直歧能读中国经典，于是太子菟道稚郎子便拜他为师。
应神天皇问阿直歧：“还有没有比你更高明的博士？”阿直歧回答说：“有个叫王仁的，很高明。
”应神天皇随即派人去百济邀请王仁。
应神天皇十六年二月，王仁来日。
太子又拜王仁为师学习中国典籍。
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也有类似记载，还更加具体地说王仁带来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
这是有关中国儒家经典和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
经学者考证，应神天皇十六年相当于公元405年，也就是说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之始为5世纪初。
《日本书纪》中还记载：应神天皇死后，菟道稚郎子本应继位，但他推让皇位于异母兄大鹪鹩，理由是大鹪鹩仁孝之名远闻天下，而且年龄大，应即位天皇。
大鹪鹩则以父命难违为由，固辞不就。
两人互相推让，以致造成三年空位。
最后，菟道稚郎子自杀，以示辞让诚意。
这被学者认为是仿效《论语》中所记载的中国周朝祖先泰伯与仲雍出走、辞让王位于幼弟季历的故事。
另外，被认为写于5世纪并保存至今的日本文章中也有浓厚的儒家味道的文字，这也是中国儒家思想在5世纪时已传入日本的明证。
日本人系统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及其思想，则是晚至6世纪的事了。
据《日本书纪》记载，513年，百济国王派遣了一位名叫段杨尔的五经博士来日本，之后以轮换的办法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
五经博士是中国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在朝廷中设置的学官，专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传授。
后来百济也仿照汉朝建立了五经博士制度。
中国的儒家经典也通过百济的五经博士传到了日本。
但中国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初，影响并不广泛，与广大民众尚无接触。
这是由于日本当时刚刚踏入文明社会不久，仍处于原始宗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因此，对于从中国传来的新鲜的生活或生产器具及进步的生产技术接受得比较快，而对先进文化的精神成果接受则较为缓慢。
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儒学思想比较研究
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儒学思想比较研究摘要：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
儒学伦理日本化的结果使“忠勇”成为武士道精神信奉的儒学德行。
而武士道精神首先起源于古代的日本，是一种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甚至一度成为日本的主导文化。
本文从武士道精神的内涵、起源、形成入手，分析它和儒家学说的关系。
关键词：日本武士思想；儒学思想；比较研究一、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上田秋成在《菊花之约》描写了一个武士之间相守誓约的故事，日本人家喻户晓。
两个武士约好在重阳节相聚，对菊花饮酒但是一个武士被敌人抓住了，无法脱身，为了不违背誓约，他自杀了，灵魂飞到约定的地点，与朋友饮酒之后飞灰湮灭。
这样的故事之所以能在日本人民心中引起深刻的感动，就在于武士精神对“诚”的崇尚。
而这个“诚”是来源于儒家思想。
日本很多学者提到：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
日本儒学是武士道精神的思想基础。
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道精神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份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终止符，相反它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
二、武士精神的产生日本在镰仓时代，确定武家政权，随着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以及庄园制的发展，逐渐在豪强争夺中形成了地区性的家族式军事集团即武士团。
时至江户时代，结束了漫长的战争，进入和平时期。
随着德川幕府政权的发展，武士阶层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很多武士开始成为官僚，开始治国理政，急需规范社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
所以当时，德川幕府把朱子学确立为官学。
三、儒家思想与武士道精神的融合武士道精神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日本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精神与道德体系。
即使在封建统治消失已久的今天，在各个领域我们仍然能够看出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比如公司的终身雇佣制，日本人的重诚信，讲礼节，自杀率高等社会现象。
本文通过分析武士道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元素，揭示出儒家思想对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从中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渗透。
论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论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一、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可以搜求到手的研究著作和史料中尽可能多地整理出有关日本儒学发展及其影响的重要史实，把儒学置于日本文化的大背景下，将儒学的发展与日本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成功地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分析日本的思想文化。
《文化》一书中的下篇，分别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史学及当代日本社会七个方面，具体地分析研究了儒家思想在各个文化领域中的影响。
这种横向的研究给人以广阔的视野，而在每一个具体的领域中，又再现了其发展过程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历史脉络，给人以纵深的历史感。
例如在政治领域，从大化革新与“周孔之教”、“建武中兴”与朱子学的关系，一直谈到“尊王攘夷”思想与明治维新。
在法律方面，从《养老律令》和“以礼入法”，《贞永式目》和大名家法，一直谈到明治民法中的家族制度等等。
这样纵横交织，形成了一幅广阔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图景。
透过翔实的历史事实陈述，日本文化的特点便具体而豁然了。
这里我们想介绍王家骅对日本神道这一原生形态的民族宗教与儒学的关系的论述，借以理解日本文化的特点。
王家骅在《文化》一书中，论述了日本神道教义从无到有的发展，及其如何受儒佛道等各种思想的影响与怎样排除这些思想影响欲恢复其本来面目，直至与国家权力结合。
他将这一过程分为从原始神道到国家神道五个发展时期，并认为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可以找到当时儒学发展形态的影响。
关于日本原始神道，他是通过剖析《古事记》中有关宇宙生成和演变的神话与儒家典籍《淮南子精神训》和《周易系辞》等的关系，来说明“无论是其神学思想还是其宗教祭仪活动，都已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
到平安时代中期，以佛教为根本、神道为附庸的“本地垂迹”说，则是神佛调和理论化的最初尝试。
到室町时代，神佛调和理论又与儒佛不二思潮互相汇合，发展为各种各样的神、儒、佛一致说，无论是哪种一致说，实际上都是由外来思想所准备与培植的，尤其是受到宋学的影响，这并不表明以日本固有之道相标榜的神道出现了什么具有思想独创性的新发展。
论文：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继承与扬弃
传统文化论文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继承与扬弃摘要：文化是不可能割断的。
中国儒家文化中很多东西，在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无疑，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大量值得发掘的东西。
特别是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儒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
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视实际上始于日本的经济起飞。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给儒家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领域。
正是从日本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子。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
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充分冶炼后形成的理想是相当明确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里的天下。
是指当时的中国，即整个华夏民族的社会整体。
“平天下”的主张带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义，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
日本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在无法达到“大同”的现实中，日本则是用组织人本来统一思想，形成以组织为第一位，一切服从组织的基本理念。
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本人为什么不接受孟子？
日本人为什么不接受孟子？日本一直都是尊重中国经典的，在日本的初级教育中，汉字也是必修课，日本人对于汉文化的接受程度很高，更有甚至会说日本理所当然是中国的后代，在历史上，日本几乎是复制版的小中国，中国有许多经典都流传道日本，但是有一点却很奇怪，日本人不接受孟子，不接受孟子的思想，这是为什么呢？这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回答，其实都是比较官方的，无法从日本人的民族心理去直窥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孟子，日本人对于孔子儒学的接受程度很高，但是对于孟子却嗤之以鼻，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人不喜欢孟子的呢？上田秋成的笔记小说《雨月物语》中就说到这个事。
说一个叫西行法师的人到崇德上皇墓碑前夜宿，遇到了崇德上皇的鬼魂，西行法师和崇德上皇的辩论中就提到了日本人为什么不接受孟子。
原文是这样的：“又如，周之创业，武王一怒而安天下，却不能说是以臣弑君。
因为《孟子》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所以，汉土经典、史籍、诗文等，无不传入我国，唯有《孟子》一书至今难道日本。
凡运有此书者，必遭风暴而沉没。
若问缘由，本朝自天照大神开创以来，遵其训示，皇祚连绵，代代相传从未断绝。
若将那巧言诡辩之书传入本朝，后世必据此篡夺皇位而称无罪。
是故八百万神恼怒，屡起神风，翻覆其船。
可见他国圣人之教，亦有多不适本朝国情。
”这是西行法师的话。
《雨月物语》是写于日本的江户时代，那时候中国处于清朝时期，可见日本人从这以前就排斥孟子，按照书中的说法是《孟子》的思想不适合日本。
孟子的思想比较刚烈，如果当政者不施仁道，那底下的人就应该去推翻他，其实在孟子自己所在的时代，他也是不讨喜的，春秋战国时代荀子的名声比孟子大很多，孟子一直到汉代才被尊奉起来，《孟子》的思想是不适合封建统治的。
日本王朝的历史很久，就是菊花王朝，这个王朝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一直未曾被推翻，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久的王朝，直到今天还存在，可见日本人是不怎么喜欢以下犯上的，即使是一个傀儡政权，他们也要让他存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还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不喜欢孟子的。
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_李苗苗
2012年Vol.27 No.2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文学艺术收稿日期：2012-01-16作者简介：李苗苗（1985-），女，河南洛阳人，助教，从事日语语言文学方向的研究。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一样是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至汉朝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第一次被改造和融合，成为了中国最正统的符合封建王朝统治要求的思想。
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
日本是和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从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看，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不厚重，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深层文化。
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日本文化可以说就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兼容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挖掘、承传的基础上形成的。
比如说“和”的思想在日本的传统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中日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上看，日本人自称为“和”族，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分不开的。
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
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源头公元285年即日本应神天皇16年，百济人王仁带着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到达日本。
这是儒学经典著作《论语》第一次到达日本，也是有史可靠的儒学第一次与日本的接触。
中国儒学在日本的发展
中国儒学在日本的发展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自古以来，日本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受到了中国的诸多影响。
其中，儒学作为古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在传入日本后，于不同历史时期也在日本社会发挥着诸多作用。
中国儒学在日本与日本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在一定时期内充当了推动社会进程的重要思想武器。
标签：中国儒学;日本化根据公元前720年成书的日本的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中记载的传说，中国儒学经典在那时经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
儒家学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正统统治思想，随着历朝代统治者的需要发生变化，中国的儒学思想也在不断应时而变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同时，传入日本的儒学文化，也被日本人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改造地利用，发展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儒学，并在日本多个重大历史时期发挥着作为思想武器的重要作用。
一、日本早期儒学（5世纪至平安时代末期）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记实最早可见于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并且在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中有关于百济博士王仁于应神天皇15年应邀前去日本传授儒学的记录，王仁此行带去了10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对日本儒学的初步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到七世纪，从圣德太子进行推古朝改革后，到孝德天皇进行“大化改新”，再到大宝元年，制定《大宝律令》，这些都是日本早期儒学治国治民的思想被日本政治所采用的标志。
圣德太子制订的“冠位十二阶”便是参照了儒学传统思想中“德、仁、礼、信、义、智”的观念而由此创造出的。
后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中，将儒家“王土王民”的思想贯穿其中。
提出“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的观念，提出了建立集权于天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
虽然在当时这一诉求并没得到满足，但在400年后的“大化革新”中，中大兄皇子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苏我氏旧势力，新上台的孝德天皇提出了自己代行天命的观点，这表现了中国儒家的天命观，这一观念也成为了日本古代国家天皇制集权国家权威性的根本政治理念。
《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研究》
《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研究》1、基本观点：中日两国相与揖别的历史，集中酝酿于近世，而爆发于近代。
该研究首先从朱子学在日本的命运问题入手，指出朱子学东传日本后，先后被卷入“神儒习合”、“神儒分离”和“神道自立”等思想旋涡中。
其被利用、被排挤和被摒弃的角色变换轨迹，凸显了江户日本学界的“道统”自立愿望和“去中国化”焦虑。
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规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的朱子学解读。
重要的是，该过程还显示了与中国学界的日本常识刚好相反的事实，即日本早期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以反朱子学为特征的“脱儒”的过程。
朱子学几乎在被日本“京学派”树立起来的同时，即招来了诸多批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批判还日趋猛烈，结果亦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是朱子学在日本学界的日渐式微和“古学派”、“国学派”乃至“启蒙学派”的先后崛起。
中国朱子学体现了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思考。
它形成于准静态的中世文明中，惟此，不要说在崇尚功利的近现代，即便在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论”面前，其“连续性思维”也会因超大叙事和脱离实际的特性而引致批判和排击。
叶适、陈亮、戴震等中国思想家的言说证明了这一点，而日本思想界的朱子学反思，还在“近代化”的意义上被赋予了所谓的正面价值。
同时，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决曾作为十九至二十世纪通行世界的“公理”，在人类历史上亦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但是，对摆脱“中世纪普遍权威束缚”行为的过分醉心和无限膨胀的自我优越感，一方面容易使人对“独立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另一极“突进”事件丧失批判能力，同时，也经常使充满正义感的抵制行为，变得无关痛痒。
明治维新的荣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泰半可以从这一循环上获得更进一步的认识。
这个认识是：“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体现了以上全部变化的本质原因。
然而，上述思想上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中日间大环境的改变。
17世纪中叶的明清交替事件，曾经给东亚地区带来过十分巨大的影响，以致于后来两百年间东亚格局中的思想、政治、外交、军事等诸般变化，几乎都与之有着或深或浅和或明或暗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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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日本对儒家文化的杨弃及其原因分析
由于地理与国情原因，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为了防止自身被吞并极力地在于中国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去接受中国的文化。
这是日本在接受儒家文化中的一些扬弃的原因，不在我们案例讨论的主要范围内。
我们主要讨论日本选择性的吸收了哪些文化内涵、其原因以及其影响。
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视实际上始于日本的经济起飞，其中，日本吸收了儒家文化中的内涵包括：
1.“平天下”的主张带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义，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
日本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在无法达到“大同”的现实中，日本则是用组织人本来统一思想，形成以组织为第一位，一切服从组织的基本理念。
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古代日本经济以农业为主，分散的小农经济并不要求强化集中的生产管理，多样性反而更适合。
在这种请款下，“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等成为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
日本的农民只要有宽松的经济环境，上交的产品少些，能维持再生产，就能迅速的发展农业生产。
3.在行政权利的平衡方面，中过儒家思想却又有着非常精致的设计。
这中设计并非儒家的专利，还包括有韩非子集其达成的法家思想等，尤其是法、术、势的思想。
法家思想的主流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而设计的，所以这些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古代帝王之术又很容易被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所应用。
4.日本人自称自己为“大和民族”，其他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这一民族精神是日本成为一个非常团且和具有向心力的国家，这就是受中国儒
5. 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
日本的长期雇佣制和年工资制实际上取消了雇佣制的作用，而企业内工会又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