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诗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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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发挥_以李商隐的_锦瑟_英译为例

译者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发挥_以李商隐的_锦瑟_英译为例

收稿日期:2005-09-21作者简介:蔡立胜(1975-),男,硕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译者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发挥以李商隐的 锦瑟 英译为例蔡立胜(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200062)摘 要:诗歌是诗人情志的独创性抒发,翻译诗歌时同样要求译者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把原诗的情、韵、意完好地再现出来。

主要围绕不同译者在翻译 锦瑟 一诗时对典故的处理方式探讨了译者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并谈及译者创造性发挥的限度问题。

关键词:诗歌翻译;李商隐; 锦瑟 ;创造性Abstract:Poe ms are created in unique ways by emotion-stimulated poets.I t s essential for the translator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ir creativity and re-create the emotions,rhymes and ideas of the originals.Focusing on the ways in which the different translators treat the literary quotations used in The Ornate Zither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exert the translators creativity to a satisfying e xtent.Key words:poetry translation;Li Shangyin;The Ornate Zither ;creativity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2006)04-0014-07一、概论关于诗歌能不能进行创造性翻译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难有统一的见解。

吕叔湘(2002)在谈到宾纳译唐诗三百首时说: 至Bynner 以唐诗三百首乃好出奇以制胜,虽尽可依循原来词语,亦往往不甘墨守。

【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诗歌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要性诗歌翻译,使用的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

这种语言要能够重现原诗作者通过他的形象思维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形象。

因此,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诗歌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译作读者能产生与原作读者同样的艺术享受,译作就必须成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

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翻译已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说过:文学作品是“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排列)”,但是最好的原文变成对等的译文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因为西方文字比较接近,对等的译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而中西文字差距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时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

即要想译文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效果,则要靠中国的再创论或神似论。

在实际的诗歌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承。

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

因此,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是极为必要的。

二、许渊冲与庞德中诗英译的创造性叛逆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诗人特别强调炼字炼句,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既遵守语言规范,又超越语言规范——即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或创造语言。

诗歌的语言美是构成诗歌整体美的一个重要部分。

脱离或忽略了诗歌的语言美,诗歌的美也就无从谈起。

从识解理论看古诗词英译中的译者创造性发挥的限度

从识解理论看古诗词英译中的译者创造性发挥的限度

从识解理论看古诗词英译中的译者创造性发挥的限度庞青秀王晓慧钱致富摘要:识解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决定了对应的语言表达。

本文从识解理论的三个维度(详细度、视角和突显),探讨古诗词英译中译者创造性发挥的限度问题,以期促进译者在合理识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创造性。

关键词:识解详细度视点突显译者创造性限度一、引言“认知语言学将语义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语义又是来自对事物的认知过程,这样,概念结构体现为语义结构,语义结构又促动词法和句法结构。

”(赵艳芳,2021:12)。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不带有个人的观点。

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极大的自主性,同时又必须受到原文本的限制。

古典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诗英译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古诗词语言简洁,含义丰富,为译者留下了充分的创造性翻译的空间。

然而译者的创造性翻译并不是随意发挥的,而是有一定限度的。

本文试图从识解理论分析古诗词英译中的译者创造性发挥的限度。

湛明娟、张景华(2021)指出,国内将兰盖克的认知识解理论应用于诗歌翻译研究的有:1.以整个认知识解理论为框架研究诗歌翻译。

2.从认知识解的某一纬度出发分析诗歌翻译。

前人先贤用识解理论对诗歌翻译的研究几乎涉及方方面面,而用识解理论微观化探讨译者创造性限度的问题却少之又少。

本文试图从识解理论的三个纬度(即详细度、视角和凸显)出发,探析诗歌翻译中译者发挥创造性的限度问题。

该理论为探讨诗歌翻译的译者创造性限度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使译者能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创造性,以提高译文质量。

二、识解理论由于个人经历的差异,不同的人对同一句话、同一场景的识解方式会有所不同,这也相应地会引发不同的语言表达。

“同一事件或场景,识解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其进行主观化识解,并产生相应的语言表达,其结果是一些语言表达虽然表征相同的概念内容,但是因它们内含不同的识解方式而导致产生语义上的差别”(陈忠平,2021)。

论庞德对中国古诗的创造性翻译

论庞德对中国古诗的创造性翻译
汉 语 , 的翻 译 是 通 过 媒 介 如 凡 诺 洛 莎 的 手 稿 完 成 的 , 而 译 里 的影像 , 他 因 可以毫无差别地反映原作 , 也就是说一部作品在经 文中难免会 出现错误 ; 另一 方 面 , 为 一 名 诗 人 , 其 翻译 过 历 了翻 译 的过 程 以后 ,就 不 可 能 是 1 1 果 了 ,而 是 1 1 , 作 在 =结 — # 而 程 中也 难 免会 留 下具 有 诗 人 本 身 个 性 和 特 点 的影 子 ,因 而 不 1 # ≠1 ,甚至在考 虑到不 同历史 时期的意识 形态 因素 ,有时
少 国内人 士对此颇有 异议 , 甚至是强 烈的反对 , 他们认 为这种 1> 也 是 可 能 发 生 的 。 #1 没 有忠实原 文的译文是 对中 国文化 和语言 的迫害和侵 犯 , 是 刻意对 中国五千年文化 的篡改 ; 然而 , 其实 不然 , 从翻译 的 目

以庞德 翻译 的李 白的《 黄鹤楼送孟 浩然之 广陵》 为例 , 进
望 通 过 阐 释 和 说 明 庞 德 翻 译 的 创 造 性 为 今 后 关 于 庞 德 作 为 州 ” 也被舍弃 了, 却有 了“lr doe te vr, b r rh f e” 显然 , ue v i 以上这些
“ 造” 创 译者的研究 提供一定 的帮助 , 在促进人 们对文 化交流 都 可以视 为庞德 的翻译错误 ,然而正是这些所谓 的翻译错误
论庞德对 中国古诗 的创造性翻译
王金 月
( 阳师 范 大 学 , 宁 沈 阳 沈 辽 10 3 ) 10 4
【 摘
要 】 在 庞 德 的 翻 译 作 品 中, 其翻 译错 误 被 视 为 艺术 创 造 的体 现 。对 原 作 的 创 造 , 原 作 注 入 了新 的 活 力 ; 为

中国古诗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杜甫《春望》的翻译为例

中国古诗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杜甫《春望》的翻译为例

中国古诗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杜甫《春望》的翻译为例摘要:中国古诗文化繁荣多彩,随着“一带一路”等经济文化纽带的牵引,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正得到不断的拓展和延伸,为了促进文明文化鉴赏,使中国古诗走出国门,展现中国智慧,传递中国情怀,做好古诗翻译十分必要。

目前,在译者如何促使古诗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做好古诗翻译这一方面已经有了诸多的研究。

本文旨在创造性叛逆的背景下,探讨创造性叛逆中的译者主体性是如何确立的、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体现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翻译“信、达、雅”原则的背离这三方面。

关键词:中国古诗翻译;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性;“信、达、雅”原则1.导语众多学者以多种视角和学科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分析研究论证,各类学科的学者从自身的领域出发,对其发表了见解。

但译界学者们对创造性叛逆持有不同看法,褒贬不一,谢天振教授指出关于其错误的认识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错误的解读:有学者(王向远,2014)把“主体的创造性叛逆”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翻译技巧,并将其作为翻译手段或翻译原则去翻译作品,经常陷入些不符合原意或是错误的说法之中。

[1]第二,对“创造性叛逆”观点的实质把握不清:由于对“创造性叛逆”实质的模糊认识,有学者未能对创造与叛逆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探讨。

但也另有一些学者充分肯定“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认为“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

[2]目前,关于对“创造性叛逆”实质的研究最具有权威性的是谢天振教授在其著作《译介学》中主张创造性叛逆是翻译领域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

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对于翻译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从国内外研究来看,近年来对翻译领域中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创造性叛逆的研究趋势已经呈现了更深层和丰富的态势。

而古诗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学艺术体裁之一,是文学翻译中的难点。

本文旨在创造性叛逆的背景下,探讨创造性叛逆中的译者主体性是如何确立的、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体现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翻译“信、达、雅”原则的背离这三方面。

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的创造性翻译因为通常被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一般人总容易将翻译看成是一种语言上的机械对应活动,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创意。

但是近些年来,这种看法开始受到系统而有力的挑战。

这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是一种鼓舞,因为这犹如打开了一扇长期关闭着的窗户,使翻译者一下子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野,由此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性质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新的飞跃。

当代翻译研究已经证明,翻译不仅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巨大创造性的职业。

在由Ann Beylard-Ozerfoff等大主编的题为《翻译者的策略与创造性》一书中,就有专门文章来讨论翻译与创造性的问题。

在谈论翻译的创造性之前,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界定什么是创造性。

该书中有关文章对创造性行为的认定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1.创造性指一个人产生新的或原创思想、艺术创造的能力O。

一个创造性的构想一般定义为这样一种构想,它是"有新意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其所出现于其中的情景有用或合适"。

2.创造性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定义,它指把原先存在的一些构想以新奇的方式加以组合。

3.一种学科的规则与约束,不仅不与创造性对立,而且还使创造性成为可能。

每一件音乐作品的创作都不能超出音符系统的范畴。

一个文学作品,即使它是标新立异之作,也总是要符合它所成文语言的语法规则。

但须在掌握了某一学科规则之后,方有可能来打破这种规则,这又是一种体现,创意的方式。

4.创造性行为还可以界定为一种解决问题能力的形式。

5.翻译的过程是将源语转变成为目的语的过程。

这一转换过程导致一个新的文本的产生,这个新文本在内容上虽与原作相同,但却是一个崭新的作品。

从这一点上说,这就是一件创造性的作品。

它是在词、句、语义三个层面上重构信息的结果。

语言结构重组的程度越高,这个转换过程的创意便越大。

应该说,以上五点对创造性与翻译关系的看法是相当有道理的。

其中第三点与第五点更有说服力。

笔者还在另一本欧洲最新出版的翻译研究的论文集中看到对这两点的扩展性讨论,而且似乎可以说是对翻译创造性本质迄今为止最具揭示性的讨论,因此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将其核心内容作如下陈述:提起翻译与原著创作,一般人会产生两种想法。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谈古汉诗词英译风格变异》范文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谈古汉诗词英译风格变异》范文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谈古汉诗词英译风格变异》篇一引言在翻译实践中,古汉诗词的英译不仅要求译者准确传达原诗的意境,还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和语言特点。

由于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主体性因素较多,译者的个人理解、审美倾向、文化背景等都会对翻译风格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古汉诗词英译风格出现变异。

本文将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探讨古汉诗词英译风格变异的现象及其成因。

一、译者主体性在古汉诗词英译中的体现译者主体性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在理解、传达原文意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选择性。

在古汉诗词英译中,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译者的文化背景与审美倾向译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倾向对其翻译风格产生深远影响。

不同的译者可能对同一首古汉诗词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在翻译中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例如,一些译者可能更倾向于保留原诗的意境和韵味,而另一些译者则可能更注重传达原诗的文化内涵。

2. 译者的语言功底与表达能力译者的语言功底和表达能力也是影响翻译风格的重要因素。

优秀的译者应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丰富的表达能力,能够准确、生动地传达原诗的意义和韵味。

在古汉诗词英译中,译者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使译文既符合英语语言习惯,又能保留原诗的意境和韵味。

二、古汉诗词英译风格变异的成因在古汉诗词英译过程中,由于上述译者主体性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差异、语言特点等因素的制约,翻译风格往往会出现变异。

具体成因如下:1. 文化差异与语言转换的难度古汉诗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语言特点与英语有着较大的差异。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克服文化差异和语言转换的难度,这往往会导致翻译风格的变异。

例如,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在英语中可能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这时译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创新性的翻译。

2. 译者的个人理解和审美追求译者的个人理解和审美追求也是导致翻译风格变异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译者可能对同一首古汉诗词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在翻译中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摘要】翻译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活动。

在西方,翻译通常被看作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本文旨在用若干个实例透析《生死疲劳》里习语的翻译,其切入点是在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视角下“译者的叛逆”。

本篇论文的实例以中国的四字成语翻译为主,以其他的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为辅,对译者为什么要这么译、为什么不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 不忠漏译误译一、引言《生死疲劳》是我国当代“乡土寻根文学”作家莫言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它让莫言登上了写手们的最高荣誉殿堂——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习语在《生死疲劳》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译者在翻译时候,多数采纳了以译者为主体的“创造性叛逆”翻译观。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最早源自于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他说过“如果愿意承认翻译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背离,那么那个使人恼火的翻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艾斯卡皮,2002)”。

文学翻译其中的奥秘深不可测,“对于比较文学而言,文学翻译中的“不忠”尤其具有研究价值”(谢天振,宋炳辉,2008:45)。

二、以实例分析《生死疲劳》里习语的漏译及误译案例一:源文本:又一想,被斗争被清算被扫地出门被砸了狗头的地主村村皆有,屯屯不虚,普天之下,千百万数,难道这些人都做了恶事遭此报应不成?(莫言,2012:36)目标文本:…whose “dog heads”were beaten bloody,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them,and I wondered…?(Goldblatt,2008:29)分析:中文写作中,通常会用排比或者重复的修辞手法来加强语句气势,划横线的句子即是体现此功效,强调被批斗枪毙的地主阶级比比皆是。

更深层次地,笔者读出了西门闹怒气填胸,感叹世道变态扭曲的强烈情感,以及西门驴对其妻子和儿女的怜悯和歉意。

译文中,译者漏译了“村村皆有,屯屯不虚,普天之下”,只是轻描淡写地将“千百万数”译成“thousands and thousands”,不作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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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诗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
[摘要]古诗翻译要求译者根据需要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对诗歌进行形式和意义的变通,最大限度地把原诗的情、韵、意完好地再现出来,从而达到译文和原文在意境、文化背景和情感上的和谐统一。

标签:古诗翻译;创造性;译者
[一、概论
在古诗翻译中,关于译者能不能进行创造性翻译的问题,许渊冲提出了另一种创造性的翻译理论,那就是译诗与原诗的创优似竞赛论。

他认为,“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

”(许渊冲,2003)他主张译者应该充分发挥创作精神,译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好诗,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又具有极大的自主性。

作品中留有许多空白与不定点等待着读者去补充,而读者的思想中又存在不同的先行结构与前理解,所以读者不同,补充的图景也各异。

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还是译作的创作者。

他们以理解的主动性、阐释的能动性以及重构的创造性把一个全新的译作呈现在译语读者面前,但同时译者不能完全脱离原文文本随意发挥,因为原作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客体具有相对固定的审美意蕴,寄寓了原作者的某种情感。

译者的责任应该是把它们尽量完美地再现出来,在译语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忠实的译语文本。

二、译者的创造性发挥达到与意境的和谐
译文是原文的代替物,而不是译者随心所欲地改变原文的意思、风格,按照自己的意图重新创造出译文。

诗歌有它比较固定的模式或内涵,翻译时,我们有时需要把诗歌原文中的意境传达出来,充分发掘出蕴涵于其中的美的因素。

明朝的朱承爵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声音之外,乃得真味。

”(陈伟,1997)这说明了意境的重要性,也说明了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在考虑到源语的语言特征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译语的特点,进行创造性的语言转化,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特征。

根据语境的需要还需进行必要的增减词,进行整体的变通。

如:
刘方平的《月野》中有: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Winter Bynner的译文为:
When the moon has colored half the house,
With the North Star at its height and the South starsertting,
I can feel the first motions of the warm air of spring,
In the spring of an insect at green-silk window.
这首诗描写的是恬静的春夏夜晚。

有明亮的夜色,有星罗棋布的南北斗星,还有昆虫的鸣唱声,三者结合为一体勾勒出了一幅动静结合的画面。

宾纳没有将“更深”、“偏”等词译出来,但这却没有影响到译文的意思,反而是恰到好处。

不过,他将“知”译为”feel”(感受)后,又画龙点睛地加入first motions(初动),这样一来译文比原文更加具体、真切和生动,读者也仿佛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真是译文似原文而胜似原文,在这首诗歌的译文中,译者对原文的处理有增有减,增减恰当,将原诗中的“诗眼”和美的意境一览无余的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三、译者的创造性发挥达到与文化背景的统一
诗歌的种类繁多,有的是描写大自然的,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抨击时政的,凡此种种,不一而别。

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者在特定的环境中所作。

正因为此,另一个民族或操另一种语言的人不一定会了解这些作者的创作背景,那么也就无从谈起理解诗歌所传达的文化信息。

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会传达文化信息,而任何两种文化不尽相同,即它们中没有一种相应物,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原语时必须介绍和传播原语所体现的文化,因为“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片文化……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

”(王佐良,1984:2)“语言翻译实质是文化的翻译”(范东生,2000:72)。

翻译的这一任务则要求译者必须运用创造性的翻译技巧进行意译并加注,“汉诗英译可以加注,加注的诗句以意译为佳,最好能做到使读者不看注也能看懂大意,读了注可以加深对我国一些人名、地名、历史、典故的了解。

这也是向外国读者介绍我国悠久历史和文化的途径之一。


(黄新渠,1981:254)翁显良又说;“加注总不免分散读者的精神,减弱本注的艺术效果,不如将注释材料融入本文。

当然不能全部融入,一切点破……只能融入极少而暗示力极强的若干词语;只能点而不破,主要使读者察觉意在象外,让读者自己去玩味。

”(林煌天)
如:
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中有: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文殊的译文为:
Sunlight streaming on Incense Stone Kindles a violetsmoke;
Far off watch the water plunge to the long river,
Flying waters descending straight three thousand feetTill I think Milky Way has tumbled from the nineheight ofHeaven.
诗中的“银河”指的是天河:“九重”指的是九重天。

古代传说中天有九重,九重天是最高的一层。

作者用这个传说中的九重天来描写瀑布从高处奔流而下且奔流不止来激起读者对许多美丽、玄妙的传说的联想,使人产生犹如置身于如醉如梦的梦境之中。

译者没有将“九天”译为“ninedays”,而是照传说中的九重天译出,且有必要时最好加上注释,告诉外国读者这个传说中的地方,中国上下五千年是个知识的宝库,译者这一创造性发挥吸引他们来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

“为了更好地促进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原则上许多学者都主张尽可能运用文化对等原则,尽可能地保留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容。

文化对等原则要求译者以积极介绍源语文化,努力传达原作文化特色的艺术美为己任,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整体文化氛围。

”(杨晓荣,1989:39)
四、译者的创造性发挥达到与情感的升华
在古诗翻译中,译者要对那些具有明显表达情感特点的诗歌进行特别处理,将其情感因素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读者。

但是,有些表达情感的词不存在于源语中,却潜隐于意义之中,这样难免不会被译者忽略不译。

加拿大翻译研究家芭芭拉,格达德说:“面对新的读者群,译者不仅要把一种语言用另外一种语言传达出来,而且要对一个完全崭新的文化及美学体系进行诠释。

因此,翻译绝不是一维性的创作,而是两种体系的相互渗透。

译者是传情达意的积极参与者,是作者的合作者。

”(谢天振,1999)翻译不是一维性的创造,而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度润色,那么这也需要译者运用创造性的翻译技巧恰到好处地传情达意。

增补词语是翻译中仅次于分切的最重要的变通手段,它具有修辞达意、文体着色及加强交际效果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与接受者的交感及接受者的审美参与,这也是诗歌翻译中常用的一种方法。

如:
李白的《怨情》中有: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为:
A lady fair uprolls the screen,
With eyebrows knit she waits in vain.
Wet stains of tears can still be seen,who heartless,hascaused her the pain
此诗中的“深坐”便是指这位富家美少妇倚坐窗边,她望穿秋水,久久地等待
着什么。

她独守空房,不胜寂寞。

无奈的苦苦等待中卷帘外望,不禁触景生情,潸然泪下。

译者将“深坐”译为“waits in vain”,其实为恰到好处,充分发掘了诗中描写的这位贵妇人望断肝肠,却无人安慰,只有泪水相伴的痛苦场面。

她的痛苦归咎于谁呢?是谁对她如此无情呢?作者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留有余地让读者去揣摩,去想。

译者用“heartless”来形容她所憎恨的人,其实,与其说
是憎恨,倒不如说是由爱转恨,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

“heartless”和“waits in vain”则是整首诗美的体现和结晶所在,也是情感升华的关键所在。

五、结语
汉语古诗中不同的作者以自己的个性、情感、特点来创作,译者也有自己复杂的情感世界和感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能动性、灵活运用创造性的翻译技巧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必须的。

它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译作“忠实”于原作。

同时成功的文学翻译是绝不可能忽视传达文学作品的美的。

在古诗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充分发挥创造性、准确地感知古代诗人所描绘的情感与意境,这样的译诗才能再现中国古诗词的美学特征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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