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的辨正与运用_王良顺

2010年1月第1期总第112期湖北警官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PoliceJan.2010No.1Ser.No.112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的辨正与运用王良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3）【摘要】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复杂的关联，并不是一种单向的线性联系。

应当以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基础，既要抑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又要充分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利用经济发展的成果为预防犯罪、改造罪犯创造出的良好条件，双管齐下，阻断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遏制犯罪不断增长的势头。

【关键词】经济发展；犯罪；关系【中图分类号】D92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男，湖北省蕲春县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武汉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刑法学与犯罪学。

并非当下才出现，其实在较早的犯罪学理论中就有过这种主张。

例如，犯罪学家波莱蒂认为，当物质财富的增加时，必然对犯罪产生一种刺激，犯罪的增长与物质财富成正比。

［2］我国有学者赞同这种观点，并分化出4种学说：（1）同步增长说。

经济发展是导致犯罪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2）相对增长说。

在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和存在制度上的漏洞，在一定的时间和区域犯罪有一定的增长是必然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是一种普遍规律。

（3）有条件的代价说。

犯罪的增长是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不过，这种代价是有条件的，即经济对犯罪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而间接地引起犯罪的增长。

（4）远正近负说。

在短期内，经济的发展对犯罪的增长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都存在，但是总的来讲是负面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则呈正效应。

［3］其二，负相关论。

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的增长不仅不会导致犯罪的增长，而且还会为阻止犯罪的增长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

有学者指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会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

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某些类型的犯罪可能有所增加，那是商品经济还不成熟的结果。

随着商品经济的完善，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的发展与犯罪呈正相关的规律在我国不会出现。

其三，无关论。

即认为犯罪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

著名犯罪学家加罗法洛考查了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和犯罪的关系，得出研究的结论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增长绝不会导致犯罪的增加。

”他还认为，文明对犯罪具有重要作用。

“文明的一个有益的作用是犯罪活动的专门化”，“文明的作用只是改变了犯罪的外部形式”。

［2］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相近的观点，认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同步的现象主要是由其经济畸形发展造成的。

［4］还有论者明确指出，“我们认为，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变化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经济发展不是导致犯罪增长的必然因素”。

［5］然而，相互作用是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基本特征。

经济因素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因素，对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一结论是为社会科学研究所证实的基本结论。

完全否认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显然是不妥当的。

虽然经济发展只是经济因素的一部分，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提高，无关生产关系，但是，由于经济所占据的基础性地位，经济发展必然会引发多种不同相关因素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就会与犯罪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使得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因此，无关论是不能成立的。

同时，负相关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犯罪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现实，为否定负相关论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例证。

但是，不能因此就得出正相关论是科学的结论。

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直接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它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的简单的关系。

肯定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具有相关关系的正相关论与负相关论，在理论上都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

二、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的展开从我国的历史看，在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之间曾出现过两种不同性质的关联。

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至1956年，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犯罪数量和犯罪率出现了同步下降。

1950年我国刚结束长期的战乱，国民经济还没有得到恢复，犯罪数量和犯罪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同年我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为513,461起，犯罪率为万分之9.3。

然而，到了1952年经过三年的经济建设，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同时期的犯罪数量和犯罪率都有明显的下降，1952年我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为243,003起，犯罪率为万分之4.2。

1956年我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为180,075起，犯罪率为万分之2.9。

可见，在这一阶段两者的关系是负相关关系。

但是，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犯罪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长，在经济发展和犯罪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1976年，我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为488,813起，犯罪率为万分之5.24。

1980年我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上升为757,104起，犯罪率为万分之7.75。

此后，我国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一路高涨。

1999年我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为2,249,319起，犯罪率为万分之18．44。

［6］2006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犯罪案件立案数高达465.3万起。

无独有偶，美国也有相似的情况。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美国经济萧条时期，犯罪并未增加，甚至于犯罪的数量在减少。

而同是经济增长期，经济发展与犯罪率之间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相关关系：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同期的犯罪和青少年犯罪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而90年代同是经济增长期，犯罪和青少年犯罪却开始减少，甚至于在21世纪初犯罪率下降到30年以来最低水平。

［7］可见，在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或者负相关关系。

在笔者看来，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王良顺：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的辨正与运用其一，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具有双向性。

在经济发展对犯罪产生影响的同时，犯罪也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以前关于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的理论，只是看到了经济发展对犯罪所产生的影响，没有关注犯罪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实证研究证实，犯罪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例如，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腐败的猖獗对经济安全正在构成重大的威胁。

再如，某些种类的犯罪却会制造出畸形的产业，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地下的性产业具有巨大的经济规模。

其二，经济发展对犯罪的影响具有间接性。

如前所述，经济发展的直接后果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社会积累的增加。

这种改变不会直接地导致犯罪数量的增加，但是，由于经济发展这种生产力水平的变化会相应地导致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因素的变化，如分配制度的变化、失业率的增减，从而间接地影响到犯罪的变动。

因此，经济发展对犯罪的影响是间接的，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应当结合经济发展引发的相关因素的变化来具体地分析。

如果停留在抽象的层面来讨论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不可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其三，经济发展对犯罪的影响具有双重性。

经济发展对犯罪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既会产生导致犯罪增长的因素，也会产生影响犯罪下降的因素，两种性质的因素同时存在。

而且，经济发展对不同犯罪类型的影响还会有所不同。

正是这种双重性质的影响更加重了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经济发展对犯罪之间的影响大致上可以分为对犯罪数量的影响与对犯罪类型的影响两个方面。

在对犯罪数量的影响上，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的复杂关系表现为：首先，经济发展会产生刺激犯罪增长的因素。

这种因素我们可以称之为消极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物质财富数量增加，生产力要素加速流动，从而制造出更多的犯罪机会。

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是整个社会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总量增加，相同空间范围内财物的密度和价值也在增大，这就在客观上为财产犯罪制造了更多的犯罪目标。

同时，经济发展要求生产力要素流动加速，生产力要素的流动包括就业人口的流动和生产资料的流动。

人口的流动会导致这部分人口在一定时间内失去社会控制，而生产资料流动性加速则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密度进一步增加，这也制造出了更多的犯罪机会。

创立日常生活理论（routine activity theory）的犯罪学家马库斯·费尔森（Marcus Felson）研究了美国从1947年至1974年日常生活的变化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

他发现，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表现为：其一，青少年人口的增加。

其二，容易携带和移动的小型电气产品的普及。

其三，双职工家庭的增加与传统社会连带关系的淡薄。

他认为，这三个原因共同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犯罪的增长。

［8］而其中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与物质财富的增加与形态变化有关。

其次，刺激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伦理规制的力量受到挑战。

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在短时间里积累巨额的物质财富，人们更加充分地体验到物质财富给人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利用所占有的财富进行交易，人们还可以获得稀缺的社会资源。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催化之下，占有物质财富的数量逐渐成为标志社会地位和成功程度的重要因素，追逐物质财富已经成为社会认同的重要价值目标，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得到了强化。

在此条件下，有些人容易滋生物质财富是唯一目标的价值观，甚至轻视或者嘲弄社会规范。

相应的，伦理规制人们行为的功能受到了挑战，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观念日益加重，成为有些人实施犯罪或者越轨行为的心理支撑。

再次，社会竞争加剧，失业率增高，导致社会紧张程度升高和社会冲突增加。

经济发展需要提高生产效率，而提高生产效率往往导致社会竞争程度的加剧。

适度的竞争是健康的，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是，如果社会竞争过于激烈，会造成多方面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人们的心理压力增大。

而承受的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如紧张、焦虑，甚至滋生心理疾病，制造出犯罪的心理基础。

经济发展的常态是不断提高机械化、信息化的水平，其结果是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条件下，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会相应下降。

因此，失业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

我国人口众多，是一个劳动力资源过剩的国家，同时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时期。

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失业现象更为严峻，其特点是失业表现为显性失业与隐性失业的叠加。

所谓显性失业，是指登记失业率。

所谓隐性失业，是指虽有职业但就业不充分、低效率就业的非公开失业。

我国的隐性失业现象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存在大量的冗余劳动力，在农村，则主要表现为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高水平的失业率是诱发犯罪的重要因素，因为，一方面，失业人员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的情绪，另一方面，失业人员空闲的时间多，在其他负面因素的作用下，易于结成犯罪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