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合”与“分”-精选资料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合”与“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中共十八大报告对道德浓墨重彩的强调，为我们全力传递社会正能量、实现“中国梦”指明了方向。

映射出党和人民“崇德向善”的美好道德愿景。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不仅要吃透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本质。

夯实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统领地位，也要理性审视中国传统道德智慧，明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智慧的“合”与“分”，厘清道德理论的学术混沌，为公民道德实践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道德观作为这一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是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对西方传统“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工具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在理性审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西方传统道德基础上，最终选择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道德观的理论原点，突出人的需要，承认道德的物质制约性、阶级性、历史性，凸显利益是道德发展的力量之源，崇尚自由和公平正义，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道德追求的“此岸世界”，实现了西方传统道德工具论和本体论的统一，最终促成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质的飞跃。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起点。

拒斥“永恒道德论”。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最终决定于经济关系的社会存在，人们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道德作为应然性的要求，保障个人与群体生产生活需要的满足，从而促使人类道德观的萌芽。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向我们昭示了道德不是完全独立的实体。

它的发生与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方式，具有很强的物质制约性，这突破了西方传统道德形而上唯心主义道德观的桎梏。

同时，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是在与资本主义旧道德的斗争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肯定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对推翻教会和封建专制统治所起的积极作用，更深刻揭露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赤裸裸的金钱和利益道德，而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幌子，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

而无产阶级是在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中成长起来的劳动阶级。

秉承集体主义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充分继承了劳动人民和革命阶级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的优良品质，保障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所以。

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催生不同的道德观，不存在杜林所谓的超阶级、超历史、超民族的“永恒道德”。

（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崇尚公平正义。

强调自由与平等、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公正是一个历史范畴，公正与非公正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映，并伴随历史的变更而变化。

在封建社会里，资产阶级坚持公正旨在推翻封建特权，实现资产阶级利益，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推崇的公正则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本阶级的统治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公正的虚伪性，把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作为无产阶级实现真正公正的本质内容，但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社会公正的差别。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

正如列宁所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

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公正是受一定历史条件限制的。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各领域的完善，人类的历史将逐步趋近于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道德的应然性。

人类从道德自发过渡到道德自觉和道德自由，社会的公正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同时，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所渗透的公正原则主张“自由与平等、权利与义务”范畴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把平等看作是人类的基本权利，而实现真正的平等就必须要超越资本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平等才是真实的。

人们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人民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是统一的。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的不等就是不公平、非正义。

（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倡导人道主义。

旨在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

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把“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核心理念，它昭示着人的权利、尊严、人格和自由的觉醒。

在封建社会，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反对封建特权方面具有进步性。

但确立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无法摆脱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金钱与利益交换在资产阶级内部盛行，人道主义成为资产阶级抽象的说教。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批判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说教，主张将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同反对剥削和压迫联系起来，把争取个人的自由、权利同争取全人类的解放联系起来，在继承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加以扬弃。

从而将人道主义推向更高的道德境界。

此外，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突出“现实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产生”是道德观发生的历史前提之一。

马克思认为，人的道德意识并非单纯地服从社会物质生活实践，而是能够积极能动地认识、改造社会存在，说明道德具有相对的独立实体性。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人的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发展中实现了人的主体价值与道德本身独立实体性的和谐统一。

最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追求的目标，旨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人只有在这样的联合体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主要思想中国传统道德观在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洗礼后，积淀了厚重的道德底蕴。

虽然不乏一些封建糟粕，但更多地是传承人本、和谐、整体与正义思想的道德精华。

在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今天，依然是提高我国公民道德素质、实现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历史文化瑰宝。

（一）“人道仁爱”的人本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本思想孕育于西周初年的‘敬德保民’观念，萌芽于春秋时期的‘民为神主’观念，形成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人最为贵’观念。

”这种人本思想以人为根本，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价值的实现。

我国传统道德观中，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以“仁爱”为主线，“仁”既强调人的内在修养的养成，又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核心是爱人，这正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仁者人也”、“仁者爱人”说明“仁”是“人”所必须，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爱护、相互体恤，才是具有人之人性，成为真正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体现了孔子的“忠恕”思想，做到推己及人。

孟子的“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则把孔子的“仁爱”思想扩展至社会领域，提倡克己复礼、厚德载物的道德观。

墨子则把“仁爱”理解为“兼爱”，“兼相爱、交相利”，提倡爱人，视人若己，达到自爱和爱人的统一。

同时，儒家的人本思想还体现在治国安邦上，《老子》中记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把“民”（即人）看作是治国的决定性因素，突出“爱民、利民、达民”的民本思想。

（二）“和为达道”的和谐思想。

《中庸》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和为达道”、“和为贵”是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中遵循的重要道德原则。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谐思想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和”文化的集中体现，有“和谐、协调”之义，倡导“和而不同”、“取和去同”的处事之道，而“和”非“同”，“和”强调在多样性、多元化前提下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中国传统道德的“和谐”蕴涵着“和谐宇宙观、和谐天人观、和谐人际观、和谐社会观”等丰富的思想内涵，表达了人们对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社会的美好追求，儒家主张“和为达道”的和谐思想强调万物之间以及万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和谐，以“和”作为根本原则，在道德实践中坚持中庸之道，才能保证育养万物、天人和谐，正所谓“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乐论》）。

（三）“天下为公”的整体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最初是在以宗族和地缘为本位的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受生产方式的制约，公共领域和人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血亲情理”占据突出地位，“仁爱”的范围由“亲亲”推至“国家”，“家”即是“国”、“国”也是“家”，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为人们形成“天下为公”的整体思想提供了有利的历史条件，成为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推崇的价值理念。

中国传统道德观“天下为公”的整体思想还体现在重视群体利益上，《尚书·周官》记载：“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以天下、国家利益为重就是“公”，用公心消灭私心，民众才会归顺。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

平得于公”（《吕氏春秋，贵公》）、“出死无私，致忠而公。

”（《荀子·臣道》）正是反映了儒家“公忠”政治道德理念。

此外，墨家的“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法家的“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

法令行而私道废矣”（《韩非子·诡使》）以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观重整体、倡公忠的整体思想。

（四）“以义统利”的正义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义利之辨”长期存在，“义”与“利”的道德评价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形成了“以义统利”、“义即利”、“重利轻义”三大派别，其中最具深远影响的是儒家的“以义统利”、“义以为上”的义利观。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主张以“义”作为君子道德评价的标准。

但孔子并不反对“利”，主张“见利思义”（《论语·述而》），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孟子则更加推崇“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将“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而荀子所谓“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强调国家应把“义”当作利。

可见，儒家思想的“义”是“公正、适宜”之义，“以义制利”就是以公正适宜的道理来制约“利”，从而达到义利的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契合与超越道德观的发展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而继承和发展作为道德观的存在方式，必须结合时代主题进行批判地扬弃。

现代视域下，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合”（契合）与“分”（超越），就是在坚定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合理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观，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