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问题的调查和思考

党的十六大根据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出现的新问题，作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决策，是当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新形势下农业农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中心任务。

如何探索和破解农民增收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更快地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促进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于经济欠发达的仙居县来说，显得非常的迫切和十分的重要。

本文就仙居县当前农民收入现状，特点和制约因素进行了粗浅分析，并着重从农业增效和加快劳动力转移等层面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一、农民收入的现状、特点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农业经营体制和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类农村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现，农民收入呈现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从农民收入的趋势看，收入总体水平逐步提高，但增幅趋缓，总量偏低，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

随着农业经营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特别是通过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扩大劳务输出、加快高山移民、鼓励进城务工等途径，该县农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农民收入总体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据统计数字显示，农民人均收入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４０．５元增长到２００３年的３４４６元，每年以超过５％的增加速度提高。

但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存在问题较多，主要体现在：一是农民人均收入总量偏少。

２００３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为３３４６元，低于全省的５４３１元，全市的５３５９元，更不用与其它比较发达的县市区相比；二是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呈现阶段性明显放缓趋势。

据统计，“八五”期间，且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２７．７％（未剔除物价因素，下同），而“九五”期间年递增７％，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年递增６．４％，呈现出高速增长后增幅阶段性递减的趋势；三是农民收入的提高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３年五年期间，全县人均ＧＤＰ从４６６９元增长到８０１８元，年递增１４．３％，而同一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从２４９３元增长到３３４６元，年递增６．８３％，大大滞缓于经济增长速度，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四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全县城镇职工人年均工资从８４６６元增长到１８３３３元，年平均增长２３．３％，明显高于同一时期农民人均收入增幅６．８３％的增长幅度。

（二）从农民收入的构成看，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但增收途径不稳定，实现增收的基础比较脆弱，影响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

随着农村工业、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劳务输出的扩大，二、三产业生产要素加速融洽，农村人口加速流动，传统的农业职业重心已经逐步转移，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增收空间不断得到拓展，多渠道、多元化增收格局已初步形成，总体来说具有特点：一是非农产业收入已成主流。

从经营产业的收入构成看，据农经系统数据显示，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３年农民家庭经济总收入中从第一产业获取的收入占总收入分别从４２％左右下降到２２．８３％，而从包括劳务输出在内的二、三产业中获取的收入分别提高到了１０．１７％和６７％；从从事产业的劳动力构成看，在全县农村２５．６５万劳动力中，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分别占总劳动力的４９％、１１．５％和３９．５％，人均劳动力年收入第一产业为２６７２元，二、三产业为８３０２元；从劳动力转移的流向看，从事劳务输出的有９．７５万人，收入达５．２亿元，占总收入的４０％以上，已成为仙居县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来源，是农民增收的一大亮点。

但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在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中，相当一部分的人就业不充分、不稳定，且就业层次较低，其中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３７％，商业饮食业占家庭收入的３４％，而经营工业收入仅占家庭总收入的１．７％；二是政府扶持力度加大，政府转移性收入增长势头良好。

随着“三农”扶持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减负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民的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明显增长，其中政府每年投入产业化专项资金达４００万元，高山移民扶持资金２００万元，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以粮食直补为主的政府转移支持收入增长较快，今年共发放粮食补贴８万多元，种粮效益每亩增收２００万元；同时，随着税费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民负担逐步减轻，农民负担总额从实行税费改革前的２０００年的２８１２万元减轻到２００３年的４２５万元，人均负担减少５８元，随着２００４年开始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基本可实现农民的零负担，但由于农业收入受市场风险、自然灾害风险以及疫病影响较大，影响增收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强，农民收入还缺乏长期有效的机制和稳定来源。

（三）从农民收入的层次看，贫困阶层的脱贫步伐明显加快，但农村内部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现。

随着“百乡扶贫攻坚工程”和“欠发达乡村奔小康工程”的实施，扶贫开发、高山移民、结对扶贫方面取得明显成果，贫困地区、经济薄弱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脱贫致富步伐明显加快，其中人均收入１５００元以下的村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４５个、５．５万人口减少到２００３年底的７０个、２．３２万人口，人均收入１０００元以下的村已全部消除。

但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

根据２００２年我省按人均低于２３６６元的乡镇村划定为欠发达地区的标准，目前仙居县有６个乡镇、１６４个村、７．１１万人口的农民低于此标准，人均收入最低的乡镇仅为１５２０元，与最高乡镇的４６８６元相差３．１倍，极差３１６６元，而贫困村与富裕村的人均收入更是相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二是高低收入阶层极差拉大。

从全县１００户农村住户调查发现，人均纯收入２０００元以下的农户家庭占３４％，低于１０００元以下的农户占４％，特别是地处高山深山偏远地区，且以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为生的许多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在低水平状态，而超过５０００元以上的农户占１７％，最高的农户人均４万多元，人均收入差距非常明显。

二、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农民收入的绝对低下、增收渠道的不稳定、收入差距的扩大构成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和最严峻的挑战，从深层次上分析其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农业结构调整缺乏系统性，农业增效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近几年来，仙居县不断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努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得农业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农业增长对农民人均收入贡献不大，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３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６．８％，而农业人均收入绝对值基本持平，并且中间几年连续下滑；同时每个劳动力年平均收入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收入为２６７２元，是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得的收入三分之一，是导致农民增收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造成农业增效不快、增收不明显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在农产品买方市场基本形成的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结构调整缺乏系统性，从而遏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空间和农民的增收空间，结构调整所包含的“巨大“增收了效益没有充分发挥。

一是信息、技术的缺乏制约着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优化。

使得该县的大宗农产品低层次趋同，总体质量不高，名优产品比例很低，适销对路产品偏少，造成农产品结构性过剩，农产品卖难和价格下跌现象更替出现，如近年来连续出现的卖桔难、卖蔬菜难、卖板栗难等。

作为该县支柱产业的杨梅，目前也存在品种结构的问题，在目前１０万亩面积中，有３万亩左右是低产园，其中１．５万亩是老龄杨梅，毫无种植效益；二是产后环节不畅制约着产业层次的提升。

由于缺乏农业产业化龙头组织的有力带动，农产品加工明显滞后，产业的出路和多次增值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的能量还比较有限，增产不增收现象仍然存在，在该县几大主导产业中，以仙居鸡为原料的精深加工年加工量为３０万羽左右，加工率最高不超过１０％，而年产５万多吨的水果除杨梅约５００吨开发酒类消化外，基本上以鲜销为主，年产４万多吨的蔬菜及水产等产业加工量目前还是空白；三是产业组织化程度的低下制约着名优品牌的开发。

产业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品牌杂乱、无序竞争现象更是值得推敲，此外，市场开拓力度不够、市场体系的不完善都明显制约着品牌效应的发挥，制约着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区域资源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使得农业整体效益低下，难以实现经济的扩张。

（二）县域二、三产业和城镇化实质性进展滞缓，减少农民、致富农民的效应短期难以充分发挥。

当地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有效地促进城乡人力资本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实现农村人口就地转移，是促进农民的社会转型、加速非农产业增收空间扩张的重要载体和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但从全县的实际情况看，不仅进展不快，而且面临着新的问题和困难，据统计部门提供数据显示，目前，全县共有不足１３万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其在本县内流动的人口不超过３万人，只占流动人口总量的２３％左右。

一是乡镇企业大量吸纳本地农村劳动力的势头出现放缓趋势。

一方面，由于近几年乡镇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投资规模、生产实力、先进技术开发等市场要素竞争激烈，对乡镇工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和冲突，特别是工艺美术作为我县乡镇企业的一大传统支柱产业和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途径的行业，总体上存在着地域分散、行业组织化程度低，技术自主创新低、经营理念落后等缺陷，近年来发展势头受阻，产值增速趋缓，劳动力吸纳能力放弱，据调查，全县乡镇企业中从事工艺品行业共有５８０家，占全县乡镇工业９３０家的６２．４％，其中规模上企业只有８７家，产值一直在２５亿元上下徘徊，今年１—４月份产值同比还下降１９．４％，削弱了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其次，随着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的趋势加速发展，从而吸纳劳动力空量未能呈同向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外地务工人员特别是江西、安徽等经济相对贫困地区的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对当地劳动力的就业造成很大冲击，在技术要求相对较低岗位占据了很大份额，据调查，外地农民工的工资要求相对于本地工人的低２０％以上，目前在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中外地人口占２０％以上。

二是城镇化带动农村人口的有效转移进展滞缓。

城镇化水平的高低衡量一个地区农业人口转移速度、效率以及非农产业发达程度的主要标准，据有关方面测算，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高达９０％，发展中国家也达到３４—５０％以上，而我国至今只达到３５％，而从仙居县看，这个数字还要低，达到３２％左右，并且城镇化的真正水平和内在质量不当，实质性带动作用不明显，就现实情况看，一方面，由于县城的自身容量和农民素质的限制，不可能实行短期内的大规模转移，只能实行有序的梯度转移；而作为实现转移最明智和最现实选择的小城镇，目前横溪、白塔、下各等中心镇建设正在趋向成熟，其它大多只是简单的商品交换集散地，工商、交通、金融、科技文化的交汇和集合作用不明显，集聚和扩散效应不能充分发挥，跟农村差别不大，对周边农村居民缺乏足够集聚力和扩散力；另一方面，由于受就业制度、入学制度、社保制度等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进城务工农民大多也只是进行了暂时的职业转移、主要劳动力转移，而没有实现从就业、全家定居到户籍的彻底转移，导致大量农村人口特别是老弱人员滞留农村，劳动力的负担系数较高，造成农业生产率低、粗放经营土地现象严重，农民收入难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