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定价

政府定价处方药药价虚高能否“落地”https://www.360docs.net/doc/279318499.html,2008-1-3《健康大视野》

在2007年纠风工作中，将加强药品成本价格调查和监测，改进药品价格核定办法，扩大政府定价药品范围，逐步推行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

处方药政府定价能否解决药价虚高?

药价虚高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难以治愈的绝症。此前，有关部门已经对降低药价采取了20次左右的行动，但是，一方面是政府不断降低药价，另一方面百姓的医药支出却节节攀升，原来，那些降价药品大都从处方和药房中“消失”了，药品降价在“软抵制”与“肠硬堵”面前，只能用“空降”来概括。

在药品同质化极其严重的今天，处方药基本可以作为老百姓的常用药来使用。因为处方药是指必须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的药。而在“以药养医”的体制格局下，当前的医院并不具备完全的公共产品属性，医院与药品生产厂家敢合谋来获取暴利就是药价虚高盘剥消费者的最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只要处方药的定价本身是合理的，而不是畸高的，那么，通过辅以药价透明机制，就可以大大削减处方药的利润空间了。正因如此，逐步推行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其目的就是从药品的价格管理体制上出发，寄望于通过政府定价的方式，来从源头规制药价虚高现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药品的政府定价制度本身正当性与公平性能不能得到有效保证。而一度以来，政府药品定价机制本身的“市场合理性”，也都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毕竟，此前那些被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及其他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的少量特殊药品，其价格也都是由政府说了算。然而，种种事实表明，当前药品价格过高，那些由政府定价的药品，同样身在其列。

原因并不难理解，一方面，如果政府定价本身的原则和标准不能足够完善，就必然会造成政府定价本身存在药价偏高的不合理现象;另外一方面，政府定价的药品，这种管制方式可能由于物价部门与相关企业之间存在着某种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物价部门对药品厂家报价过高的药品仍然通过价格认证现象。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谁也无法肯定，某些行业管理部门会不会为收取高额的管理费，和报价的药品企业之间形成了某种“默契”，导致政府定价本身就过高现象的发生。

更何况，政府定价有一个所谓的“前提”，就是要给企业一定的利润率。而这样的利润率本身弹性空间过大，这同样是此前政府对药品一再进行降价的根源之一。可见，在推行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之前，必须先革除政府定价的药价管理体制本身的弊端，必须最大程度地保证当前药品价格管制的合理性与完善性，否则的话，这样的政府定价，就很有可能成为药价虚高的肇始者。

表现上看，中国的“医药分家”已经实现，但事实上两个关系还是非常紧密，只是变换了方式形成新的“一家亲”，例如通过药品回扣等暗箱模式，医生为患者开出药品代表用回

扣贿赂购买的药品，但其实这药品对患者而言并非必须。只是由于医疗市场是一个专业化市场，在这个环节中患者并不能像买白菜一样讨价还价，只能被动接受医生的处方。如此下去，只能把每一个病人都逼成“医生”，这对于医疗市场的信任关系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

纠风办当然也提出要“强化对医务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坚决制止和纠正收受、索要红包以及开单提成等不正之风”，并且在“进一步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工作中，要强化医德医风建设、综合治理药价虚高问题和整治医药市场秩序”。但关键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解冻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因此，有多方人士认为，药价调控也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此前一次次降价行为最终成为“空降”，就是因为商家有着强烈的利润诉求。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来调节价格，只有通过完全的市场竞争，才能有效解决药品市场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将药价调节到真正合理的地步。所以，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既要革除药价管理体制本身的弊端，更应该辅之以市场竞争功能，以避免陷入行政万能的误区，唯有如此，患者才能最终摆脱药价虚高的噩梦。

药要多少钱，国外如何算

医疗卫生是非常特殊的行业，在我国，由于目前存在着市场失灵，迫切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矫正。

政府主导的体制可以进行资源的规划，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公共卫生、预防和基本医疗服务，从制高点上控制医疗服务、药品和医疗器材的价格，克服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我国过去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国发展的趋势证明，由政府主导的机制比由市场主导的机制在效率和公平的选择上更有效。

德国：参考价格制度干预

德国政府对药品价格的干预主要还是通过参考价格制度来实现的。该制度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药品进行归类，对每一类药品规定固定的可由政府或保险公司报销的价格。如果病人所用药品高于同类药品的参考价格，其差额由病人负担;如低于参考价格，则按实际价格报销。

参考价格制度的目的是控制第三方付费者(政府或保险公司)的药费支出，而非全面限制医药产品的消费。参考价格制度力图通过减少对高价药品的需求(从需方)和刺激药品生产者主动降价(从供方)两方面来降低参考价格制度所涉及的药品价格。

具体做法是先由医生和医疗保险基金联邦委员会(简称BAK)对药品进行归类，确定每个参考价格组的药品构成，并公布出对每一有效成分的推荐、确定标准包装(剂量和包装大小)、平均日剂量也同时公布。其次是举行听证会，由制药企业协会和药师协会的代表陈述意见。

日本：政府主导定药价

日本民众对药价不太关心，更不担心过高的药价。因为无论如何，日本个人负担的药费比例不会超过30%。日本的药品定价有两条特殊原则：一是后上市药品要比已是医疗保险的先上市药品价格下调4～6%;二是药价有个政府再审核体制，包括市场扩大再审核、疗效变化再审核、用法用量变化再审核、亏损品种再审核。这些详细的政府审核保证了药价不会过高。

至于医疗价格的设定，由医师团体、保险方等参加的“协议会”进行审议，要召开医药价格听证会。医疗所必需的费用，由国民保险金、政府财政补贴以及患者个人按比例共同负担。医疗保障的内容由法律界定。感染疾病、精神疾病、疑难疾病、身体障碍者所需医疗、低保家庭等的医疗费、医疗保险之外的保障由财政支出，政府财政优先支持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疗保障。

美国：药价过高因市场

美国可能是世界上药品价格最高的国家。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药品市场最显着的特点就是基本上相对自由，美国政府对药品价格的干涉相当少，美国的药品价格更多是由市场供需总体趋势来决定的。美国政府在控制药品价格方面只起到有限的作用：没有全国性的价格控制、没有全国性的药品目录、没有消费者费用共付的统一政策。

近年来，美国药品价格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美国人花费在药上面的钱也越来越多。

美国新药审批时间长，增加了新药进入市场的成本，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专利药价格居高难下。而市场准入的行政障碍抑制了更多的药品进入美国市场，也抑制了低价格药物的出现。

而且在美国，患者对最新的疗法也有着很高的需求，医生中也存在一种更愿开新药和较贵药品的趋势。

再有就是，美国是唯一允许直接通过电视和平面媒体向公众推广处方药的发达国家。大量的广告费也增加了药品成本。

英国：政府企业同定价

1993年，英国政府与英国制药企业达成协议，开始在“药品价格规范体系”下对英国国民健康保险计划的药品价格进行管理。利润超过预期目标125%的制药企业或者被允许涨价的制药企业最终盈利超过预期的，英国卫生部就将对其采取一些措施。

英国卫生部代表英国国民健康保险计划购买英国药品市场上出售的大多数处方药。所有向英国国民健康保险计划出售药品总额超过2000万英镑的企业都必须向英国卫生部提交年度财务收益报告。每年的前3个月，制药企业还必须向英国卫生部提交年度财务收益预期。每家制药企业实际获得的最大资金收益率是单独与英国卫生部协商确定的。通常由国家报销的药品的资金收益率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一般为17%至21%。

如果某个制药企业的利润降到其预期目标的75%以下，那么该企业就被允许提高价格。

此外，这一体系还限制了计算收益时扣除的促销和研发成本以及行政费用等。

可见，英美等发达国家药品定价机制建设主要在两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干预严格控制医疗产品的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和价格;二是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行医药分开。不难看出，定价机制建设必须以利益分割为基础，以技术性监管为动力，让政府而不是市场发挥主动性作用。

编后语：

药价虚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顽症”，我们身边充斥着“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这样的无奈哀叹，甚至演绎出恩爱夫妇因为无钱治病相拥投江的现实悲剧。药价应该降下来，药价必须降下来，已经是汹汹浩大的舆情民意，更是无法绕开的现实选择。

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迎来了很多患者的叫好声，可是，我们也必须思考的是，面对近万种的产品群，应如何完成监管、指导和制定价格工作，这需要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来支持。此外，要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定价标准，才能保证定价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而定价标准的制度化建设应该是其中的重点问题。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健全的定价制度，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在定价过程中的影响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政府定价难解虚高处方药价的中国式管制2007年05月25日09:30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中小] 作者：《中国医院院长》杂志吴凤清如何保证这一政策的公正性和可行性，是考验医改部门智慧的一道难题

2007年4月10日，国务院纠风办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纠风工作会议”中表示，2007年国家将加强药品成本价格调查和监测，改进药品价格核定办法，扩大政府定价药品范围，逐步推行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

虽然国务院纠风办只是在会议中表示要逐步推行“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但基于它在国家行政机构中的权威地位和影响，该言论一出台，医疗行业内特别是在药品生产领域和各医院之间立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强烈的关注。

政府定价难解药价“虚高”

在所有的关注中，反应最强烈的莫过于一些药品生产企业，许多饱受国家发改委一次次通过行政手段降低药品价格之苦的药品生产企业，首先发出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这些企业普遍认为，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其实就是发改委23次药品降价的变相延续，是政府部门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回避主要矛盾、舍本逐末、不负责任的表现。在这方面，中国医药企

业管理协会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于明德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于明德认为，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意义不大，此乃政府无奈之举，对解决药价虚高问题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此前，政府已经实行了23次药品降价，却很难看出有什么效果。导致药品价格虚高的根源是“以药养医”的机制，此机制不改，只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下功夫，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给制药企业增加很多负担。

于明德的观点得到了辅仁药业新特药事业部总经理刘建伟的认同，刘建伟认为，所有处方药实施政府定价，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政府监管来降低药价，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除非政府对药品进行专营，像烟草、盐业那样实行专卖制度，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才有可能解决。

在采访中，许多药品生产企业一直不理解，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措施很多，可政府部门总拿“药价”开刀，把国内众多药品生产企业“逼”到生存的边缘。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早在今年初，包括石药、鲁抗等国内医药企业巨头在内的100多家制药企业，专门向国务院递交《关于改革“以药养医”机制的建议》，痛陈了我国医疗体制中“以药养医”的种种弊端，希望我国的医疗改革更多地是从根源上治起。

制药企业生存压力更大

刘建伟坦言，我国制药业目前的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如果再一味降低药品价格，企业就更无赢利空间了。我国药品流通企业行业平均利润也只有3%左右，一些量大、价低的普药，利润更低。如果所有处方药都由政府来定价，定价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也不能保证，势必会影响流通行业的平均利润。

刘建伟的观点从2006年我国医药行业经济发展指标得到佐证，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统计数据称，2006年，我国医药行业企业累计亏损1368家，行业亏损面为22.62%。这些企业累计亏损44.63亿元，同比增长27.37%。国家发改委在公布这些数据时也坦言，医药行业的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与药品价格走低有关。

也许是同为制药企业的缘故，三普药业副总经理许国强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的看法与刘建伟相似。许国强认为，目前我国药品生产企业间的竞争已非常激烈，有些市场上零售百十元的药品，企业真正拿到的只有几元，几乎无利可图。

许国强介绍说，不可否认，国内有些药价的确有些“虚高”，但其中的暴利全流入到“旁门左道”中去了，应该治理这些“旁门左道”，将药价“虚高”的水分挤出去。

在许国强看来，政府不但不能一味通过对处方药限定价格来达到降低药价的目的，相反，还应该出台政策保护两类药品的价格：一类是量大安全、疗效确切、质量稳定、价格低廉的普药；另一类是创新药、专利药。一个产业要有其基本的利润，创新也应该有较丰厚的回报。否则，这个产业必将萎缩和没落。如果中国的医药产业不能很好地发展，那将不是民之福，而是民之祸。

许国强认为，现在药品生产企业的生存压力已经很大，不然，也不会出现4月3日百家

药品生产企业二次上书国务院的情况了。

不仅制药企业感觉到生存的压力，就连药品研发机构的日子也不好过。国立创投公司是专业为药厂做药品研发的，所研发的新药大多是处方药。政府多次降价后，很多药企已经没有财力再投入研发，即使有投入也变得更为谨慎，更多的企业则处于观望状态。如果政府再对所有处方药实行定价，对他们这样的药品研发机构而言，无疑也是雪上加霜。

对医院和药企都有利相比制药行业从业人员相对激进的观点，医院管理人员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的态度似乎要温和与中立一些，他们似乎更欢迎这项新政的实施。

“很多人都认为医生喜欢从药品中牟利，其实部分医生也是无奈。如果统一处方药定价，我们很欢迎，这有利于净化医疗行业的歪风邪气。”北京朝阳医院一位张姓医生在采访中对记者说道。张医生认为，统一所有处方药定价可让医生安心地工作，更好地为病人服务，有利于提高医疗人员在老百姓中心目中“白衣天使”的形象。

江西省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胡建新在采访中表示，所有处方药品实行政府定价，药品定价的科学性就会更强，可减少药品价格“虚高”的部分，对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是有好处的。如处方药中的氧氟沙星，该药在国内大约有40多家企业在生产，如果政府综合平衡后，给该药定出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这样医疗机构的管理工作如药品招标采购、医院管理年检查、纠风检查、以及相关部门审计等实施起来就更加方便。

青海红十字医院院长张建青对“所有处方药实施政府定价”也能坦然地接受，他介绍说，青海红十字医院实行药房托管已经四年了，目前看来，这项改革还是很成功的。现在，青海红十字医院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35%左右，其中只有15%归医院，因此，即使对所有处方药实施政府定价，尽管这些药品的零、批发差价会有变化，其利润贡献率仍然很小，对医院的影响也不大。

上海长海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杨樟卫介绍说，“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的措施目前还不明朗，即使实施，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对长海医院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现在医院药品都实行招投标采购，这使得医院在药品利润方面已经非常透明，也很固定。如果药品进入医院的加成还是原来国家规定的15%，不管药品怎么定价，对医院发展的影响都不会太大。如果加成比例降低了，政府的财政补贴又跟不上来，许多靠药品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医院就可能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

不管是增加了药品生产企业的生存压力，还是对医院发展影响不大，在一直从事药品流通研究的人民大学商学院医药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宪法看来，实施“所有处方药政府定价”对药品生产企业和医院都有利，对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也有好处，是一个“一石多鸟”的计划。

李宪法介绍说，2002年，人民大学医药物流研究中心曾和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进行沟通和探讨，拟扩大我国药品定价范围，将所有处方药都纳入国家价格管理范围。李宪法认为，纳入医保目录政府定价的药品，其数量仅占我国全部上市药品数量的10％，剩下90%的药品都属于市场定价。制药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所定的药品价格必然会有“虚高”的成分。而且，如果再继续执行目前的定价制度，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国有公立医院客观上不可避

免地会存在两种定价体系。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两种定价体系必定会给医院的管理造成许多无法预料的麻烦。

在李宪法看来，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其实对保护我国国内制药企业是有利的。李宪法介绍说，我国药品价格管理政策过去几年一直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国家还没有一个完善、统一、协调的药品价格管理政策。即使对现有药品价格进行调整，也会遇到很多技术问题。在对一种药品进行限价前，政府部门要对该种药品的原材料、生产成本、同类药品情况等进行详细的市场调研。然而，市场调研只能局限于一些仿制药，原研药、专利药的原材料、配方、生产工艺等厂家都是保密的，无法获取相关数据，因此，也无法对其进行限价。如果不扩大限价药品范围，将来要进行价格限制的药品都将是一些仿制药，而我国药品生产企业由于创新能力低，大部分恰恰都是在生产仿制药。因此，从长远发展角度来说，对所有处方药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保护我国本土的药品生产企业。

长期的系统工程

同济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张新平教授则认为，实行所有处方药都由政府定价的政策，这就意味着政府将国家医保目录之外的所有处方药品全部纳入了国家定价范畴，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对药品价格实行严格管制，其最终目的也都是要遏制药品价格的上涨，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因此，我国目前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是必然的。

“不过，如果这一政策不是伴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整体推进，而是单独进行的话，不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的利益无法保证，我国许多依靠药品利润来维持自身正常运作的医院也将面临亏损的窘境。因此，如何保证这一政策的公正性和可行性，是考验医改部门智慧的一道难题。”张新平在采访中不无忧虑地说，“2004年上半年，我国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抗生素大幅降价，使得国内许多大型药品生产企业蒙受巨大损失，这一做法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市场价值规律的具体表现，这样的事情最好别再发生！”

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主任沈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沈素认为，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有一定优势，可以调控药品价格，对一些虚高药价起到抑制作用，但保证药品定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难度很大，如果从剂型和规格上对所有处方药完全一刀切，势必会影响制药工业发展。目前政府部门在解决药品价格虚高问题上，一概采取降价，忽略其他价格因素，造成中国医药行业特有的“降价死”现象，一些常用普药很难买或根本没人生产，还有一些中毒抢救药、抗疟药、抗寄生虫药等，由于市场销量少、利润低，厂家和商家都不愿意生产和经销，造成临床治疗困难。

从药品生产企业的角度，刘建伟对直接关系企业经济效益的药品价格政策制定更为敏感，刘建伟介绍说，从我国现在医药市场的行情来看，药品价格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了。一旦制药企业、流通企业的利润率受到威胁，肯定会造成医院药品类群的缺失，从而影响人民群众的治疗用药。另外，如果药品价格的监管、执法、审批等都集中于某些部门一身的话，谁也不敢保证，围绕药品的政府定价背后，会不会出现“权力寻租”，导致政府定价过高现象的发生。因此，在推行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之前，必须先革除政府在药价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必须最大程度地保证当前药品价格管制的合理性与完善性，否则的话，即使是政府定价，也很有可能成为药价虚高的肇始者，继续造成药品价格

“屡降反升”的尴尬局面。

东瑞制药控股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乐彤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乐彤认为，政府对所有处方药实行定价的出发点是对的，然而定价必须要考虑兼顾社会和企业的公平性。医疗产品的定价也应该区别对待，某些适用高消费人群的高档药品定价可适当高些，而对于适用农村市场的某些经济实惠的药物，如果定的太高，老百姓还是消费不起的。

江苏省卫生厅卫生改革与发展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唐维新在采访中表示，虽然药品是特殊商品，特殊商品应该实行特殊管理，所有处方药实施政府定价有利于药品的生产质量、销售价格和使用。但是，如果调整药品价格后，财政补贴不增加，很多医院会很难保证收支平衡，继而影响到医院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只规定药品的零售价格，而对医院药品的进价和差价放开，这样医院自然就会选择同质量而价格又低廉的产品，这样也促进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积极性。

当然，对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等部门来说，要想真正实施这项政策并没有那么简单，这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面对近万种的产品群，应如何完成监管、指导和制定价格工作？应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定价标准，以保证定价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健全的定价制度，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在定价过程中的影响？这些都是在实施该新政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