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精选】
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的一些笔记
《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是一部探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著作，作者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见解。
本文将对该书的主要内容进行综述和分析。
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状在《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作者首先对我国国家治理的现状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描述和分析。
作者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特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作者提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制度缺陷和不足之处。
作者在深入剖析我国国家治理现状的也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精准的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客观、真实的我国国家治理“大数据”报告。
二、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沿革在《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中，作者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
作者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长期积淀过程，经历了许多变迁和发展的阶段。
作者对我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和近现代的民主革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比较，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制度的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制度逻辑。
通过对我国国家治理历史沿革的深入研究，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和内在规律。
三、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在《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作者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
作者指出，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和规律，凸显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和内在逻辑。
作者深入剖析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四梁八柱”制度架构和“事与法”、“上与下”等制度逻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见解。
通过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进行深入研究，读者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
四、我国国家治理的未来展望在《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作者对我国国家治理的未来展望进行了科学预测和合理分析。
作者指出，当前我国国家治理正处于一个深刻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历史阶段，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和机遇。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周雪光【内容提要】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关键词】权威体制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国家—地方关系一、现象与思路在当代中国60年的政治历程中，一些重大现象稳定存在或重复再现：宏观上，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整顿在不同领域中重复出现，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收效甚微但仍然绵延不断，法律制度、科层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
从微观上来看，诸多基层问题——例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力，变通与共谋等——急药慢攻，反复治理，但仍痼疾难除、去而复来。
这些问题各有其独特的场景，它们发生的形式、实际内容各异，节奏每每不一，若分门别类或许可以逐一论道其原因。
但是，这些现象的重复再现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稳定共享的制度逻辑？进而言之，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视角，一个大的思路，可以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不同形式的现象和问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以期越树木而见森林，溯溪流而求渊源？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立论：上述种种现象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均来源于中国政体内部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
在权威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
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权威体制的两个维系机制——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受到了多重挑战：科层制度承担越来越多的治理功能，不堪重负；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难以为继。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治”关系逻辑
#制”#治$关系逻辑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虞崇胜摘要:制度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两个核心关键词。
把握了这两个关键词的关系，就是把握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精准把握“制”“治”关系逻辑，既要保持制度优势又要超越制度优势，既要重视治理效能又要超越治理效能，实现制度优势向“善制”的转换、治理效能向“善治”的转换，并且将“善制”与“善治”结合起来，以“善制”推动“善治”，又以“善治”促进“善制”，进而实现“更好的制度”和“更好的治理”的有机联动，从而在根本上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成功实现。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善制；善治作者简介:虞崇胜，政治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20）02-0044-10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两个出现频率最高也是最为重要的核心关键词是:“制度”和“治理”&据统计，在《决定》中，“制度”一词共出现222次,“治理”一词共出现83次。
何以要将这两个关键词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这两个关键词是什么关系？这两个关键词将如何发展？这是事关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成功实现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摆正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复杂关系的根本依据。
从一定意义上讲,把握了这两个关键词一“制度”与“治理”关系逻辑,就是把握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就能够顺利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进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道与治道关系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与治理关系，有必要回顾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政道与治道关系。
中国有着丰富的治国传统和治国经验。
周雪光中国治理逻辑读后感
周雪光中国治理逻辑读后感摘要：一、引言1.简要介绍周雪光及其著作《中国治理逻辑》2.阐述本文读后感的核心观点：中国治理逻辑的特色与价值二、中国治理逻辑的特色1.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2.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3.制度创新与执行力：灵活调整与严格执行的统一三、中国治理逻辑的价值1.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的高效运作2.社会稳定与和谐：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与合作3.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改革四、中国治理逻辑的启示与反思1.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深化改革，完善制度2.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3.树立正确的治理理念：以人为本，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五、结论1.总结本文的核心观点：中国治理逻辑的优势与价值2.呼吁继续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现代国家建设正文：作为一名热衷于研究国家治理的学者，周雪光的《中国治理逻辑》一书深刻地剖析了我国治理体系的特点与优势。
在阅读完这部著作后，我深感中国治理逻辑在实践中的巨大作用，它不仅为国家发展带来了显著成果，还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治理模式。
中国治理逻辑的特色体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制度创新与执行力等方面。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我国采取了一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既保证了国家政令的统一性和执行力，又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治理逻辑中也有着独特的表现。
政府发挥“有为”的角色，通过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等手段引导和规范市场发展，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
此外，我国治理逻辑在制度创新与执行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政策制定者灵活调整政策，同时严格执行，以实现国家治理的高效运作。
中国治理逻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稳定与和谐以及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等方面。
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我国政府通过高效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实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国家制度的治理逻辑
中国国家制度的治理逻辑中国国家制度的治理逻辑是一种独特而又复杂的体系，它的本质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
首先，中国国家制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领导力量，它通过自身的组织和领导力量来掌控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种高度集中的领导机制，它具有非常强的指挥和决策能力，一旦作出决策，如同“山呼海啸，势不可挡”，可以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其次，中国的国家制度以一种复杂的分权模式为基础。
在中国国家制度中，除了共产党的领导之外，还有国家各级机构和行政部门，如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等。
这些机构和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的权力，他们可以对共产党的决策提出反对或者提出意见，从而使整个决策和实施的程序变得更加严谨和合理。
第三，中国的国家制度还体现了一种稳定、和谐的治理逻辑。
在一个国家中，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必须要有一种有效的系统来管理和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
中国的国家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系统，它具有高度的管理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能够有效的保持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第四，中国的国家制度还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城市化、信息化等等，这些变化对国家的治理和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因此，中国的国家制度必须要适应这些变化，不断地调整和改进自己的管理办法和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中国国家制度的治理逻辑应该是一种高度集中的领导机制，以及一种基于分权和稳定、和谐的治理系统，同时还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这种复杂而又高效的治理逻辑，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基础上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
党对国家治理的领导体现在政治领域、决策实施中的协调统一和权力受控上。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之上的。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面发展。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人民的支持和满意度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指引，也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四、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建立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基础上的。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发展现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制度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路径。
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
五、坚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建立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要深化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使人民群众能够在全面民主、广泛参与、全面依法的制度环境中行使民主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参与公共事务，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六、坚持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建立在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相结合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要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既要注重科学决策的客观性和专业性，又要注重民主决策的广泛参与和监督，确保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七、坚持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以适应国家治理的新挑战和新需求。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是一个涉及组织学研究的广泛领域，其中包括政府组织结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管理的机制等方面。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首先，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和分权结合。
在中国的政府组织中，中央政府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决策中心，同时又授权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行政权力。
这种集中和分权的结合，使得中国政府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级政府的工作，避免了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并确保了国家治理的一致性。
其次，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合作与调控的双向互动。
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政府的调控，为市场提供了发展的环境和机会。
与此同时，政府也从市场中获得了动力和资源，同时通过政府企业的存在，对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控和监管。
第三，中国国家治理的机制是基于社会共识和社会合作的。
中国政府通过与社会各方面的对话和协商，建立起一种基于共识和合作的决策机制。
这种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听取民意、反映民意，并通过合作解决社会问题。
最后，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还体现在公共管理机制上。
中国政府通过对公共事务的规范管理，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机制。
这些机制包括了制定和实施政府政策的程序、权责清晰的决策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
这些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并保证公共事务的高效运行。
总之，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是一个涉及组织学研究的广泛领域，其中包括政府组织结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管理的机制等方面。
这些方面相互作用，并通过合理的协调和管理，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特点和制度逻辑。
中国国家制度的治理逻辑
中国国家制度的治理逻辑
中国国家制度的治理逻辑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的领导为核心，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
在治理上，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的领导、依法治国、推进行政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等等。
其中，加强的领导是治理逻辑的核心。
中国共产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具有最终决策权和领导权。
的领导能够确保制度执行效力，保障人民权益和维护国家安全。
同时，加强的领导也包括了加强的纪律和组织建设，进一步提升的领导水平和治理能力。
依法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
中国积极推进法治建设，建立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法律制度和规章制度，使法律成为治理的基础。
推进行政制度改革也是治理逻辑的关键。
中国政府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目标在于提高政府效能和公信力，强化政府管理责任，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也是治理逻辑的核心。
中国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从制度上加强监督，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系，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和侵害人民利益。
总之，中国国家制度的治理逻辑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加强的领导，依法治国，推进行政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等多方面的措施，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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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
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社会学系讲座教授。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是他积十年中国乡村的田野观察，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真实地体验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和基层社会，潜心研究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洋洋洒洒三百多万字不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他亲历的"故事",更从这些微观的小事件中梳理出回应国家治理这一宏大问题的理论脉络，作为一个海外学者的学术精神令人感佩。
尤其是他从两个村庄的修路故事，一个政府部门的检查验收过程这些或大或小的现象背后，努力寻找把握国家治理的逻辑线索，使我这个曾经有过基层治理工作经历的"过来人"颇受启发，获益良多。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
在本书的第三单元《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一章中关于通往集体债务之路：两个村庄的故事一节，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似曾相识的基层工作话剧。
作者写到："国家治理逻辑贯穿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执行过程之中，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遭遇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各自的组织逻辑。
正是在这些不同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中，在基层官员的应对策略中，在民众百姓的具体反应中，国家治理逻辑获得具体、实在的呈现，并在国家、基层政府、民众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被重新塑造。
"在此，先让我们从作者讲述的发生在本世纪初，桑干河畔中国北方一处叫做上坡村和下坡村，被挑选出来的两个村镇参加的"村村通"项目，切入话题。
上坡村和下坡村彼此相邻，都种植同样的农作物——玉米、葡萄和其他水果树木。
两个村的田地紧挨着，在一些地方还犬牙交错，这两个村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
在其他的诸多方面，这两个村可谓大相径庭。
多年来，上坡村在对待上级布置的任务像是一个带头人，多次率先进行创新改革，而下坡村都是扮演着追随效仿的角色，而且力度有限、规模较小。
这两个村如此较大差异的原因，看似来自这两个村不同的领导班子。
上坡村有一个稳定的权威中心康书记，他多年来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村委会主任。
而下坡村却相反，村领导经常更换变动。
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人们争夺领导位置，比这更糟糕的是，村里很少有人对村领导的职位感兴趣。
这背后隐藏的逻辑为何？
在"村村通"项目动工前夕，这两个村的集体资产也有很大差异。
上坡村每年有30余万元稳定的村集体收入，宽敞的村委会大院，骄傲地展示着该村的政绩和经济成就。
下坡村则是相形见绌。
每年勉强1万元村集体收入，村委会大院混乱无序、房子破旧不堪、无人照料。
由此来看，这两个村庄对"村村通"项目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坡村的康书记主动要求参加这一项目；而下坡村现任龙书记却是百般推诿，最后在各种压力下才不得已勉强参与。
这样，无论两位村书记的态度是兴高采烈还是勉为其难，到了年夏天，这两个村开始了"村村通"项目的启动。
那么，两个村庄是如何填补这个项目的巨大资金缺口的呢？在动员资源应对任务以及随后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机制在发生作用呢？作者通过跟踪调查，首先为我们描述了两个村庄相同的资源动员情形，主要是两个渠道来填补修路项目的资金缺口——捐款和举债筹资。
政府的"村村通"项目资金只能支付修路所需的水泥，两个村都需要流动资金来启动项目。
下坡村的龙书记预支了来年的承包费，收到了一笔村外捐款，还卖掉了一些集体种植的树木。
这样，龙书记手上总计有了大约3万元。
上坡村做得更好。
村党支部号召每位村民捐款，得到了村民的热烈响应。
康书记走访了他的社会关系网，特别是那些与村民家庭有关系，现在城市工作的亲戚朋友。
这样，上坡村总共得到了22万元的启动资金。
同时，两个村的村民都表示愿意为修路出义务工。
对这个贫困地区而言，这些资金动员的成果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这些数额远不能填补资金缺口。
待到此项目竣工之时，上坡村修建了4.5公里的公路，为此集体负债大约63万元；下坡村修建了1.5公里，负债大约20万元。
对两个村而言，这些债务都是天文数字，而且是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堆积而成的。
那么，这两个村的领导是如何融资拆借来应对如此大的资金缺口的呢？两个村都采取了相同的策略——赊账。
它们向许多债权人借债，而且没有明确还款期限。
获得信用的主要机制是非正式社会关系，即大多数赊账都是通过非正式社会关系和社区基础上的信任实现的。
比如通过社会关系得到那些与本村有血缘或亲情联系但居住在外地的富裕人家的捐款。
随着水泥道路的完工通车，人们最初的兴奋和感激渐渐散去，兑现赊欠承诺的压力开始不断升温，即偿还"村村通"项目巨额债务的第二轮任务开始了。
这些债务和讨债活动对村干部产生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康书记的压力尤为不堪。
虽然这些债务是村集体所欠，但大多数借款都是基于个人关系，还债的责任都落在了他个人身上。
时间到了年末，"村村通"项目完工后的第四年，下坡村仅剩下2.5万元债务，可望在今后两三年内还清。
由于下坡村动员能力有限，修路规模不大，债务也相应有限，所以可以比较从容地应对债务压力。
与下坡村相比，康书记和他的上坡村则无可奈何地要面对来自上下左右潮水般涌来的讨债人群。
在简要叙述的以上故事中，我们看到两个村庄对待政府发起的公共项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而它们也因此有明显不同的经历，其产生的债务压力对村庄集体治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村庄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集体资产几近被掏空；而另一个村庄的集体资产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伤。
工程竣工后，积极贯彻执行政府工程的村干部得到了奖励，而贯彻执行不利的村干部被冷落在一边。
康书记被镇政府评选为"模范党支部书记",并在全镇干部大会上得到表彰，而下坡村龙书记在来年换届时被换掉了。
在以上描述的情景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贯穿始中。
第一个过程是有关"政治"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基层政府组织执行国家政策，以及政府官员与村干部之间互动的逻辑。
第二个过程是有关"社会"的故事，即社会制度、村庄内部和村庄间社会网络关系如何动员资源、解决问题、应对危机的逻辑。
官僚制逻辑规定着地方官员在执行国家政策中的应对策略和行为，而社会制度逻辑则塑造了当地行动者在资源动员和解决地方问题中的行动策略。
作者在"讨论与小结"一节中写到：
在当前社会这一大背景下，官僚制逻辑的关键是对上负责的激励设计和任务环境。
在政府内部，上级官员对下级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不管你的过程是什么，我只要结果。
下级则力图贯彻执行好这些要求，完成自上而下布置的任务，以便在政绩竞赛中获胜，至少不会为没有完成任务而影响仕途；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下级费尽心思、各方周旋，很难顾及完成任务对这些地区的长远影响。
作者写到：
这里的故事表明，公共政策虽然有着良好的目标，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可能对乡村社会机体造成极大伤害，弱化集体治理的基础。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国家和地方性社会制度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及其对乡村治理可能产生的与初衷相悖的影响。
在体制内的工作中，我们不难理解在上述"村村通"项目中观察到的国家及其政策的积极主动角色，且既具有"高度现代化意识形态",又有强大组织能力来实施它"以行政手段来安排自然和社会"的抱负。
而村庄和地方性社区的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无力抵制政府项目的强制性推行，难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个问题油然而生：
随着一条条负债而来的修路工程，究竞是延长了还是缩短了有良好初衷的国家政策与乡村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呢？一个高效率、高能力的政府体制到底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目标呢？
无疑，政府公共工程的失败会削弱公共信任的基础，也极大地削弱了集体权威的基础；积极的政府干预还可能会阻碍自治的公共空间的出现，从而削弱公共产品供给中非正式责任的机制。
换句话说，就是陷政府于无限全责的尴尬，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既应该是我们对工作认识的逻辑起点，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年起我区麦子店街道开展的"问需、问计、问政于民",围绕解决政府难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和促进居民群众有序参与这两个方面做文章，初步形成了党的领导、政府负责、居民自治、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党政群共商共治"模式。
在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今天，政府需要重构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通过制度建设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信关系，在制度层面上承认各种利益群体合法组织起来的权利，防止某些社会力量在抗争中形成寻租、共谋，演变成反对力量。
其次，将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纳入法治轨道进行规范，让各种利益群体在一个公平、公开的程序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达成共识，达成妥协，再把它转换成政策。
这在我们现行的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体制框架下，都是有着广阔的实践空间的。
总之，在良性互动中促进社会共识、完善公共治理，这是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形成"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生动实践的重要目标和现实途经。
以上，是为粗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的点滴心得。
（朝阳区国资委党委书记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