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余光中的翻译观

评说·作家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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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SHORT STORY

漫谈余光中的翻译观

李明轩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生于江苏南京，1949

年举家迁至台湾，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被梁实秋誉为学者当中的“诗文双绝”。除了诗文方面的造诣，曾在金陵大学外语系、台湾大学外语系以及美国受教的余光中，在中英文翻译方面也建树

颇丰，《梵高传》《不可儿戏》《老人与海》等都是余光中的译作代表，充分体现了余光中的翻译观。他的翻译思想别具一格，不但包含言物之情，而且还有着出众的文采，寓说理于情趣之中，其翻译的每篇作品都能感动读者。余光中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尝试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到目前为止已经翻译并出版了多达13个类型的翻译集。余光中翻译的文学作品具有信、实的特征，并将其作为翻译作品的第一要义，他主张一种形、义兼顾的翻译观，却不赞成以往的硬译或直译的翻译观。余光中认为，能够称得上文学作品，它的价值不在于其说什么，而在于如何说，这就对翻译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非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要达意就行。余光中的这些翻译观对中国的翻译事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翻译的艺术性与变通

在《翻译研究》一书的序言中，余光中说，翻译是一门变通的艺术，是一种兼具科学性与灵活性的、非常难从事的艺术工作。余光中认为，翻译就像婚姻一样，两相妥协才能有所成就。因为翻译至少涉及两种文字、两种语言，但只有一个信息，要将原文的原貌、原意准确如实地转化为译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要求译者同时具有驾驭两种语言文字的高超能力，此外还要对原文作者的写作背景、意图、风格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在余光中看来，作为一门艺术，翻译不仅是对语言而言的，更是对思想、文化而言的。译者在进行这项集语言艺术、思想艺术、文化艺术为一体的工作时，应变通、机智、灵活地处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译文在内容上和思想上都无限向原文靠拢。变通在余光中的翻译观中极为重要，是决定译文好坏成败的关键。在《变通的艺术》中，余光中说，英译中时既不能让西风压倒东风，也不能让东风压倒西风，既不能使翻译后的中文洋腔洋调，也不能使其油腔滑调。要做到这一点，东、西之间的相互妥协便成为几乎唯一的选择和两全之计。但应该妥协至何种程度，哪一方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做出较多的让步，却没有固定的规律，只能依靠译者自身的变通之术。这表明，翻译是一门变通的艺术，重点并不是翻译本身的变通，而是从事这项

工作的译者的变通。翻译所接触到的语言文字之间，

必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美感经验以及文字的音、

形、意、修辞、文法等方面的差别，因此，要做一个合格的、好的译者，必须以翻译所涉各种文字的逻辑层次、文法习惯等为依据，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从事翻译工作。余光中进一步指出，所谓变通，并非要强调

“变”

，而一定是基于原文的“通”，也就是在通达中“传真”

。这就要求意译与直译相互结合，译意而不译文。余光中历来强调翻译应无限向原文原貌靠拢，在再造中传真，在变通中忠实。好的译文就有如原有灵魂的投胎重生，是一种灵魂内核不变的再造。翻译当中的再造，绝不是对原文原意的胡乱增减篡改，不能意译过度。翻译当中的传真，绝不是在勿改、勿删、勿增的误区下对原文保守地直译。所谓传真，是指原文文意真实地传达到译文中，而非简单地指原文文字的机械式传达。在《与王尔德拔河

记》中，余光中十分明确地说道：只顾表面文字，

不顾背后文义，只会让直译变成硬译和死译。看来

余光中并非是要用“译意不译文”的观点来反对直译，而是反对处处直译、过度直译或者高度直译。他翻译观中的变通艺术，就是要忠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尽管余光中从未在他的翻译观中提出“信”

“达

”“雅”的要求，但他的观念至少与严复所提出的翻译的“信

”“达”要求相一致。余光中相信，适当的直译是翻译工作的基础，是以另一种语言文字形式传达原文作者思想意图的基本途径，但那种一句话对一句话、一个词对一个词、一个字对一个字的过度、高度直译，只会令原文被曲解，读者被误导，着实害人不浅。艺术理应是鲜活的，翻译的艺术性也在于于变通中令原文以另一种形式重生，那些公式化、教条化、精确主义的死译只能让原本鲜活的原文在翻译

之后立即失去生命，而这是余光中一贯反对和批判的。前文所提到的翻译变通大多涉及的是英译中的过程，如果是中译英，在余光中看来，变通的难度更大。因为中文有虚有实，虚实变化无常。特别是中文的诗词歌赋，实词常写虚，虚词常写实。这就给中译英的译者造成了不少障碍。如果要变通，必须先要仔细研究诗词歌赋的创作背景、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作者所属时代的语言习惯，再于研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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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自己经验的作用，尽量在中文诗词歌赋原意基础上就实避虚地译成英文，让英文阅读者不仅在文字上，而且在意境上都能够理解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内容与内涵。在此，余光中所谓的变通的艺术与钱钟书所提的“化境”乃是异曲同工。

二、翻译主体的素养

翻译作为一门艺术，其创作者—

——译者最终决定了这门艺术的发展走向。所以，扩展而言，是译者让翻译成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转化的艺术活动。余光中指出，译者要像艺术家一样创造艺术品的生命、实现艺术品的价值，为此必须具有艺术素养。与其他艺术家不同的是，译者无论是默默无闻还是名声大噪，都往往是孤独静逸地生活和工作着，很少直接面对来自艺术受众的鲜花或掌声。但是，译者所必须具备的艺术素养却一点都不能比其他艺术家们少。因为作为一项心理和心智的劳动创造过程，译者与其他艺术家们一样在进行着创作。一方面，译者要表现原文；另一方面，译者又要表现自己，或者至少要表现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这种艺术创作活动，或许比一些其他的艺术创作活动更加繁琐复杂。另外，余光中还强调，翻译者还应该具备学者的素质，其主要任务就是将一本书或作者带入到另外一种语境中，因此，这就需要译者具有深厚的功力，并将其功力体现在其翻译的作品中。在余光中看来，译者要从事好这项繁琐复杂的艺术工作，必须具有以下素养：

第一，良好、扎实的中英文功底是必不可少的。译者必须饱学，能善于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并在运用过程中可以自如地尽窥其妙。然而，在现实当中，不少译者尽管可以掌握几种语言，但难免文白交杂、笔下不通、西而不化。对此，余光中也不无感叹中文的式微。他提出，与英文功底不尽相同，中文的功底要求可能更高，特别是译者要具有诗性语言的素养。而对中英文功底和素养的检验有三种方法：一是翻译专有名词，二是引用翻译诗文，三是校对。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语言素养，对诗文、专有名词等的翻译就很可能张冠李戴，难得妙义精髓。

第二，与心灵为伍，能耐孤寂。作为学贯东西的一位大家，余光中曾语重心长地说道：“译者难有作家的声誉和学者的权威，但其影响未必比作家、学者小；译者在见贤思齐的同时，于心灵深处超凡入圣、意会笔到，并长期独享孤寂。”在余光中眼中，译者不仅要有良好的语言素养，还要能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烦闷，这样才能高质高量、游刃有余地完成跨文化、跨语言的翻译传真工作。三、翻译的方法论

如前所述，翻译历来存有意译与直译的二元对立选择。在实际翻译操作中，译者往往面对此二元选择有些缩手缩脚，或者在缩手缩脚之后干脆不顾

二元约束，天马行空地乱译。摆脱此困境的方法，余光中给出了他的答案：意译、直译不能泾渭分明，而要互补包孕；得意不忘形，才能超越意译与直译的二元对立陷阱，从而实现既存原文，又达原意的翻译境界。除了意译与直译，余光中认为，在翻译方法上还有一种二元对立，即归化与异化。译者在这“两化”中既要回归还原原文的文化价值，又要将原文的文化价值异化为翻译目的语文化，同时还不能超出目的语文化的承载边界。归化与异化、意译与直译的双重二元对立让译者在翻译方法论上必须保证二元的辩证统一，在不可避免的差异中实现高度的和谐。最后，余光中还提出过一个最理想的翻译方法，即同时精通中外文的中外译者并肩合作翻译。中国翻译界的奇葩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即是中外合作翻译珠联璧合的典范。余光中认为翻译者要将原文作者的意思准确地翻译出来，就不能随意更改与删减，需要终于原文，同时余光中还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翻译规律。余光中认为，通常情况下，自作聪明的翻译者往往会删减原文作者的意思，而较多地增加了翻译者本身的意思，还有一些翻译者对原文作品虽然没有任何增减，却喜欢将原文逻辑顺序颠倒，如原文中三种树的顺序是“甲、乙、丙”，但翻译者翻译成为“乙、丙、甲”，其实这些都是一种不忠实于原文的一种表现。因此，余光中曾多次告诫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对翻译工作要有自律精神，不能低估读者的悟性。

总而言之，余光中对翻译变通的艺术性见解，对译者提出的各方面素养要求，对翻译方法的探究总结，使他的翻译观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翻译观对现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与翻译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余光中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及翻译实践者，其翻译思想及所发表的多种关于翻译的看法，都与其广泛的翻译实践紧密相关，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创作，翻译者要充分发挥中华文字的优势来从事翻译事业。因此，余光中的翻译观对中国的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对中国的翻译事业有着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蔡新乐．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M ］．开封：河南大学

出版社，2001：81－83．［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

2000：74－76．［3］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117－120．［4］曾玮．余光中的翻译思想［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04）．［作者简介］

李明轩（1978—

），女，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大学护

理学院英语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英语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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