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结构过程中的趣闻
双螺旋
克里克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
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的是埋头思考蛋白质结构的理论问题。
他常常会由于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逢人便说。
过了一两天他经常会觉得他的理论站不住脚可，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
任何重要的食物都能吸引他。
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串门，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的实验。
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是彬彬有礼的。
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的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口凉气。
大家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在谨言慎行、温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当然有些科学家认为DNA决定遗传性状的证据没有说服力，因而宁愿相信基因是蛋白质分子。
克里克对这些怀疑并不介意。
许多人是庸人自扰的笨蛋，他们总是押错了赌注。
相当多的科学家不仅气量小、反应慢，而且简直是愚蠢的。
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
我再次遇到威尔金斯的时候，我察觉到我很可能快要交上好运了。
因为他已经注意到我姐姐非常漂亮，很快他们就在一起吃午饭了…如果威尔金斯真的爱上了我的姐姐，那么我将免不了跟他的DNA的X射线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了。
我尽力忘记威尔金斯，但忘不了他的DNA照片。
我深信传统的生物化学不能告诉我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打算放弃学习他。
我如今知道X射线晶体学是遗传学的关键。
从我到实验室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离开剑桥。
我发觉和克里克谈得很投机。
在佩鲁茨的实验室里居然能找到以为懂得DNA比蛋白质更重要的人，真是三生有幸。
因为我就不必话费很多时间学习蛋白质X射线分析技术了。
我和克里克每天至少交谈几个小时，这件事并没有遭到非议…当他的一些公式不得其解的时候，常常向我问及噬菌体方面的知识。
其他时间，克里克就用晶体学武装我的头脑。
这些知识通常是需要耐心阅读专业杂志才能获得的。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曾认真讨论了鲍林是怎样发现蛋白质a螺旋的。
现在，我们借助精确的X射线衍射资料，将能更快地解决更加微妙的DNA结构。
仅仅考察一下DNA的X射线衍射图片，就能避免一开始走上歧途…要是能得到威尔金斯更加漂亮的图片，我们可能会节省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6个星期以来，克里克的议论使我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富兰克林的新X衍射图片能否支持DNA螺旋结构。
（二战时威尔金斯曾参与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同事…他们有时好像不懂DNA的重要性。
即使如此，他们比大多数生物学家的知识面要广的多。
大多数生物学家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基因是由DNA组成的这个事实。
我们把三条多核苷酸链一定方式彼此缠绕在一起，做出了一个沿螺旋轴每隔28埃绕一周的螺旋模型。
这似乎与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X射线衍射图谱想符合。
当他发觉只有我一个人和他搭讪时，他马上就泄气了。
此时此刻，我们俩真是心灰意懒，对模型再也不愿意看上一眼，觉得它已黯然失色，那些改制的粗糙磷原子不见得会有什么用处。
医学遗传学研究小故事聪明的Watson和Crick
第四章聪明的Watson和Crick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是Watson和Crick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有人还可能知道他们与Wilkins因此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然而，有多少人记得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在这一历史性的发现中做出的贡献？50年前，她率先拍摄到的DNA晶体照片，为双螺旋结构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科学玫瑰”没等到分享荣耀，在研究成果被承认之前就已凋谢。
Franklin生于伦敦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15岁就立志要当科学家，但父亲并不支持她这样做。
她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
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
她深受法国同事的喜爱，有人评价她“从来没有见到法语讲得这么好的外国人。
”1951年，她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取得了一个职位。
那时，人们已经知道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生命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还不甚了解。
就在这时，Franklin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然而当时的环境相当不友善。
她开始负责实验室的DNA项目时，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干活。
同事Wilkins不喜欢她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他在研究上却又离不开她。
他把她看做搞技术的副手，她却认为自己与他地位同等，两人的私交恶劣到几乎不讲话。
当时的剑桥，对女科学家的歧视处处存在，女性甚至不被准许在高级休息室里用午餐。
她们无形中被排除在科学家间的联系网络之外，而这种联系对了解新的研究动态、交换新理念、触发灵感极为重要。
Franklin在法国学习的X射线衍射技术在研究中派上了用场。
X射线是波长非常短的电磁波。
医生通常用它来透视人体，而物理学家用它来分析晶体的结构。
当X射线穿过晶体之后，会形成样一种特定的明暗交替的衍射图形。
不同的晶体产生不同的衍射图样，仔细分析这种图形人们就能知道组成晶体的原子是如何排列的。
命运的螺旋——克里克和沃森
命运的螺旋——克里克和沃森1953年2月28日，在英国剑桥一家名叫Eagle的酒廊里，弗朗西斯·克里克一进来就兴奋地嚷道，他和詹姆斯·沃森已经“找到生命的秘密”了。
在场的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因为在过去两年里，两人不分昼夜设法寻找DNA结构的秘密。
这一天早上，他们终于解开了谜团，也结束了当时生物科学界对这项研究的角逐战。
他们搭建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充分显示了DNA是如何完成传递细胞遗传信息的使命的。
也许沃森和克里克不一定是最聪明的科学家，也不一定最有经验。
在当时的科学界，默默无闻的他们没有最好的设备，甚至不具备很多生物化学知识。
但是，他们伟大的发现改变了后半世纪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揭晓了分子生物学中最基本的奥秘。
沃森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博物学者，他后来转向遗传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在芝加哥大学上三年级时读了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创始人薛定谔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决心要解决这一问题。
1951年春，沃森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听到了伦敦国王大学莫里斯·威尔金斯教授的报告，他在会上展示了一张表明DNA是有规则的晶体结构的X射线衍射图片。
他想，一定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测定这种结构。
一旦DNA 的结构被揭晓，就能更好的理解基因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沃森意识到需要尽快地掌握X射线衍射技术并期望能与威尔金斯一起做DNA工作，但却一直未曾有这样的机会。
后来，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沃森设法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谋取到了一个职位，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
当时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拉格爵士是X射线晶体学奠基人之一。
沃森和克里克的初次见面也在这里。
同威尔金斯一样，克里克也是后来转向生物学研究的物理学家，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立刻投入DNA的世界。
二战爆发时，他同其他科学家一样参加了战争，已经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工作被迫中断。
直到他与沃森见面时，35岁的他仍是一位博士生，在从事血红蛋白X射线衍射的研究工作。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看很多书都会涉及到⼀个延伸阅读，因为书中会提到很多别的书。
这本《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就是在看爱德华·威尔逊的⾃传《⼤⾃然的猎⼈》的时候发现的，在书中威尔逊提到了DNA结构的发现者之⼀沃森是⽣物学界的暴君，是他的⽣命中的⼀个负⾯英雄，我因此感到很好奇，这位诺奖得主是⼀个什么样的⼈呢？于是我查找了⼀下，刚好在微信读书⾥找到了这本书。
后来发现这本书的版本⾮常多。
我看的这个是贾拥民译的版本。
《双螺旋》是DNA的发现者之⼀詹姆斯·沃森以个⼈名义写就的⼀部发现DNA的回忆录，记述了科学家们发现DNA分⼦结构的故事。
这是⼀本讲述科学家的故事，正如译者在前⾔中所说：译事虽然⾟苦，但译者在很多时候也是幸运的，翻译好书就等于与伟⼤的⼼灵对话（当然，要想翻译好“好书”，也必须静下⼼来与伟⼤的⼼灵对话）。
阅读这本书，也有⼀种和伟⼤的⼼灵对话的感觉。
本书的作者詹姆斯·沃森(James D.Watson，1928-)，苏格兰裔美国⼈。
15岁⼊芝加哥⼤学，兴趣在观察鸟类，后志趣转向遗传学。
1948年初，沃森开始在印第安纳⼤学卢⾥亚指导下攻读博⼠。
1951-1953年，沃森先在哥本哈根，再转到剑桥卡⽂迪什实验室做博⼠后研究员。
在剑桥，他和克⾥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并为此获得诺贝尔奖。
沃森获奖的时候年仅25岁。
《双螺旋》这本书虽然是⼀本揭⽰科学发现的书，不过因为⾥⾯涉及到的专业术语太多，有很多地⽅⼤段⼤段的讲述了他们研究分析的过程，太过⾼深没有看懂，我只是把这本书看作是⼀本了解科学家⽇常⽣活的书，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来，这些世界有名的科学家们的⽣活看来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刻板严谨、枯燥⽆味的，⽽是有趣和⽣活化的，书中讲述了很多科学家的⽇常⽣活，喝咖啡，办酒会，想⼥⼈，科学家们在⼀起说花边新闻，⽽且看上去沃森还是⼀个挺可爱的⼈，书中还配了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活的⼤量照⽚，可以说是形像⽣动。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在科学史上，沃森和克里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名字。
他们的合作成果不仅在生物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整个科学界树立了榜样。
他们的合作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挑战，但最终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卓越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始于1951年，当时他们两人都在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工作。
在那里，他们开始了一项旨在解开DNA 结构之谜的研究。
当时，DNA的分子结构还是一个未知数，科学家们都在为这个难题而苦苦思索。
而沃森和克里克也被这个问题所吸引，开始了他们的探索之旅。
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观察。
他们深入研究了X射线衍射图像，分析了大量的数据，进行了无数次的推测和验证。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地碰壁和失败，但他们从不气馁，反而更加努力地投入到研究中去。
终于，1953年的一个清晨，他们在实验室里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
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科学界，也为他们赢得了诺贝尔奖。
沃森和克里克的合作成果不仅揭开了DNA的奥秘，也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告诉我们，科学研究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探索。
他们在科学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毅力，就能创造奇迹。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合作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
沃森和克里克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离不开他们之间的默契合作和互相信任。
他们能够相互启发，相互补充，最终取得了成功。
在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科学家的艰辛和奋斗，也看到了合作的力量。
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让我们相信只要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科学研究需要团结合作，需要相互信任，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突破。
他们的故事将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不断追求科学的真理。
命运的螺旋——克里克和沃森
命运的螺旋——克里克和沃森1953年2月28日，在英国剑桥一家名叫Eagle的酒廊里，弗朗西斯·克里克一进来就兴奋地嚷道，他和詹姆斯·沃森已经“找到生命的秘密”了。
在场的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因为在过去两年里，两人不分昼夜设法寻找DNA结构的秘密。
这一天早上，他们终于解开了谜团，也结束了当时生物科学界对这项研究的角逐战。
他们搭建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充分显示了DNA是如何完成传递细胞遗传信息的使命的。
也许沃森和克里克不一定是最聪明的科学家，也不一定最有经验。
在当时的科学界，默默无闻的他们没有最好的设备，甚至不具备很多生物化学知识。
但是，他们伟大的发现改变了后半世纪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揭晓了分子生物学中最基本的奥秘。
沃森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博物学者，他后来转向遗传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在芝加哥大学上三年级时读了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创始人薛定谔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决心要解决这一问题。
1951年春，沃森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听到了伦敦国王大学莫里斯·威尔金斯教授的报告，他在会上展示了一张表明DNA是有规则的晶体结构的X射线衍射图片。
他想，一定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测定这种结构。
一旦DNA 的结构被揭晓，就能更好的理解基因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沃森意识到需要尽快地掌握X射线衍射技术并期望能与威尔金斯一起做DNA工作，但却一直未曾有这样的机会。
后来，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沃森设法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谋取到了一个职位，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
当时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拉格爵士是X射线晶体学奠基人之一。
沃森和克里克的初次见面也在这里。
同威尔金斯一样，克里克也是后来转向生物学研究的物理学家，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立刻投入DNA的世界。
二战爆发时，他同其他科学家一样参加了战争，已经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工作被迫中断。
直到他与沃森见面时，35岁的他仍是一位博士生，在从事血红蛋白X射线衍射的研究工作。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沃森和克里克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们因为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而成为了科学史上的传奇人物。
他们的合作和发现不仅改变了生物学，也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
这是一个关于勇气、毅力和智慧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科学探索的传奇。
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界对于DNA的结构一直是一个谜。
人们知道DNA是生命的基础，但它的结构却一直无法被解开。
这时，沃森和克里克两位年轻的科学家走到了一起。
他们都有着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和对未知的好奇心，于是决定合作一起解开DNA的结构之谜。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研究DNA的结构，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观察。
他们用模型、图表、数据等各种手段来分析DNA的结构，但是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路，尝试不同的方法。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在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成功地揭开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之谜。
他们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向世界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
这个发现不仅使他们成为了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也为整个生物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告诉我们，科学探索需要勇气和毅力。
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没有退缩，而是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
他们也告诉我们，科学探索需要合作和团队精神。
沃森和克里克的合作是如此默契和完美，他们相互补充，相互启发，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也告诉我们，科学探索需要创新和不断尝试。
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路，尝试不同的方法，直到最终找到了突破口。
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也是科学探索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而言之，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是科学史上的传奇，他们的勇气、毅力和智慧，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无数的科学家和研究者，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让我们向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致敬！。
dna双螺旋发现的故事
dna双螺旋发现的故事篇一嘿，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讲 DNA 双螺旋发现的这个神奇故事。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我像往常一样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
可就在这个看似平常的时刻，一场科学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当时，有两位科学家，一个叫沃森，一个叫克里克。
这俩家伙那可真是充满了激情和好奇心。
他们整天就泡在实验室里，对着那些小小的样本和数据，眼睛里都快冒出火花来了。
有一天，我路过他们的实验室，就听到沃森大声地说：“克里克，我觉得咱们这次肯定能有点突破！”克里克回应道：“嘿，伙计，那必须的！咱们可不能白忙活这么久。
”他们为了这个研究，那真是废寝忘食。
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就为了能多一点时间思考、实验。
我偶尔会跟他们开开玩笑：“你们俩啊，别太拼命了，小心身体垮掉！”他们总是笑笑说：“这可是大事，等成功了再说！”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不少难题。
有一次，沃森愁眉苦脸地说：“这数据怎么对不上啊，难道咱们的思路错了？”克里克在一旁安慰他：“别着急，咱们再仔细看看，说不定是哪个小细节被咱们忽略了。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们迎来了重大的突破。
当他们看到那个清晰的双螺旋结构时，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沃森兴奋地大喊：“我们成功啦！我们成功啦！”克里克也笑得合不拢嘴：“是啊，这么久的努力没白费！”这就是 DNA 双螺旋发现的故事，充满了坚持和惊喜。
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只要不放弃，总会有奇迹出现。
篇二哎呀，今天我要给你们好好讲讲DNA 双螺旋发现的这段精彩故事。
先来说说那个叫沃森的家伙，他聪明又有点急性子。
还有克里克，沉稳但也藏着一股子冲劲。
这两人凑一块，那可真是绝配。
他们的实验室，那叫一个乱。
到处都是文件、样本，可他们就在这堆“乱麻”中寻找着线索。
有一回，我去找他们，一进门，就看见沃森正对着一堆数据抓耳挠腮，嘴里嘟囔着：“这到底是咋回事嘛？”克里克在旁边一边整理资料一边说：“别急别急，咱们再捋捋。
医学遗传学研究小故事聪明的watson和crick
第四章聪明的Watson和Crick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是Watson和Crick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有人还可能知道他们与Wilkins因此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然而，有多少人记得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在这一历史性的发现中做出的贡献？50年前，她率先拍摄到的DNA晶体照片，为双螺旋结构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科学玫瑰”没等到分享荣耀，在研究成果被承认之前就已凋谢。
Franklin生于伦敦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15岁就立志要当科学家，但父亲并不支持她这样做。
她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
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
她深受法国同事的喜爱，有人评价她“从来没有见到法语讲得这么好的外国人。
”1951年，她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取得了一个职位。
那时，人们已经知道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生命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还不甚了解。
就在这时，Franklin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然而当时的环境相当不友善。
她开始负责实验室的DNA项目时，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干活。
同事Wilkins不喜欢她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他在研究上却又离不开她。
他把她看做搞技术的副手，她却认为自己与他地位同等，两人的私交恶劣到几乎不讲话。
当时的剑桥，对女科学家的歧视处处存在，女性甚至不被准许在高级休息室里用午餐。
她们无形中被排除在科学家间的联系网络之外，而这种联系对了解新的研究动态、交换新理念、触发灵感极为重要。
Franklin在法国学习的X射线衍射技术在研究中派上了用场。
X射线是波长非常短的电磁波。
医生通常用它来透视人体，而物理学家用它来分析晶体的结构。
当X射线穿过晶体之后，会形成样一种特定的明暗交替的衍射图形。
不同的晶体产生不同的衍射图样，仔细分析这种图形人们就能知道组成晶体的原子是如何排列的。
DNA双螺旋结构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DNA双螺旋结构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我有一份2003年1月23号刊的Nature杂志的复印件，是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的专辑。
专辑的封面，是当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表他们的文章时使用的简单双螺旋结构线条图，以及后来计算机做出的DNA 分子结构图。
我一直把这本杂志放在办公室顺手的地方，有时候会翻来看一下。
我不做分子生物研究，但阅读这些早期的重要经典文献，经常让人对科学发展的历史有些新的感想。
尤其在大力宣传科学创新的今天，回头去看半个多世界前那个生物学中历史性突破的报道，好像是喧嚣酷暑中的一杯凉白开，简单、平淡而冷静，却又让人有不尽的思考。
沃森和克里克的那篇文章，发表在Nature1953年4月25日的那一期当中。
文章一共就一页纸多一点，包括一张简单的线条图和6篇参考文献（见附件）。
他们在文中首先不同意当时已经有的DNA三链结构模型，当时一位名声很大的人物，美国化学家鲍林（Pauling)已在这里走入死胡同。
沃森和克里克描述了自己的DNA模型：两条多核苷酸链形成一个右手的、反向平行的双螺旋结构；碱基位于双螺旋内侧而磷酸与糖基在外侧；以及碱基间的距离，核苷酸之间的夹角和碱基按A-T、G-C互补配对关系。
现在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的一篇文章，当时它却像一只金手指，捅开了那层迷糊了科学界几十年的窗户纸，向人们描绘了DNA大体是什么样和怎么工作的，揭示了生命的一个大秘密。
从那以后，一切似乎都变得很简单了；各种生物学上的突破接踵而至。
和沃－克文章同期发的还有两篇相关文章，一是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等的文章，二是罗沙琳德·弗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图1）等的文章。
沃－克的文章建立了DNA的模型，而另外两篇文章为其提供了支持。
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于1962年共同获得了生理－医学诺贝尔奖，主要是因为他们关于DNA结构的工作。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8(精)
MyScience三思言论集 ———————————————————————詹姆斯·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4)19两周后，我和查戈夫在巴黎又见面了。
我们俩都在那里出席国际生物化学会议。
经过巴黎大学撒尔·瑞琪留（SalleRichelieu）大厅外的庭院时，他略带嘲弄地冷冷一笑，算是和我认识的唯一表示。
那天，我老是盯着德尔布吕克。
在我离开哥本哈根去剑桥前，他曾为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找了一个研究员职位，并为我安排了1952年9月开始由小儿麻痹症基金会（Polio Fundation）提供的奖学金。
这年三月，我曾给德尔布吕克写信，要求在剑桥再呆一年。
他就毫不迟疑答应把我的奖学金转至卡文迪什。
德尔布吕克如此令人高兴的爽快，是由于他对按鲍林那种方式进行结构研究是否真有价值，还捉摸不透。
现在我随身带着TMV螺旋的照片。
这一回我愈发相信, 德尔布吕克最终会完全理解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剑桥。
和德尔布吕克短短的一席谈话，并没有看出他的观点有重大改变。
我提纲挚领他说明了TMV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对此他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我又急急忙忙地叙述了我们试图通过制作模型研究DNA结构的情况，他还是显得毫不在意。
只是在我提到克里克才智超人时，他才有所触动。
糟糕的是，后来我把克里克的思想方法和鲍林的等同起来。
而在德尔布吕克看来，没有一种化学见解能与遗传杂交相媲美。
那天夜里已很晚了，遗传学家伊弗留西（Boris Ephrussi）突然提到我在剑桥的风流韵事，德尔布吕克就非常厌恶地连连摆手。
后来，鲍林突然光临，引起国际生化会议全场轰动。
这可能是因为他去伦敦的护照被吊销一事曾被报刊大肆渲染，从而使国务院改变了主意，允许他来炫耀一下α螺旋的。
于是，在佩鲁兹演讲的会议上很快为鲍林安排了一个报告。
这个消息是在他报告前不久匆匆发出的，可是会场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想优先获得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