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身份研究框架探赜

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18No．1［基金项目］本文是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博士启动基金项目（编号ID-15-305-003）、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研培育项目（编号10-00-305-002）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5BYY101）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7-09-29［作者简介］曾祥宏，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翻译与身份研究框架探赜曾祥宏（上海理工大学，上海200093）［摘要］翻译与身份是翻译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在语言转换过程中也关注翻译对身份构建和维持的关系。

本文对各主体的身份重新归类，从而构建较为完整的“翻译与身份”研究框架。

翻译与身份的研究内容可分为翻译的内部身份和外部身份，前者指与翻译本体相关的身份研究，即对翻译实践、翻译研究、译作、译者/译员等的身份研究；后者关涉翻译与外部社会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包括翻译与边缘群体如女性、少数族裔、移民、同性恋等的身份研究。

身份及其认同状态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与认识视角的转变，翻译的内部身份经历了由低认同值向高认同值的过程；同时，翻译与外部社会要素的交互作用显现了翻译对身份的再构建与维持作用。

［关键词］翻译；身份；研究内容；构建［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358（2018）01-0010-07引言翻译研究中关于“翻译与身份”问题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为爱尔兰学者克朗宁（Michael Cronin ）所著的《翻译与身份》（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美国学者根茨勒（Edwin Gentzler ）的《美洲的翻译与身份认同：翻译理论的新方向》（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mericas ：New Directions in Translation Theo-ry ）。

两位作者将翻译视为构建文化、身份的重要一环，翻译被置于文化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研究范畴中。

而关涉翻译本身的身份问题，如翻译实践的身份问题、翻译研究（学科）的身份问题、译者的身份、原作与译作的身份问题等，未能系统地整合于其中，同时对身份的概念亦未能明确阐释。

本文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试图将关涉翻译本身的身份问题纳入“翻译与身份”这一主题，并重新对各主体的身份进行归类，从而构建较为完整的“翻译与身份”研究框架。

一、翻译何以与身份问题挂勾？身份问题是当今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包括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和心理学。

当今翻译研究对身份问题的关注，首先在于其与语言学的研究动向有着密切的联系。

语言学经历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语言学（不考虑语言使用的文化因素及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到以韩礼德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语言学阶段（突出语言使用的文化因素并考虑语言使用者的身份），研究重心从语言的系统转向语言的使用问题，再到当今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

翻译活动本身是涉及语言的实践活动，而翻译学的发展和语言学的发展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语言学在突出身份对社会、文化的构建作用的同时，翻译学自然也关注转换语言的过程中对身份构建、身份维持的关系。

其次，翻译学自身所具有的跨学科性质，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亦有交叉和相互彰显之处。

其三，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路向所趋。

随着翻译逐渐向宏观文化语境的拓展，人们对翻译的性质与发挥的作用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将翻译作为次要的、派生的、边缘的语际转换活动的观念到发现翻译与民族文化身份之构建的紧密联系，对翻译价值的探索更具突破性。

当然不排除这种认识来源于翻译实践的深入，并同时指导着翻译研究的开展。

二、身份的概念与研究回顾Identity （身份或身份认同）一词一部分源于法语identit é，一部分源于拉丁文identitat-，后来发展为英语中的identity 一词，有多重含义：一是同一，一致性；二是本体，本身，身份。

“Identity ”一词既具有名词性的含义，也具有动词性的含义。

名词性的含义表达身份选择的结果，即个体所拥有的归属于某一群体的共同特征，即“身份”，它既包括个体的自我定位，也包括他人强加给个体的定位（Block，2007：26）；动词性的含义强调身份选择的过程，即“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

英国学者布洛克（2007）从语言学视角出发提出了“语言身份”这一概念，即个体的自我意识与交际方式之间存在的一种假定性的、标志性的关系（Block，2007：40），认为语言具有建构身份的功能。

加拿大语言学教授皮尔斯（1995）指出语言和交际能力具有构建语言学习者的社会身份的功能。

另外，布洛克从群体成员视角出发，提出了“族裔身份”或称族裔性（ethnicity）和“国家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

“族裔身份”是一种建立在某一文化群体的共享历史、祖先、信念体系、社会行为、语言和宗教上的身份（Puri，2004：174，转引自Block，2009：28），“国家民族身份”是一种建立在与某一国家政权相关的共享历史、祖先、信念体系、社会行为、语言和宗教上的身份（Block，2009：43）。

此外，关于“身份”概念的延伸亦有“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概念，中国学者王宁认为，文化身份是“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物征”（王宁，2002：4）；而勒斯蒂格（Lustig）和凯斯特（Koester）则将“文化身份”定义为“个体对某种特定文化或民族的归属感，是自我认同的关键”（Lustig＆Koester，2007：137）。

国外的身份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1993年加拿大华裔社会学家张裕将“文化身份”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认同”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同时，国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西方学界对身份问题的研究思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边缘性群体身份认同的研究，如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的身份构建与认同研究；二是对某一职业群体的身份研究，如对译者/译员的身份研究，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研究；三是分析文学作品中某一典型个体、典型群体的身份认同研究，进而透视某一族群的身份建构；四是某国民的身份认同，如殖民地（新兴）国家的民族身份构建。

三、翻译与身份研究翻译学界也试图从以上研究层面分析翻译与身份问题，如对少数族裔语言、文化的翻译与身份构建问题，如韦努蒂（1986）的抵抗翻译观，国内学者段峰（2007）对民族志翻译的关注等；女性主义翻译观与女性身份认同研究，如西蒙（Sherry Simon）、钱柏琳（Chamberlain）、克里斯蒂娃（Kristeva）等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对同性恋话语的翻译研究，如英国学者凯斯·哈维（1998：295-320）的《同性恋者的身份与文化转换》通过对同性恋语言及其翻译的比较研究对性别身份、社会文化及其语言三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口译研究中对口译的职业化建设的关注反映了译员这一群体对提高其社会身份的诉求；对文学作品中折射的翻译与身份塑造的研究，或从译者的身份及翻译行为解读其对某一文学作品的译本；对某国民族身份的翻译研究，如巴西翻译理论家坎波斯（Campos）的“食人主义”翻译观所阐释的翻译对美洲殖民地国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作用（Milton＆Bandia，2009），等等。

以上翻译在身份问题研究上取得的突破与进展体现了翻译与身份问题存在可观的契合点，翻译对身份问题的研究具有强有力的解释力，同时身份问题的研究亦使翻译研究在社会学领域得以深化。

对翻译与身份问题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为克朗宁（Cronin，2006）的《翻译与身份》及根茨勒（Gentzler，2008）的《美洲的翻译与身份认同：翻译理论的新方向》。

克朗宁的《翻译与身份》开篇探讨了翻译的性质，也即翻译作为跨文化跨语言交际的活动身份问题，并用大量篇幅以政治叙事的方式突显了译者（员）的身份、移民的身份、国家的身份问题。

可以说，克朗宁较为完整地勾勒了一幅关于“翻译与身份”的研究轮廓，规定了翻译与身份的研究主线与思路，但对于翻译活动内部所关涉的身份问题未具体展开讨论，同时对女性身份问题也有所忽略；根茨勒的《美洲的翻译与身份认同：翻译理论的新方向》也首先回顾并阐明翻译的定义问题，主要以美洲的地域代表性的身份问题展开讨论，包括北美的女性身份、多元文化身份、南美的新兴国家身份、边境写作身份等。

根茨勒的叙事方式与克朗宁并无二致，皆注重探讨翻译对国家的政治、文化身份的构建作用以及对某一社会群体（包括译者、移民、作者）的精神心理等造成的影响，但也未对翻译所关涉的分支点进行探讨。

而国内学术界大多以单一的身份问题审视其与翻译的关系，如译者身份、民族身份、文化身份、性别身份、文学人物身份、某一社会群体身份，未从整体上概括翻译与身份的研究内容，导致对翻译与身份这一主题的概念认识不全面。

本文旨在明确这一研究课题的研究范畴，并具体概述每一部分的实质内容，以构建较为清晰全面的“翻译与身份”研究框架。

四、翻译与身份研究框架（一）翻译的内部身份翻译的内部身份研究指围绕翻译本身一系列对象的身份探析，主要包括对翻译实践、翻译研究、译作及译者/译员的身份认识。

前文已述，身份既指个体的自我定位，也指他人强加给个体的定位；也包括身份认同之意。

若该对象为物，则无自我定位之可能性，如翻译实践、翻译研究和译作，仅能从外界对该物的定位进行阐述；若该对象为人，如译者/译员，则从自我定位和外界定位两方面论述。

1．翻译实践的身份翻译实践的身份主要指人们对翻译这一活动的定位，或曰对其性质的规约，主要可从其定义及相关隐喻认知得知。

按照传统观念，翻译这一实践活动的身份较为低下。

16世纪法国诗学评论家贝莱（Joachin du Bellay）认为翻译是一种模仿（Joachin，1970），此外一则关于翻译的意大利警句“Tradut-tore，tradiore（翻译即叛逆）”在西方亦广为流传；中国儒家哲人孔子称翻译为“反舌”，且谓其“简矣”，而后秦僧人则认为翻译“有似嚼饭与人”。

可见翻译在传统译论中被置于近乎鄙贱的地位。

近现代语言学界对翻译的定位较为中肯，卡特福德（Cartford）在其《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将翻译定义为“偏离从源语到目标语过程中的形式对应”（1965：73），即一种意义再现的语码转换活动。

而后随着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对翻译有了更为突破性的认识，勒菲弗尔（Lefevere）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1992：vii），巴西翻译理论家坎波斯（Haroldo de Campos）提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转引自Milton＆Bandia，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