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四大挑战_熊万胜
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四大挑战□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征。
这里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都走在全国前面，问题的暴露和化解也走在全国前面。
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或者说是遇到的四大挑战。
一、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挑战在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县乡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迅速提高，但是民众的需求也在迅速提升，不仅本地居民的需求在提升，本地政府也被要求更多地兼顾到外来人口，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逐渐凸显。
在发达地区的农村，政府有限的公共服务能力与日趋复杂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矛盾关系。
首先，服务对象的结构性增加。
其一，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变成了准市民，他们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弱化了，转而依赖政府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
其二，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本地区，必将逐步要求本地政府提供与本地人对等的公共服务。
其次，政府职能的无限制扩展。
在发达地区的农村或者快速城镇化区域，中国政府的“无限责任”特征表现得比较明显。
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发达地区农民生产与生活的自给自足形态趋于瓦解，他们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政府来解决从生产到生活、从出生到丧葬的各种问题。
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只是来自于辖区内社会的变迁，也来自于上层国家的要求，普遍存在的“压力型政体”和维稳体制，对政府的有序运行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影响。
特别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的要求很高，构成了对县乡政府执政能力的极大考验。
再次，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利不清。
基层政府负责人经常会感到工作的抓手不够，这可以理解为下级必须完成上级交办的各种任务，却未必获得了相应的保障条件。
比如郊区基层政府有责任保持街道整洁，但是城管队伍的人事权和领导权却不属于乡镇政府，结果基层政府缺少维护市容的执法权，却必须为城管队伍发奖金或工资。
其他像环保执法、安全监察、教育管理、农业部门，也可能面临类似的情况。
对于日趋复杂的社会系统和内生出来的各种需求，发达地区的县乡政府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扩建机构和增加人手。
可是它的行政级别和基本架构却没有相应改变，其人员编制受到很大的制约，结果就在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之外出现了大量的聘用人员和编外人员，动辄数以百计。
在发达地区，一个乡镇的人员规模甚至可能相当于中西部地区一个县的人员规模，成为体型肥大的超级乡镇。
二、江南乡村土客融合的挑战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是发达地区农村的普遍现象，它所带来的影响还在形成之中，尚难预料。
表面看来，外来人口的涌入会带来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问题、劳资关系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农民农问题、低端市场管理、社会治安问题，等等。
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到底如何推进外来人口与本地社会之间的融合？从某种进化史观来看，推进不同地域人口的文化融合是大势所趋，但其进度和方式仍然需要探讨。
这其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第一，土客融合问题关系到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利益平衡。
在邓小平所规划的“两个大局”的思想中，要求中西部首先要顾全大局，促进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然后东部地区也要顾全大局，帮助中西部发展。
但是，当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以后，如何实现利益平衡就成了一个问题。
当大量的农民背井离乡到了东部发达地区以后，他们需要政府帮助提供各种基本的公共物品和社会保障，这种要求是逐步深化的，触及到如何实现社会融合这个问题的内核。
比如教育问题，从政府解决幼儿入托，到2003年允许外地学生可以就地接受义务教育，进而在2012年提出了一个如何解决就地参加高考的问题。
再比如社会保障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为农民工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到2007年比照城市居民社会保障标准推行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制度。
其中的基本逻辑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不断打破。
问题是，在东西部发展尚不平衡的状态下，加速推动城乡二元体制的瓦解，将可能导致中西部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这种趋势导致的复杂后果必须为决策者考虑在内。
第二，江南土客融合问题的特殊性与吴越文化的特殊性有关。
外来人口与本地社会的融合问题或者说土客交融的问题，既有利益内涵，也有文化内涵。
从文化上来说，南方的吴文化、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和其他地区文化之间的融合问题是千百年来的老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这些文化之间的融合在近几十年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突然加速，它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必须得到充分的估计。
第三，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和进入农村的性质存在明显的差别。
城市本来就是五方杂处的空间，它的包容性是由它的市场功能天然赋予的，市场必然要允许和欢迎八方来客。
但农村却有着它天然的封闭性，一方面，农村存在农民集体，非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得拥有土地甚至宅基地；另一方面，农村是本地地方性传统文化的摇篮。
我们不能说这些地方文化都应该消失，就像我们可以要求城镇圆桌会议13的公务员在办公期间讲普通话，但不能要求村委会主任在工作期间也必须讲普通话一样。
此外，在江南地区的农村，还出现了本地人反过来害怕外地人的奇特现象，这种社会心态所潜藏的社会风险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三、低端市场管理的挑战当前，社会分层不断结构化，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趋于分化，在城市中出现了主要针对低阶层市民服务的低端市场。
这个低端市场中有大量的外来人员、个体经营户和非法经营者，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一大难题。
2011年浙江湖州织里发生的外来机户抗费事件，就是这种管理困难的直观反映。
以东部某镇为例：在二轮延包以后，外来务农人员大量增加，目前有超过4000名外来务农的劳动力。
同时，随着城镇的扩张，个体工商户的人数也迅速增加。
目前，该镇有11000家左右的个体户，近千辆黑车，以及大量的流动摊贩。
个体户中以本地人名义登记的在30%左右，但实际经营者中本地人比例不到10%。
因此，对个体家庭经营者的管理势必遭遇特殊的社会风险。
第一，与进厂务工的人员不同，个体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直接面对基层管理者。
在管理外来务工人员时，企业管理者其实担当了一个中介的角色，但在面对个体经营户时，本地管理者要直接面对经营户。
在面对面的执法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情绪上的紧张。
尤其是在管理外来经营户时，这个情况更值得重视，很多的外来经营户存在地域性或家族性的聚合，有的相互间还存在某种经济协作关系。
第二，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实现相对公平的难度比较大。
在某镇11000家个体户中，在工商局登记的只有5600家，实际缴税的约2000家，不缴税的行为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
在打击黑车的过程中，总有部分人能够得到情报，逃脱打击。
事实上，的确存在一些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盘剥这些黑车司机，进而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第三，相对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和本地的一般群众而言，外来个体经营者的人际关系比较发达，个体经营者的年龄比较大，人情练达。
比如笔者所了解的一个非法行医者，他是退伍军人，在部队做卫生员，退伍后到上海非法行医，他很会做人，待人热情，允许别人赊账，还送药给穷人。
因此，当政府去取缔时，遇到群众的起哄，最后在警察的帮助下工作人员才安全地撤离了现场。
四、“农民农”现象的挑战对应于“农民工”的提法，我们可以把到本地来务农的外来农民称为“农民农”①，他们广泛地散布在发达地区尚未被征用或者虽被征用却暂未被开发的土地上。
他们的收入比在老家务农高，生活远比农民工自由，而且，他们往往结伴而来，轻易地在当地重建了社会支持网络。
越来越多的农民农选择在自己租来的地头搭建大棚居住，与本地农民的小楼相对而望。
前者萎靡不振，后者生机勃勃。
而且，这些外来农民农确有一种扎根当地、乐不思蜀的倾向。
可以说，外来“农民农”对本地农民的更替压力，将可能形成一种生物和文化意义上的釜底抽薪，甚至动摇发达地区乡村的基本社会性质。
农民农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虽然有能力把本地农民变成市民，却无法把小生产都变成大生产，结果这个小生产的任务就由农民农来完成。
对这个判断还可以这样来解释：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看似必然带来农业现代化的契机，许多地方都发展了很多的农业企业来实施规模化经营，但是这种规模经营遇到两个基本问题。
其一，到底多大规模才是适度规模？其二，企业的规模经营和家庭的规模经营相比较，是否具有优势？由于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所以，规模经营在发达地区的发展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快。
同时，本地农业劳动力又不断退出。
结果，本地农业劳动力大量地被外地流动农民所替代。
这些流动农民的经营方式往往采取了家庭经营方式，实现了家庭经营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经营。
当然，相比于大企业的规模来说，这些“农民农”家庭的经营规模依然是“小”的，还是小生产。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带来了社会文化更替的可能。
注释：①这个提法出自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
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张文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一从1975年瑞典的哈马绍财团在联合国特别经济会议报告（《What Now》）中，第一次使用了“不同的发展”概念开始，“自力更生”便作为一个与“内生发展”并用的词汇开始被广泛关注与讨论。
但是，遗憾的是自力更生与内生发展思想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被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所淹没，在很多后发型国家，这种思想更是被当作意识形态对抗时期的产物而束之高阁。
在我国，这种“以人的基本精神与传统为基础，尊重发展多样性，重视‘社区’存在与自立”的内生发展思想，同样被以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开发思想及全球性资本的跨国开发潮所掩盖。
与之相对应的景象是：随着城市的无限扩张，资源被高度集中在城市社区特别是大城市，与之并存的农村社区资源日益枯竭，“空心化”态势明显。
圆桌会议14。
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及破解对策
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及破解对策乡村治理是指对乡村地区进行管理和管控的一种形式。
然而，在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如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滞后、社会治安不稳定、人才流失等。
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合作，制定富有创新性的对策来解决。
一、基础设施薄弱很多乡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比城市滞后较大，光缆、电力、自来水等也不够完善，导致这些地区的交通、通信、饮用水等方面的需求都不能满足。
针对这一问题，应当优先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道路的建设，光缆、电力、自来水等的铺设。
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对于相关问题的指导、支持和管制工作，以使得区域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实现转变，从而让乡村地区能够经济发展起来。
二、经济发展滞后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乡村地区的发展滞后城市较大，经济结构单一，职业道路狭窄，难以拥有一个稳定的、可持续性的经济体系。
这也是导致农民在增加全年收入的过程中得不到稳定的帮助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消除这些隐患，政府应完善农村土地政策、农业支持政策以及相关资金政策，同时重点扶持乡村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加大农民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培训，进一步开放农村市场和各类拓展市场，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以此刺激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社会治安不稳定社会治安问题在乡村的发展过程中相当严重。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缺乏的地方往往易造成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给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等方面带来极大的威胁。
要想保障居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增强当地的社会安全意识，需要加强乡村安保力量。
乡村安保力量的增加应当采取多种多样的保障措施，包括公安警力和社区治安巡逻队的配置和培训，设立“信誉承诺”监督体系和先进科技的推广，在此基础上形成覆盖全域、网格化、群防群治的安全保障体系，提高乡村地区居民自我保障和抵抗能力。
四、人才流失由于基础设施缺乏和经济发展滞后等长期未解决的问题，许多有才华和领导才能的年轻人都选择去城市发展，从而导致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
农村社会治理的挑战与发展方向
农村社会治理的挑战与发展方向农村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机构及农民群众共同参与、协调、合作，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过程。
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着许多挑战，同时也有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本文将从相关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着诸多挑战，首先是基层治理能力不足。
由于农村地区人口较为分散，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相对不足，很难做到全面有效的社会管理。
其次是农村社会矛盾较为尖锐。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差距的加大，一些农村地区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资源匮乏等问题，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另外，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滞后。
过去长期以来，农村社会治理一直依赖于“上级领导指导，基层单位执行”的模式，导致基层治理不够主动。
二、农村社会治理发展的方向为了解决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种种问题，应当朝着改善基层治理能力、缓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等方面发展。
首先，应当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通过加大投入，培养更多的基层工作人员，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使得基层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其次，应当重视推动社会矛盾的协调化解。
建立科学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加强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
再者，应当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多方的参与主体作用，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同治理，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新时代下，应当积极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
通过整合资源，建立健全的社会治理机制，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一方面，应当继续深化政府职能转变。
创新政府运行机制，拓展政府服务功能，建立高效的治理体系，服务农村发展。
另一方面，应当实行社会组织的参与。
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中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共同治理的格局。
四、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基础。
应当加大对基层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管理水平。
同时，建立健全基层治理网络，加强协同配合，实现资源的统筹配置，形成合力。
农村改革发展必须破解的“四个难题”
不断探索拓宽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渠道 。一是生产增 收。大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 发展现代农业 ， 形成一批销售 收入超 １ ０亿元 的特色产业 ， 走规模 化 、 约化 生产的现代 集 农业发展之路 ， 使之成为农 民持续增收 的主渠道 。 二是 就业 增收。 加快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和人力资源配置 ， 大力 发展 劳 动 密集 型 产业 、 副 产 品加 工 业 和 农 村 服 务 业 ， 更 多 的 农 让 农村 劳动力从 事非农 产业 ， 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 。 三是创业 增 收。 加大农村创业人才培训 ， 全面启动新型农 民创业培训 工程 ， 不断提高农 民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创业能力 。 特别是要 鼓励农 村优 秀青 年和外 出返乡人员创办 各类经济 实体 ， 以 创业带就业 ， 以就业促增收。四是财产增收 。 认真贯彻物权 法 和党 的十七大精神 ，切实保护农 民对 山林 土地的经营收 入和房屋等不动产 的增值 收入 ，不 断增加农 民的财产性收 人。 五是政策增收 。 健全农 民增收减 负的长效机 制， 把各项 支农 、 惠农 、 强农 、 护农 政策 及各项 补贴 措施法 制化 、 范 规 化、 制度化 ， 有效防止农 民负担反弹 。 六是社保增收。 健全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 ， 完善农 村新 型合作 医疗制 度 ， 大参保 覆 扩 盖面 ， 减轻农 民医疗 负担 。完 善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 ， 不 断提高农 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 、 工伤 、 生育 、 失业等劳 动保险制度 ， 步健全包括社 会救助 、 逐 社会 保险 、 社会福利在 内的较完善 的农村社会保 障体 系。 四 、 解 “ 农 ” 务 体 系不 健 全 的难 题 。 强 农 村 经 济 破 三 服 增 社 会 可 持 续发 展 能 力 农村 的可持续 发展 是国家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部分 。要 不 断加大 对“ 三农” 的投 入力度 。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 坚持 “ 多予少取放 活” 的方针 ， 把解决 “ 三农 ” 问题摆 到 国民 收入分配格局 中的优先位置 。 调整财政 支出结构 ， 加大对农 业和农村 的支持与保护力度 ，逐步把县 以下的中小型基础 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纳入政府投资 的范围。要健 全以工哺 农、 以城 带乡的农 业投入长效机制 ， 引导更 多的社会 资金投 向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 。要充分利用世贸 组织的 “ 绿 箱” 政策 ， 增加农业科研和推广 、 质量 安全 和检验检测 、 产 农 品流通设 施 、 民培训等方 面的投入 ， 农 努力提高农产 品的市 场竞 争力。要增加对农业 、 农村 的金 融和科技支持 。建立健 全包 括农 业保 险 、 农业标准化建设 、 农技推广等在 内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 系 ，增强农业抵御 自然 风险和市场风险 的能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四大挑战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四大挑战孙艳华刘湘辉《光明日报》（ 2014年08月20日 13 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在农村人口仍占主体，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经营活动、农民思想观念等发生剧变的当下，农村社会治理不仅是农村的问题，更关乎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践。
只有对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给予足够的重视、关注与应对，才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之路。
实现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挑战《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互动。
”因此，具体到农村社会治理而言，其治理主体就必然包括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等。
长期以来，基层行政组织管控着农村的社会治理。
而市场化改革颠覆了这一格局，特别是农村综合改革后，农业税的取消直接导致农村基层政府财政沦为“吃饭财政”，并诱使基层政府从税改前的权力扩张、积极作为转变为税改后的权力“悬浮”、消极不作为。
《决定》提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可农村人口人数众多，人员分散，切实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组织难以形成。
随着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疏化甚至“空心化”，村民自治出现“没人选”“选人难”的状况，导致农民在农村治理中的“缺席”。
目前，农村社会治理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来看，正处于单一化的困境与多元化的尴尬之中。
因此，必须坚持系统治理，促进市场力量在农村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实现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农村社会治理。
实现农村社会治理行动协同化的挑战协同论认为，系统各要素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要素之间的竞争与协同，推动并实现系统的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问题与措施
农村社会治理问题与措施农村社会治理一直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随着农村人口逐渐减少、老龄化趋势明显以及农业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本文将从农村社会治理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措施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农村社会治理现状目前，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相对薄弱，村级组织和农民自治水平有待提高。
这导致在一些地区，对于社会问题的处理不够及时有效。
其次，农村治理中的公共服务不均衡。
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相对不足，这使得农民在享受这些服务时存在困难。
二、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农村社会治理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土地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不完善，导致土地抵押、流转等问题频发。
这不仅影响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还可能引发土地纠纷和社会不稳定。
2.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由于农村劳动力外流，很多农村留守儿童无人照顾、无法得到良好教育。
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也给农村社会治理带来隐患。
3.村务管理问题。
一些地方的村务管理存在不规范、低效的问题。
村级干部责任意识不足、权力过分集中，容易造成村里事务的不公正和管理的混乱。
4.农村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
在一些地方，农村居民的诚信观念还不够强烈，造成一些商业合作不信任，影响乡村经济发展。
三、农村社会治理措施为了有效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应采取以下措施：1.加强党组织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党员进村入户、组织农民自治等措施，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完善农村组织建设。
建立健全村民自治机制，提高村民自治水平。
建立村级组织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村民利益能够得到保障。
3.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增加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4.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鼓励农民创新创业，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当前中国农民面临的四大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
当前中国农民面临的四大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当前中国农民面临的四大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韩东林 马成武 内容提要 农民问题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的核心。
当前中国农民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收入增长停滞不前,土地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国家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妥善解决四大突出问题,这不仅关乎中国的长治久安,而且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关键词 农民收入 土地权利 农民工 社会保障一、当前中国农民面临的四大突出问题 (一)多年来农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有限 在当前农民面临的众多难题中,多年来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无疑是首要难题。
11农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的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5.2%,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
但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趋势。
1997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6%,19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1%,直到2001年才出现反弹,增长4.2%。
最近两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在4%左右,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一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处于停滞状态。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1989—1991年,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0.7%,此后几年,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的增长率呈继续下滑态势。
虽然2003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上涨,但由于生产资料价格迅速提高的抵消作用,农民实际收入增长仍然有限。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增幅下降;二是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逐渐减少;三是农民的不合理负担过重,减少了农民可支配收入。
21农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的消极影响。
一是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1997—2002年5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6%,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只增长3.8%。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保障农村稳定发展和民生的重要工作，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1.1机构建设不完善。
在一些农村地区，社会治理机构建设不完善，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相对较弱，无法有效应对社会治理问题。
1.2社会治理能力不足。
由于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问题，一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欠缺，难以有效应对社会问题。
1.3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资源分配存在着浪费、不公平等问题，致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效率不高。
1.4社会管理方式陈旧。
农村地区社会管理方式较为陈旧，无法有效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和需求，导致治理效果不佳。
1.5社会治理压力加大。
随着农村社会发展和变革，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在逐渐加大，需要更有效的管理办法。
二、解决的建议2.1完善社会治理机构。
应加强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构的建设，完善制度机制，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2.2提高人员素质。
应加强对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和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社会治理工作。
2.3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应加强对农村基层社会管理资源的配置和管理，增强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
2.4探索新的社会管理方式。
应积极探索新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和方式，提供更为灵活、高效的社会管理途径。
2.5强化社会治理能力。
应加强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管理能力和技术储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能力。
三、落实建议的途径3.1制定相关政策。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支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定，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供更为有力的政策支持。
3.2加大投入力度。
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投入力度，提供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支持。
3.3健全机制保障。
政府应建立健全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法规和制度，保障社会治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最新-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四大挑战 精品
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四大挑战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四大挑战作者熊万胜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征。
这里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都走在全国前面，问题的暴露和化解也走在全国前面。
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或者说是遇到的四大挑战。
一、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挑战在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县乡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迅速提高，但是民众的需求也在迅速提升，不仅本地居民的需求在提升，本地政府也被要求更多地兼顾到外来人口，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逐渐凸显。
在发达地区的农村，政府有限的公共服务能力与日趋复杂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矛盾关系。
首先，服务对象的结构性增加。
其一，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变成了准市民，他们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弱化了，转而依赖政府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
其二，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本地区，必将逐步要求本地政府提供与本地人对等的公共服务。
其次，政府职能的无限制扩展。
在发达地区的农村或者快速城镇化区域，中国政府的无限责任特征表现得比较明显。
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发达地区农民生产与生活的自给自足形态趋于瓦解，他们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政府来解决从生产到生活、从出生到丧葬的各种问题。
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只是来自于辖区内社会的变迁，也来自于上层国家的要求，普遍存在的压力型政体和维稳体制，对政府的有序运行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影响。
特别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的要求很高，构成了对县乡政府执政能力的极大考验。
再次，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利不清。
基层政府负责人经常会感到工作的抓手不够，这可以理解为下级必须完成上级交办的各种任务，却未必获得了相应的保障条件。
比如郊区基层政府有责任保持街道整洁，但是城管队伍的人事权和领导权却不属于乡镇政府，结果基层政府缺少维护市容的执法权，却必须为城管队伍发奖金或工资。
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公共服务提升方面
总结词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是乡 村治理的重要举措，包 括基础设施、教育、医 疗、文化体育等方面。
完善基础设施
发展教育事业
提升医疗服务
加强乡村道路、水电、 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和维护。
提高乡村教育水平，优 化教育资源，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
加强乡村卫生室和医疗 队伍建设，提高医疗服 务水平和覆盖面。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如农村人 口流动、土地制度改革、乡村债务、基层组织建设等。
研究目的与方法
研究目的
本论文旨在探讨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相 应的应对策略和建议，以推动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乡村社 会治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挑 战及应对策略
xx年xx月xx日
目录
• 引言 • 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 针对挑战提出的应对策略 • 实施应对策略的义
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 节。
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建设信息平台
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交流，提高治理 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也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向公众提供 更好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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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迷信与邪教传播
部分地区存在封建迷信现象，甚至有邪教组织活动。
家庭暴力与虐待老人
一些家庭内部可能存在暴力行为，而老年人往往成为虐待对象。
公共服务缺失
教育资源不足
乡村地区教育设施不完善，优质教 育资源相对匮乏。
“城乡社会”形态下的基层治理
“城乡社会”形态下的基层治理范琦娟【期刊名称】《决策》【年(卷),期】2017(000)008【总页数】3页(P40-42)【作者】范琦娟【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编者按】7月16日，2017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城乡社会发展研究”论坛在上海举办，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熊万胜作为主办方代表接受《决策》杂志专访。
他提出转型时期的中国，正出现“城乡社会”这一新的形态，并且将对基层治理带来重要改变。
《决策》：2017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文件，意义重大。
您认为当前中国的城乡治理处于什么样的阶段？熊万胜：近些年我们的团队持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开展实地调研，发现非常多的人以兼具市民与农民的双重印记生活，处于“两栖模糊状态”。
首先，交通网络的四通八达﹑便捷快速，让人们没有必要切除与老家的联系；第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时代下，人们时刻与老家保持畅通的联系；第三，城市户籍制度短期难以消除，这就意味着城市不会接纳所有人，城乡之间差距不可消除；第四，中国集体土地所有制下，享有土地的农民即使外出求学﹑务工﹑定居，仍享有农村的保护。
这种“双栖状态”下，共有8亿多中国户籍农民在城乡之间穿梭，改变着政府的治理模式。
以中部地区安徽省为例，乡村发展的主要战略是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现在称为美好乡村建设。
尤其是美好乡村建设影响很大。
前些年的做法是“中心村战略”。
政府选取代表性的的中心村，通过辐射带动，吸引周边农民自动搬迁。
这个想法很对，农村要发展，但不能撒胡椒，所以走“中心村战略”。
可是这一战略存在短板：如何准确知道中心村在哪？农民的路线图能否人为规划？镇都已经在衰落，农民大多一步跨去县城，中心村又该如何发展？于是出现了公共图书室没人去，篮球没人打，健身器材旁边长草等现象……这时候，安徽省改变方向，一体化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专项整治“三大革命”，改善农村环境面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