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支柱、政策工具及前景

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支柱、政策工具及前景沈小波（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福建厦门361005）摘要：环境经济学有两个理论支柱，一个是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一个是科斯经济学。

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分析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为环境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参照系。

科斯经济学强调产权明晰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性作用，引导经济学家关注外部性的产权根源，以及环境产权制度的变革问题。

在上述分析的指导下，环境经济学家提出诸多环境政策工具，对世界各国的环境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配置效率；科斯定理；环境政策一、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支柱I：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由于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需要是无限多样的，要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无尽需求，就必须尽可能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

用什么方式做到这一点，是新古典经济学关心的头等大事。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用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其结论是，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作用，就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个人利益最大化。

该思想被瓦尔拉斯，以及后来的阿罗与德布鲁等人加以精确的形式化，并被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推向极致。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声称，若效用函数是严格递增的，则由竞争性市场均衡所决定的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

第二定理则断言，任何一个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都可以由私有产权经济的竞争性均衡来实现。

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特别是阿罗－德布鲁模型想象了一个抽象的、无摩擦的人造世界，该人造世界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一旦这些假设条件得不到满足，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和第二定理将摇摇欲坠。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存在完备市场和完全信息。

但是，当我们考虑跨期选择与不确定性问题时，完备市场的假设显得特别严格，现实世界很难符合这个条件。

比如，在选择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最优时间路径时，完备市场假设意味着不仅要有发达的现货市场，而且要有发达的期货市场。

在不确定性情形下，市场状态会随时发生变化，尤其是存在不对称信息或交易成本的场合，难以想象人们能完全把握未来的信息，从而完备市场的假设就是很成问题的。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所有消费品都是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

私人物品指消费时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

但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大量的不具备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即公共物品。

典型的公共物品有国防、警察及影响空气质量的排放标准等。

而且，在私人物品和纯粹公共物品之间还有中间情形。

比如，专利保护具有排他性，但不具有竞争性。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消费和生产中不存在外部性。

也就是说，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只决定于消费的物品和劳务的数量，厂商的利润水平仅依赖于自己的生产计划，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都不受其他人行为的影响。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往往会直接影响其他经济主体的消费集或生产集，从而影响他们的效用水平或利润水平。

在外部性条件下，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率就无法保证了。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有这些缺陷，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理论价值。

在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它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框架，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参照系。

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关注，才使人们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起点，深入分析了不完全市场、公共物品、外部性、不对称信息等问题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并最终催生了环境经济学这门新学科。

从资源有效配置角度来看，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

市场机制之所以在环境资源配置上出现失灵，其根本原因在于，环境资源利用过程中存在的负外部性、缺乏完备的环境资源市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以及环境资源公共物品的属性。

环境资源的这些特性导致了环境资源使用的低效率，结果就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过度开发。

既然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存在着失灵，人们必然会想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环境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

对此，经济学家庇古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总是有效率的，从而为政府干预留下很大的空间。

他在1929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对自然资源的耗竭、资源的跨期配置，以及该过程中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等问题进行了大量论述。

为了合理使用可耗竭资源、保护环境质量、限制过度消费，庇古提出了三条政策措施：国家补贴、税收、立法。

（E·库拉，2007）特别是针对环境污染的所谓庇古税，现在是许多国家环境政策的主要工具。

之所以说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是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支柱，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它对环境资源估价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与价格存在很大差异。

价值是人们为了获得某种商品而愿意放弃的其他商品。

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人们的偏好，还取决于人们已经拥有多少这种商品。

当人们拥有的商品A越来越多时，为了获得额外一单位的该商品，他愿意放弃的商品B的数量越来越少。

也就是说，当人们拥有的商品A越来越多时，其价值越来越小。

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

与此相对，商品的价格是人们为了获得这件商品而必须放弃的其他商品的数量。

因此，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就是获得该商品的机会成本。

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价格既反映了商品的“边际供给者”的成本，又反映了商品对“边际购买者”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区别。

商品价格只反映商品对“边际购买者”的价值。

（杰弗里·希尔，2006）对“边际购买者”而言，商品的价格与商品的价值是相等的。

但是，对“非边际购买者”而言，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带给自身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他们实际支付的价格。

一单位商品的实际价格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大价格（即商品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是该单位商品的消费者剩余。

当市场均衡时，把交易量中的每一单位商品的消费者剩余加总起来，就得到整个社会从全部交易量中享受的总消费者剩余。

它衡量了市场上交易的所有某种商品对消费者的净价值。

当然，不同的资源配置状态有不同的总消费者剩余，从而有不同的资源净价值。

当市场实现均衡时，消费者（以及生产者）所有潜在的获利机会都已经被充分利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实现了最大化，从而资源对整个社会的净价值也达到最大水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说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

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在资源配置效率与资源（净）价值决定之间建立起了必要联系。

但是，对于环境质量这类非市场物品来说，因为不存在市场及市场价格，如何估算它们的价值就成为一个现实难题。

利用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剩余的概念，环境经济学家提出了估价环境资源的“或有估价法”或“意愿估价法”（Contingent V aluation Method）。

根据这种方法，环境资源的价值可用“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或“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来衡量。

支付意愿，是指消费者在既定福利水平条件下，为了获得环境质量的某种改善，他所愿意支付的最大货币量。

受偿意愿，是指消费者在既定福利水平下，为了接受环境质量的某种恶化，他所愿意接受的最小货币补偿。

显然，不论是“支付意愿”，还是“受偿意愿”，从前述商品价值的概念来看，实际上就是人们对环境物品价值或有用性的评价。

也就是说，“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是在环境资源某种配置状态下，对消费者从环境质量的改善中获得的消费者剩余的度量。

这完全是新古典的思维逻辑在环境物品中的应用。

根据这种思维逻辑，经济学家又提出了估计环境和自然资源价值的具体方法，如生产率变动法、资产价值法、旅行费用法等。

这些具体方法其实也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有密切关系。

例如，生产率变动法是用环境质量变化前后，某项经济活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别来衡量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

实际上就是用两种资源配置状态之间产出的差别，来估价环境资源的价值。

因此，不论从环境资源估价的理论框架来说，还是从具体的估价方法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看作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支柱。

二、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支柱II：科斯经济学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对庇古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质疑。

科斯拒绝依靠税收和补贴等这类政府干预的决策。

因为这些方法假定政府对于环境外部性的所有方面都拥有完全的知识和信息，能够将外部性影响内部化。

但是，科斯认为，如果产权制度被明确界定，并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障，那么，对于污染问题施加干预就没有必要。

按照庇古的逻辑，之所以要对污染排放者征收污染税，是由于污染者的排污行为对他人造成了损害。

但是，在科斯看来，污染者和被污染者之间的损害是相互的，为了避免损害被污染者，反过来可能会损害污染者。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阻止污染者，而是我们应该准许污染者损害被污染者，还是准许被污染者损害污染者。

答案当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应该避免更严重的损害。

问题是如何才能避免更严重的损害。

科斯的答案是，如果产权确定是明晰的，且交易成本为零，则污染者与被污染者之间的自愿协商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而无须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这就是所谓的弱版本的“科斯定理”。

强版本的科斯定理甚至声称，只要产权确定是明晰的，且交易成本为零，则无论资源产权归谁所有，经济主体之间的自愿协商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效率。

科斯定理强调明晰的、可实施的产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

那么，什么是产权呢？一般来说，产权是一个权利束，包括了接近权（access）、收益权（withdrawal）、管理权(management)、排他权(exclusion)和转让权(alienation)。

接近权是使用或享受财产直接效用的权利。

收益权是有效使用财产以获取利润的权利。

管理权是制定和完善财产使用规则的权利。

排他权是指确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谁拥有什么样的接近权或收益权。

转让权是指出售或出租财产的权利。

产权就其实施群体的范围而言，可以区分为四个层次：私人的、集体的、政府的、公开的。

私人产权是由单一个体实施的产权。

集体产权是由某个特定团体实施的产权。

集体产权的例子有传统的捕鱼或放牧合作社。

当集体是一个政治实体时，这种权利称为政府产权。

当集体是“所有来者”（all comers）时，这种产权称为“公开产权”（open property）。

产权有许多功能，最重要的是它为资源所有者有效利用资源提供了激励。

在产权界定明晰并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时，就为资源所有者投资该资源并获得回报提供了稳定的预期。

设想一下，在一个法律不健全、腐败盛行、偷盗成风的国度，当有人随时可能以各种方式抢走属于其他人的合法财产时，谁还会愿意进行投资并付出劳动努力呢？因此，得到法律保护的明晰产权，是保证资源被用于最有价值的用途，进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基础。

从产权的角度来看，环境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是环境资源的产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或者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无法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