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玄奘
玄奘的贡献和影响
玄奘的贡献和影响玄奘（602年-664年），又称玄奘法师，是唐朝时期著名的佛教高僧和学者。
他的贡献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对佛教文化以及中印文化交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玄奘的第一个贡献是他的求法之旅。
玄奘从唐朝出发，历经艰险，穿越沙漠和高山，最终到达印度。
他花了近20年的时间，跋山涉水，拜访了印度各地的佛教名山和寺庙，亲自向印度的高僧学习佛学。
通过这段长途跋涉，玄奘收集了大量的文献，带回了中国。
这些佛教经典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丰富了中国的佛教文化。
玄奘的第二个贡献是他的翻译工作。
玄奘回到中国后，他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翻译事业。
他将印度的佛经和佛教文献翻译成了中文，这些翻译作品被称为《大唐大藏经》。
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典籍之一，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玄奘的翻译精确而准确，还将一些印度佛教教义本地化，使其更符合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为中国佛教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玄奘的第三个贡献是他对教育的推动。
玄奘在长安创办了大舍利藏经塔，建立了一所佛教学院，供年轻人学习佛学和翻译技术。
这所学院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学子前来学习，成为了当时教育界的一颗明星。
玄奘还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他们继续翻译和传承佛教经典，为佛教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玄奘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他的翻译作品传播到了东亚各地，对日本、朝鲜等国家的佛教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他的翻译工作也为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使两国之间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总的来说，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他的求法之旅、翻译工作和对教育的推动，为佛教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还传播到了整个东亚地区，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家的佛教文化。
他的贡献和影响将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玄奘的历史评价
玄奘的历史评价玄奘是研究中国传统佛教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又是继承印度正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
他不顾艰难困苦，万里迢迢去天竺寻求佛法，搜集到大量的佛教典籍，进行翻译和讲说，同时撰写《大唐西域记》，不仅深远地影响了东亚文化（包括中国文化、韩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东亚文化能在世界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译经史上，玄奘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翻译家对于译经各有贡献，但从总体上说，玄奘的成就都在他们之上。
印度佛学从弥勒、无著、世亲，次第相承，直到陈那、护法、戒贤等人，已定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五科。
玄奘的翻译工作，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无疑起到了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作用。
真诚学习玄奘法师自出家以后，在各地参访学习佛教大小乘教典。
由于当时传入中国的经典有限，很不完备，众师解说不同，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于是为了“一睹明法了义真文”，以求得佛教真理，决心西行求法，虽未得唐太宗批准，仍偷渡出境，冒险寻求真理。
不顾安危在西行路上，备经艰难险阻，走过八百里大沙漠的行程，情况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人马俱绝”。
有时忍饥挨饿，有时盗贼威胁，但法师志向坚定，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
”这种为法忘我、不怕牺牲的精神，体现了大乘菩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行愿。
苛求真理法师西行，历经50余国，向各国佛教学者学习大小乘经典，还有因明、声明乃至婆罗门教典籍。
在那烂陀寺依止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中论》、《百论》等，被选为深通三藏的十德之一。
法师通达内外、大小、空有教义，并能会通融合、登峰造极。
建正法幢法师为破斥外道邪说，捍卫真理，写出《制恶见论》；为融合般若瑜伽，建立中道观，息灭空有之诤，写出《会中论》。
在戒日王召开的曲女城佛学辩论大会上，立“真唯识量”，无人能破，一时名震五印，万人景仰，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为“解脱天”；又应请参加无遮大会，受到帝王、宰官、僧俗群众的尊崇。
唐僧的形象和性格是怎样的
唐僧的形象和性格是怎样的唐僧是中国神话《西游记》中的主角之一，他是一位出身于唐朝，被封为玄奘大师的高僧，因其一颗化缘心和顽强的意志坚持着曲折而艰辛的取经之旅。
他的形象和性格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个方面，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对道德、伦理和信仰的理解。
在本文中，我将探讨唐僧的形象和性格是怎样的，并阐述他的意义和价值。
一、唐僧的形象唐僧作为西游记中的主角，他的形象被堪称为中国文化经典的形象之一。
他的外貌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头戴高幞帽，身穿袈裟，手执佛珠，满脸皱纹，骨瘦如柴。
这些特征既展示了他道家文化的外在标志也代表了一个真正的僧人形象。
在受困和通行的过程中，唐僧的形象也逐渐发生变化，他的头发渐生白发，皮肤也变得黝黑，彰显了他历经千辛万苦，不屈不挠的精神。
二、唐僧的性格1、谦虚谨慎唐僧作为一位高僧，其修行和见识自然有过人之处。
但他从不骄傲自大，对待人事物总是心存敬畏和谦虚谨慎。
他的一生专注于文化艺术和佛道理念的学习，并不断修正自己的个人看法。
2、心怀慈悲唐僧在取经之路上总是情深意重地护持那些遭逢险境的人们。
他常常伸出双手拯救路上的孤儿、病患，甚至连那些看似可恶的妖怪也不落于他的慈悲之下。
他的这种心怀慈悲的精神成为了近世人们所推崇的道德标志。
3、不屈不挠唐僧的取经之路是充满艰险与险阻，并且总是不断受到各种来自此路上的各种阻碍和考验。
但唐僧坚定不移地为达成自己大愿而奔走，他对宗教方面的信仰和忠诚坚决有力，尽管多次被误解和陷害，但唐僧一次次化险为夷，在这种不屈不挠地精神引领下踏上天涯的旅途。
4、善于分辨唐僧经受着各种妖魔鬼怪的恶意诱惑，但他却总能坚定不移把握佛教信仰和法义，通过自己辨识能力得到的智慧获得自我认知。
他的分辨之能力在西游记中是显著的，他不仅不能被妖怪所迷惑、不能被欺瞒，还能仁慈地指引那些走错路的人。
三、唐僧的意义唐僧的形象和性格以及其一生所承担的神圣任务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对精神和道德信仰的理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谈-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
浅谈中的唐僧形象摘要：《西游记》的作者塑造人物形象常常把他们跟某种动物的体态习性糅合在一起，人物一起，人物思想性格和动物体态习性的巧妙结合，使《西游记》的人物故事具有神话、童话的浓厚色彩，作者在这方面的艺术处理上又很注意个性化。
《西游记》里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但是在取经师徒四众中，唐僧和沙和尚这两个艺术形象的塑造就比较差。
唐僧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内容显得比较贫弱，而且作者在描述他的性格特征时，采用的也是单调、重复的手法。
如写他的软弱无能、胆小畏难，不是写他的“纷纷落泪”、“魂飞魄散”，就是他惊得“坐不稳鞍，翻跟头跌下白马”。
但他对取经的坚定信念、丝毫不为财色诱惑，以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普度众生的“大我”精神也是令我们所佩叹的。
特别在德育教学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唐僧胆小怕事信念圣僧人生修养《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有些塑造得成功，而有些就显得稍逊一筹，其中对唐僧的塑造却是显得贫弱。
一、历史中的玄奘与艺术形象中的唐僧唐僧取经本来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唐太宗贞观年间，僧人玄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取经，他历经艰难困苦，前后花了十七年时间，来往了几万里路，终于取得了六百多部梵文佛经回到长安。
回国以后，他奉旨主持佛经第二翻译工作，并口述西行见闻，由他的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的佛教遗迹兼土地出产、风俗人情等状况。
后来他的门徒慧立又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着重讲述他西域取经的详细经历。
这两部书虽写真人真事，但因一是佛教发源在的见闻，二是教徒的传说，所以都有神异的色彩，《大唐西域记》里面便是记述了许多宗教传闻和佛经里面的故事。
又由于在当时交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唐僧竟能孤身西行，取经还东，这件事情本身就带有某种传奇性，所以取经故事流传到了民间，就逐渐离开了现实而有了越来越多的神异内容。
《西游记》的作者大胆的改造了唐僧取经故事原来的思想内容。
历史人物的玄奘跟《西游记》里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的唐僧是大不相同的。
玄奘的贡献和影响
玄奘的贡献和影响玄奘，一位卓越的佛教高僧，他的贡献和影响深远，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故事和精神也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真谛、积极向上。
玄奘，汉族，出生于陕西渭南，他早年时代师药师法师学习佛教。
后来，他听说印度有更为深奥的佛法，遂决定亲自前往。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玄奘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历时17年，历经险阻，经断奶、饿肚、火山、沙漠、瘟疫等惊险情景，走过了中国北部、中部、南部、西北部、以及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家。
在印度玄奘拜师于南印度大师般若多羅三藐三菩提，习得梵文、佛教经典及其他方面的知识。
在印度呆了14年，收集珍贵的佛经两百四十七部，汇编了《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著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玄奘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将印度佛教带回中国，抑制了中国佛教的分散和混乱，使佛教传播发生了变化。
其次，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成为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最早的研究资料;在文化交流方面，玄奘在印度期间，与东罗马帝国的外交官进行过交流，这使得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日益深入，为中东民族的了解奠定了基础;此外，还将佛教的开放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外兼收并蓄的精神进行了充分的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玄奘的故事和精神也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启迪和激励。
玄奘富有精神力量，他不断克服困难，积极探索，并最终取得佛教传统的史诗式的传奇经历。
他勇敢地打破传统束缚，到异国他乡打开人类知识的新世界，这种战胜困难的精神和永不言败的坚韧让人敬仰。
他在世界各地旅行中的途中，多次遇到险情，但他从不屈服，始终怀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这种勇气和不屈不挠的心态更是改变了人们对生命的理解。
综上所述，玄奘的贡献和影响深远，他开创了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先河，他的经历和精神更是激励着人们勇不停的前行和探索，为人类文化繁盛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和智慧。
对唐僧的人物评价
唐僧，即玄奘法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教传播者、翻译家和思想家。
他出生于河南洛阳，本名陈祎。
根据小说《西游记》的描绘，唐僧性格谦和、慈悲、毅力坚定，具备较高的道德品质。
以下是对唐僧的人物评价：
1. 谦和有礼：唐僧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始终保持谦和的态度，对弟子和同行者关爱备至，以礼待人。
他对佛法的虔诚和敬畏之心，得到了众多神仙和国王的尊敬。
2. 慈悲为怀：唐僧具有浓厚的慈悲心，一路上拯救苍生，化解纷争。
他对妖怪也心怀感化，使之放下屠刀，改邪归正。
这种慈悲为怀的品质，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3. 坚定的信仰：唐僧立志西天取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在面临生死关头时，他始终坚守信仰，坚信佛祖加持，最终圆满完成了取经任务。
4. 学识渊博：唐僧具有丰富的佛学知识，西天取经的过程中，他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
回国后，他在长安弘福寺主持译场，培养了一批优秀弟子，为中国佛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5. 忍辱负重：在《西游记》中，唐僧屡次遭受误解和陷害，但他始终忍辱负重，为实现取经目标而努力。
他的坚韧品质，成为许多人学习的楷模。
综上所述，唐僧是一位具备高尚品质、学识渊博、慈悲为怀的高僧，他的事迹传颂千古，对中国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玄奘的贡献和影响
玄奘的贡献和影响玄奘（602年-664年），又称三藏法师，是中国唐代佛教大师和翻译家，因他的贡献和影响，被尊为佛教禅宗六祖慧能之后的七祖。
玄奘在佛教翻译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他的努力使得佛教教义广泛传播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玄奘最显著的贡献之一是他的翻译工作。
他前往印度学习佛教经典，历时17年，翻译了总计657部佛经，约1315卷，涵盖了不同部门和不同风格的经文。
他的翻译艺术倾向于保持原作的风格和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转化为汉语。
这种精确的翻译使得佛教教义更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玄奘不仅仅是一名翻译家，他还将自己的学术成果融入到了自己创造的瑜伽行派中。
他的瑜伽行派注重行持和禅定，主张通过修行达到觉悟的境界。
玄奘的瑜伽行派对后世的禅宗和净土宗等教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玄奘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佛教传播和学术研究方面，他还为佛教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
他在长安建立了大曆寺，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佛教学院，吸引了许多学生和僧侣前来学习。
玄奘还亲自编写了《大曆藏经目录》，将自己的翻译成果整理并分类，为佛教经典的传承保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
玄奘的影响不仅停留在中国，他的佛教翻译和学术成果也对其他亚洲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译经成果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印度、斯里兰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促进了这些地区佛教的发展和传播。
玄奘的翻译方法和学术成果为这些国家的佛教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此外，玄奘作为一位佛教徒，在信仰方面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他倡导了佛教的中庸之道，并强调了求道的过程中的自我反省和反思。
他的教诲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观念和精神追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之，玄奘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佛教翻译工作、学术成果以及对教育体系的建立都为佛教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而是扩展到整个亚洲地区。
他的教义和学说为佛教界提供了文化交流和交流的桥梁，对于佛教的繁荣和传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僧人物分析
一
从个体形象而言，唐僧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僧侣，是中国古代历代取经者的形象代表。其所受的磨难集中了中国古代历代取经者的磨难。从这个角度谈，书中的唐僧与历史上的唐玄奘是合拍的。在《取经诗话》中，唐僧被设计成是两次西行求法而中途遇难的高僧的转世。历代僧侣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纵横南北，往来东西，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传播了其他文化信息。这些人不但精通佛家教义，而且本身就是文人。同时他们又通过一些著名的文人进一步传播佛教教义和美学思想。其影响所及，不仅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1]。文化僧侣们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应该说，作为学者的《西游记》作者对古代的取经故事是有所了解的。《西游记》虽然是孙悟空贯穿全书，但中心还是取经故事，还是以唐僧取经路上的磨难为主体来展开的。第九十九回中写菩萨询问取经四众的情况，诸神道：“委实心虔志诚，料不能逃菩萨洞察。但只是唐僧受过之苦，真不可言。他一路上历过的灾衍患难，弟子已谨记在此。这就是他灾难的簿子。”菩萨仔细看了他所经历的苦难。对于唐僧对取经事业的一片赤诚之情，对生命的无比爱惜珍重之意，作者是大加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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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玄奘【摘要】在课堂上观看了大型纪录片《玄奘西行》，发现玄奘这个形象和吴承恩笔下的唐三藏大大不同，历史中他不是金蝉子转世，没有三个本事了得的徒弟，也没有诸路神仙的帮衬，也不是小说里的优柔寡断，在纪录片里，我看到了一个有毅力，有勇气，有作为的凡人，他用了17年，走了5万里穿越了中亚，到达了南亚。
于是我很好奇他究竟在历史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关键词】玄奘；西行：佛经翻译；翻译观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28岁时，抱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西行17载，其间历经千辛万苦，回国后的二十年中，毕生从事佛经翻译，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共计1千多万字，玄奘的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
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著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佛教史家把鸠摩罗什以前的译经称作“古译”，罗什及其后的译经称作“旧译”，而把“新译”的名称给予玄奘。
可见，玄奘践行的翻译观为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是其取得辉煌成就的理论基础。
对于玄奘的翻译，有人视为“唯一精确直译之文，忠实于印度原文”，也有人视其为“不忠实于原文的意译”（吕澂语，《覆熊十力書七》）。
两种看法均有其客观分析的基础，从玄奘的译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端倪。
不过，结合两种观点，更能通达玄奘翻译思想之核心——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玄奘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实为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正如梁启超所云，“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参见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玄奘所立“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特别是译名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文通过剖析玄奘译经的理论主张，结合当今翻译思想，将其置于现代视野下，诠释其理论意义。
2.理论主张的历史背景及其渊源玄奘是伟大的翻译实践家，汉语功底深厚，西行17载，又造就了高超的梵语水平，精通语言又深通佛理，译文似天成之作，登峰至极，“览文如己，转音犹响”（《大唐西域记》）。
玄奘译经的质量，达到了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
实践成就一方面得益于理论指导，同时又提升理论认识。
因此，尽管玄奘的译论留存极少，但其思想精华闪现出的光芒历经千年，依然眩目。
从翻译历史看，玄奘并非实践第一人，亦非理论先行者，在其之前，译论已散见，各家观点也形成了争锋的局面。
玄奘在译经繁荣、译家辈出的时代，超凡脱俗，毕其终生于佛经事业，剖析当时的背景及历史渊源，有助于了解其理论主张的基础和源头。
佛经翻译始于汉代，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时，安世高已经开始较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了。
然而，一般认为，佛经译论开篇当推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参见陈福康2000：6）。
支谦认识到翻译之难——“名物不同，传实不易”，进而审视时下之观点，起初责“质直”之言为“不雅”，后则附众随流，在“实宜径达”声中，也便“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了。
可见，在佛经译论诞生初期，直译、意译之争便开始了，支谦在直译的洪声中，既有随附，也有阻抗，其译文“辞旨文雅，曲得圣义”（《高僧传》）。
当时众译家还引用老子和孔子之言为其直译观辩护，这说明我国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传统文论和翻译理论紧密结合。
其实，这种“弃文存质”的直译主张是翻译早期发展历史的必然反映，因为早期的佛经翻译不仅受制于译者的双语水平，还受到文化的阻隔，而且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足，经文质朴而旨圣，译经“唯惧失实”，应该“得本缘故”（道安语），力求符合原文原意。
由此可见，我国开篇译论孕育在直译占主导的土壤之中。
随着佛家文化渐入本土，异质之言或径入或文饰，佛经翻译家也注意到佛家经典与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的融合社会必要性，译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
从道安对意译的斥责可以看出当时的意译之风。
道安（314-385）坚持“委本从圣，乃佛之至诫也”，反对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
“五失本，三不易”概括了其理论主张及其对翻译的认识。
鸠摩罗什（344-413）通晓梵汉，堪称“译界第一流宗匠”（梁启超语），其译经质量受到很高评价。
从其译经来看，罗什偏意译，趋文饰，注重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因此，其译文“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赞宁语参见《宋高僧传》）。
罗什对翻译的见地隐于一个妙喻之中，“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参见陈福康2000：18）其后高僧对于“文”、“质”之见，多执中用两，持一种辩证、厥中的看法。
彦宗（557-610）著《辩证论》，“以垂翻译之式”（彦宗）。
从评述历代译经及译论到经验总结，再到垂范译者的“十条”、“八备”，彦宗对翻译的探讨“可谓深探本源”（梁启超语），说明我国古典译论已从论述翻译方法扩展到了对翻译主体的关注。
可见，玄奘所处时代已是译事兴盛，译论纷呈，盛世大唐，百业更兴。
玄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竭其精，毕其生，致力于佛经翻译，成就千秋伟业。
可以说，玄奘的译经思想萌发于历史沃土，成熟于躬身实践。
下面将对其思想核心进行剖析，以灼其华。
3.方法论与“五不翻”佛经翻译至玄奘时已是异彩纷呈，各家观点虽有争论，但并不排斥，在直译意译的统领下，各显千秋。
“质”者存其真而近于理，“意”者得其体而隐于形。
按佛教史家的古译、旧译和新译之分，鸠摩罗什开启了一个时代，而玄奘则将佛经翻译引领到了新的高峰，登峰造极的不仅仅在于译著的数量和质量，还在其秉持的原则和方法论。
玄奘之前的译经，方法和过程同一，先按梵文逐字搬译，再按汉语语法改写，最后由笔人润饰。
其中辗转传递，加之个体之间认知和阐释的差异，必然造成语词增减，原意走失。
玄奘则不然，梵汉精晓，佛理深通，“览文如己，转音犹响”（《西域记》）。
其译文顺理成章，一气呵成。
关于玄奘的翻译方法，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进行过专门研究，在对勘玄奘所译的《集论》和《俱舍论》后，总结出了六种翻译技巧（参看马祖毅1998：66-68）。
1）补充法。
玄奘译经时，为了使读者了解，常常加几个字或一两句话。
如俱舍论品：“大德法救复作是言”，原文没有“法救”二字，加上之后可使读者知道“大德”指的是谁（法救是人名）。
再如“为对治彼八万行故，世尊宣说八万蕴”，“八万行”是原文中所没有的，但若照原文直译，只译出一个“彼”字，便可能产生误解。
2）省略法。
玄奘的译文删略原文之处极少，而且限于无关紧要之处。
如在“adi，等”之前删节一些“等”字可以包括的字词。
3）变位法。
改变梵文的次序，如《集论》中“avinirbhayarttyatiniyatamupadaya”，玄奘译成“随转我所故，不离我所故”，颠倒了两句的次序。
4）分合法。
玄奘运用此法翻译梵文复合词，有时“分”，如《集论》中“sat cetanakayahcaksuhsamsparsajcetanasrotraghranaphvayamanahsamsparjacetana”，被译成“六思身，眼触所生思，耳触所生思……”，在原来的“耳鼻舌身”每个字后添加“触所生思”；有时“合”，如《集论》中“yascapurvantaklpikadrstayahyascaapararrakalpikadrstayah”，直译应为“计前际见，计后际见”，但玄奘合译为“计前后际见”。
5）译名假借法。
使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专门术语，使含义格外清楚。
如一般使用“识”来译“vijnana”，但玄奘有时用它来译“citta”（心）；“心”字一般用来译“citta”，但他有时用“心”来译“dharma”（法）。
6）代词还原法。
把原文中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有时在名词前加“此、彼”等字样。
此六种技巧在玄奘的翻译态度和原则指导下，运用自如，终成大师杰作。
玄奘翻译方法如是丰富，然其论述留存极少，后世从零散的材料中将其译论归结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在直译意译的争执中，玄奘执其中，既不偏“质”，也不过“文”，因为“文过则艳，质甚则野”（《大唐西域记》）。
从玄奘的译文形式看，“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参见马祖毅1998：65）。
他引用孔子之言“必也正名乎”，强调翻译必须音不讹、语不谬，才能义不失、理不乖。
有学者（吕澂）指出，玄奘翻译擅胜之极在于融化原文中的义理，熟练而巧妙地拿一家之言来贯通原本。
由此可见，玄奘的“文、质”平衡技艺是多么的高超，确实做到了“真、俗”的高度统一。
如果说旧译是对古译的突破，那么玄奘开创的新译则是佛经翻译新的里程碑。
玄奘认为在“不违本”的原则下，“传经深旨，务从易晓”（《大唐西域记》），并力图纠正旧译之艰涩和失本。
他制定的“五不翻”原则尤为后世所推崇。
其实，玄奘译论之精华所在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一是“五不翻”；前者针对段落结构而言，后者则针对名词而言。
“五不翻”具体为：1）秘密故，如“陀罗尼”；2）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3）无此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4）顺古故，如“阿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5）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参见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
“五不翻”对名词和名称的翻译作出了具体的指导，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孔子的“名从主人”之说，实际上，玄奘常引用孔子、老子等人之语为其辩护，思想上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和古典文论。
4.玄奘译论的现代意现代译论在现代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关照下，逐渐走向系统化、科学化，译学研究得到蓬勃发展。
对翻译的多视角研究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从多样性中看到了翻译的方方面面，这种多维度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传统译论是现代译论的奠基石，因此，对传统译论的反思便成了构筑现代翻译学的理论诉求。
我国译论始于佛经翻译，在数百年的译经史中，译家的丰富经验凝结而成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理论大川，历经千年，经久不息，为现代译论的开创奠定了理论根基。
在译经大师中，玄奘虽谈不上理论大家，然其精华灼现，灿若星辰，尤其在方法论上，影响后世极为深远。
玄奘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原则。
在义理上，他反对古代译经家的‘达意’原则而提倡忠于原本、逐字逐句信笔直译之译法，是谓“求真”；在文法上，他应用六朝以来字句偶正奇变的文体，再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融成一种“整严凝重”的翻译风格，既恰当的体现了印度佛教原典的结构，又符合中国的文法习惯，是谓“喻俗”；在一些关键词汇（名词和名称）上，他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为后世所共许。
将玄奘的翻译原则置于现代视野下，仍可见其光芒。
严复的“信达雅”原则，严格意义上说，是对传统译论的总结升华，玄奘在持“信”的基础上，已开始寻求上升到类似“达、雅”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