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先生生平简述》

《袁嘉谷先生生平简述》【摘要】云南石屏袁嘉谷先生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

在遥远的滇南之地，出了一位状元，本来便可令人啧啧称奇。

在他66年短暂的春秋中，他不仅出任晚清学部编译馆馆长，在任期内追回了一部分敦煌经卷；又曾在浙江提学使任上妥善处置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学潮；辛亥革命后回到云南，曾出任蔡锷将军参议；在京时曾参与编纂《清史稿》，回乡后又多次参与编修地方志，为云南地方志的编修做出了重要贡献；晚年应东陆大学首任校长之邀在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担任文科教授，主讲国学，座下弟子多为后来云南文史界之俊彦。

本文将对袁嘉谷先生生平做一小小说明，书其大略，以志先哲。

【关键词】袁嘉谷生平简述一、从滇南幼童到学部编译馆馆长石屏袁氏，源于四川巴县，明清之交时为避战乱而入滇，原有四支源流。

城内一支，城外陶村镇高坡村一支，宝秀镇一支，坝心镇袁家沟村一支。

袁嘉谷先生一支，源起高坡村，后徙入城，今石屏县城南正街22号便为袁嘉谷故居。

据石屏袁氏后人回忆，袁氏十三代时，高坡村袁氏与城内袁氏联宗，并为一支。

袁氏开族馆后，袁嘉谷在馆中受教。

据资料记载，“袁嘉谷幼年聪慧好学，‘有异禀，强记忆，龆龄嗜学’。

他五岁时开始读书，由父亲口授《千字文》、《三字经》、《千家诗》、《大学》等。

小小嘉谷能做到‘经耳无遗，触目成诵’，‘悉解字义’，让父亲心中欣慰之极。

”[1]袁嘉谷自幼聪明好学，博闻强识，为乡人称道。

1887年，袁嘉谷参加科举考试，名列一等，补廪膳生员；1893年，应省科试，名列第一；“1894年，袁嘉谷应光绪辛卯、甲午并科贡试，名列第一。

”[2]接着，“应光绪甲午科云南乡试，名列第二（是为举人）。

”[3] 20世纪初，满清王朝实行“新政”，欲扶大厦于将倾。

其中极重要的一条便是变八股取士为经济特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保和殿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考试。

所谓经济特科，前身为“博学鸿词科”，有清一朝，仅有三科。

康熙十七年之状元为彭孙遹，乾隆元年之状元为刘纶，时人对“博学鸿词科”看法不一，如乾隆时期御史吴元安道：“荐举博学鸿词，原期得湛深经术、敦崇实学之儒，诗赋虽取兼长，经史尤为根柢。

若徒骈缀俪偶，推敲声律，纵有文藻可观，终觉名实未称。

”[4]于是，“下吏部议，定为两场，赋、诗外增试论、策。

”[5]光绪二十九年（1903）之时，又开经济特科，“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

并下政务大臣拟定考试事宜。

……二十九年，政务处议定考试之制，如廷试例，于保和殿天子亲策之。

凡试二日，首场入选者，始许应覆试，均试论一、策一。

简大臣考校，取一等袁嘉谷……等九人。

”[6]，张之洞评袁嘉谷试卷评语：“精博和厚，似姚秋浓一流文字。

”[7]大学士孙家鼐评语：“弁冕群英，足添玉堂佳话。

”[8]授翰林编修。

由于袁嘉谷为清特科之第三位状元，故孙家鼐称其为“国朝第三人”，并为之题匾，匾额现悬于石屏袁嘉谷故居中。

1906年，袁嘉谷出任晚清学部编译馆馆长，广聘博学多才之士，如王国维、罗振玉、高步瀛等。

在各方面人才的带动下，学馆编译局作出了重大贡献，研究编写了“统一国之用”的官定各种教材。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国定教科书，在各种教科书的编写中，自然会遇到一个“新名词”该怎么处理的问题。

1909年，编译图书局设立了一个新机构，统一规范教科书中的名词术语。

袁嘉谷亲自参加了这个馆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很多统一的名称。

将一周制定为中国自己的“星期”，就是在袁嘉谷主持下制定的。

袁嘉谷对敦煌文献的保护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1909年秋，法国人伯希和强买敦煌文献6000余卷，袁嘉谷获悉后，与其部下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商量后，报告了学部尚书严范孙，学部电饬甘肃总督：“凡石室中，片缣一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

”[9]敦煌地方官马上追回古籍，挽回了巨大损失。

敦煌学今为世界显学，我国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其中不能否定袁嘉谷等人保存文献的功绩。

袁嘉谷在担任编译馆馆长期间，极爱惜人才，其中犹与王国维过往密切。

常常诗文唱和、研究甲骨文。

在王国维投湖自尽后，袁嘉谷感到很痛心，叹息曰：“中国每经政局变革，学者能存的无几。

……继往开来，人心赖以不坠，学者亦能勉强自存。

辛亥以后，潜心学问，而有古风者，推王静安。

”[10]“我想自今以后，如王静安这类人才，无论中国或世界，都应该设一个最好的办法招待他，不能最优，就是次点的也要做到，……我以前倡议请王静安来云南，竟成空谈，今日更是空谈了。

”[11]言语之中，可见痛心之态。

二、从浙江提学使到回滇1909年12月24日，袁嘉谷出任浙江提学使。

初一到任，便遇上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学生反抗其监督夏震武一事。

夏震武本为饱读程朱理学之士，思想极为保守，要求全体师生穿戴礼服共同谒礼，不可避免地与受“欧风美雨”熏陶的青年学生之间产生了矛盾。

加之夏震武到任时又曾辱骂学生，更激起了学生以及新派知识分子周树人、许寿棠的不满。

周树人时任学堂教员，许寿棠任教务长，二人带头罢教，并有多名学生参与罢课。

夏震武采用“学生抗议则除学生，教员抗议则除教员”的极端手段处理。

由于其人固执，故被人称为“木瓜”。

袁嘉谷上任后，撤除夏震武之职，以示对进步学生的支持。

“随后，他认为许寿棠、周树人等‘人才难得’，即派孙智敏到湖州会馆，拜见许寿棠等人，送还聘书，请他们到校上课。

”[12]平息了学潮，鲁迅先生将此次学潮称为“木瓜之役”。

在任上，袁嘉谷继续创办发行《浙江教育官报》，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兴办各级学校，改建了浙江省图书馆，提拔好学青年。

1910年，选报留美学生，浙江省名额为8人，但经测验有24人成绩优异，袁嘉谷将之上报中央，经复试，24人均赴美留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浙江省亦宣布独立。

袁嘉谷不顾浙江人挽留，离开浙江，返回云南。

1913年，第一届国会召开，云南省选举袁嘉谷担任参议院议员，1911年11月，袁世凯解散国民党，撤销132名国会议员证书，袁嘉谷亦在其中。

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后，邀请袁嘉谷担任顾问，袁嘉谷看出了专制之不得人心，坚辞不受，返回云南。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将军联合唐继尧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邀请袁嘉谷担任参议，组织护国军，委办全省团防事宜。

当袁世凯被迫取消复辟后，袁嘉谷欢喜不能自胜，提笔撰写了《云南护国门碑记》，表现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的拳拳赤子之心。

1916年，袁世凯死去，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组织国会，唐继尧推举袁嘉谷等人入京，由于新的国会很快便沦为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的工具，国会不欢而散，袁嘉谷愤然离京，居住于昆明，此后，他在昆明度过了其晚年。

1919年，“嘉谷半生显宦，名重海内，辛亥革命后归滇，并无一椽之屋。

时因子女就学方便移居省城，租房困难，家人屡请建屋。

得友人相助，多方筹集，乃决定于昆明九龙池北玉龙堆建楼房。

”[13]以袁嘉谷半生显宦，居然无钱建屋，可见其清廉。

此后，袁嘉谷多次任云南地方军阀之邀出任官吏，地方军阀因其声名显赫，多次聘请其担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高级顾问，以笼络人心。

然而他却乘此机会，奖掖后学，保释被捕的革命者。

部分论者认为袁嘉谷倾向于革命，但是袁嘉谷声言，他对革命一向是不感兴趣的，所以也就谈不上是倾向于革命了。

他说：“把这些会读书的人关进监牢，太不像话！”可看作是仅仅是爱惜其才具而已，谈不上同情革命。

“从袁嘉谷与鲁迅同时在杭州任职一层上来讲，……虽然都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木瓜之役’中的人物，但并非由于此事件有什么个人之间的交往，”[14]仅此而已。

三、编修史书，任教东陆早在1914年10月，袁嘉谷便应邀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邀加入了编纂《清史稿》编纂行列，负责编纂《清史稿·选举志》、《清史稿·文苑志》、《清史稿·大臣传》、《清史稿·地理志》中云南一节。

受明清以来章学诚等新史学思想的影响，袁嘉谷提出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他说：“我以为重整中国历史还应当注意三事：一、废弃正统。

……直以中华民国元年逆数而上，免却正统纪年之无谓纷争；二、名讳减少，凡一切国号、庙号、徽号、年号均一概取消。

如人名皆直呼其名，……以免纠缠有用之脑力；三、帝王一家之事皆可不管，……格外另加入几样：第一开物成务的；第二有功德于民的；第三是安内攘外的。

……我以为史学家也要特别表彰的，因为没有史学家，就无所谓史学了，所以应该要特别尊重他们。

但我所说的史学家，乃马班、陈范、荀悦、王隐、臧容绪、王劭、裴松之、裴骃、李德林、李百药一流，并不是坊间书集中的那些作《汉高祖论》、《留侯论》、《秦皇汉武合论》的词章家。

”[15]由其中可以看出，由“帝王纪年”到“民国纪年”，袁嘉谷没有摆脱旧的纪年思想的影响，但是他能大胆提出将以前帝王之纪年与年号统统取消之，以一统一标准纪年，不至于使后人因史书中年号频繁更迭而带来不便，也算是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