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表1 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时间事件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审议通过。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这一“依法治国”战略的理论起点，直接催生了大规模的“立法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

1982年新宪法的通过，为新时期的中国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后多年，《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一批基础法律的通过，更是在民事、行政、商事等方面共同构筑起了中国法治的框架，使改革开放逐渐“有法可依”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在这次大会中，“法制”换成了“法治”。

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

2002年党的十六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被当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

2011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2012年党的十八大，“法治”的作用被再次重新定义：“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2013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主题。

2014就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间点，前后分为两大时期来了解建国以来的法治历程。

一、第一时期：依法治国提出之前从1949年新中国初创开始，一位诗人赞美道：“时间开始了”。

在除旧布新的洪流中，旧中国的一套被彻底否定了，《六法全书》和旧中国的司法体制被彻底打倒、否定，人员分流、改造，在当时的背景下，《婚姻法》率先出台，1951年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解决了人民生活和维护政权的迫切需要，到了1954年，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大家注意到，在1949年到1956年，新中国初创，有很多领域的法律还是空白。

接下来从1957年开始，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左”的失误导致轻视法制思想的流行，人民法院工作进入艰难曲折时期。

1966年“文革”爆发，在“砸烂公、检、法”口号下，司法工作日渐艰难，至1969年，最高人民法院干部被下放湖北农场劳动，只留下8名办案人员，国家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破坏，法院工作陷入停顿。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缺乏健全法制和厉行法治的社会需求。

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

这就在客观上泯灭了法制建设的需求。

这就正如1958年中央政法小组在报告中所说的：“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

”第二，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养成的有事找党委、依靠政策办事的习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里得以延续。

对此，彭真同志在1984年3月13日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

他指出：“在战争时期，党也好，军队也好，群众也好，注意的是党的政策。

一件事情来了，老百姓总是问，这是不是党的政策？”“那时，只能靠政策。

当然，我们根据地的政权也有一些法，但有限，也很简单。

”“建国以后，我们有了全国性的政权，情况不同了，不讲法制怎么行？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

一要有法可依，二要依法办事。

”“但是，应该承认，长时期内我们对法制建设有时抓得紧，有时放松了，甚至丢掉了。

”的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左右时间里，我们不但没能完成“不仅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的过渡和转变，反而是“人治”占了上风。

第三，从历史根据上来看，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是浓厚的封建特权和个人的独断专行，而缺乏的是民主法制传统。

这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这一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完全消除，并在事实上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观念障碍。

第四，党的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过分强调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过于推崇、迷信群众运动，以致出现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惨剧，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

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

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刘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这表明，党的高级领导人已开始看轻、甚至否定法制的作用，党在指导思想上不再注重法制建设。

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前，各种条件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不可能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当然更不可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正是因为这一阶段我国的法治不健全，因此出现好多冤案惨案，以下为特殊的例子：呼格吉勒图案呼格吉勒图，本市呼和浩特市卷烟厂的工人，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的第一毛纺厂家属区的公共厕所内一名女子被奸杀，当时是呼格吉勒图第一个发现了被害人，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随后公安机关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但无果，随后公安开始将怀疑对象对准了第一个发现了被害女子的呼格吉勒图。

因为他作为一名男子发现女厕所的被害女子是很蹊跷的，于是将呼格吉勒图带进了公安局，此后，在疑似刑讯逼供下，认定了呼格吉勒图就是这起强奸杀人案的凶手。

1996年5月23日，呼格吉勒图案开庭审理。

检方以“流氓罪”和“故意杀人罪”对其提起公诉，提交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物证检验报告，尸体检验报告以及现场勘验笔录。

检方指控：1996年4月9日20时40分许，呼格吉勒图到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织厂公共厕所后偷窥并进入女厕所，并将25岁的女青年杨某进行强奸并将其杀害。

短暂的休庭合意之后，法官当庭认定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罪”属实，判处死刑。

在“严打”期间，根据“从重从快”的原则下，判决仅仅62天后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

直到2005年10月23日2005年10月23日，赵志红因涉嫌“2.25系列强奸、抢劫、杀人案”而被捕，在交代曾经犯罪记录的过程时，曾先后四次向警方供述1996年在呼市毛纺大院厕所内奸杀一名受害妇女，即呼格吉勒图案的详细经过。

由于赵志红对呼格吉勒图案中强奸杀人过程可以准确描述，并事后经过中国公安部专家多种手段的调查，经测谎认定其证言的可信度达98%以上，证实其确实是该起案件真正凶手。

因此，呼格吉勒图并非“4•9女尸案”的凶手，而该案也属于冤假错案。

2005年12月16日，《内蒙古法制报》报道了“4•9女尸案”的后续和经过，指出真正凶手应为赵志红，而非呼格吉勒图。

2006年12月5日，赵志红递出一份写在卫生纸上的“偿命申请书”，再次重申在公厕内强奸杀害一名年轻女子的凶手是他本人而非呼格吉勒图，并希望可以偿命。

该份文件被当地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舆论的热议和震动。

2007年1月1日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

同时，因需调查呼格吉勒图案，赵志红死刑执行被延期，被关押在呼和浩特的看守所中。

2009年5月29日，长期关注呼格吉勒图案的公安部刑侦专家杨承勋和吴国庆向媒体表示，呼格吉勒图绝非“4•9女尸案”的真正凶手。

如此，呼格吉勒图是被冤枉的，并且被冤杀。

福建寿宁：徐国泰“诽谤”案在福建省寿宁县，有一个名叫徐国泰的人，他被以莫须有的“诽谤罪”关押了283 天，取保候审长达9 年多，为了使自己的损失得到赔偿，现在他还在苦苦奔波……徐国泰，现年58岁，是一个有20多年党龄、40多年工龄的基层干部，被捕前是寿宁县爱委会办副主任，在这个小小的山区县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许多人却认为他是“傻瓜”，做事太“四角”。

例如，一位县委副书记向他要一根公家的塑料管，他说这是公物，一口拒绝。

类似的事还有许多，渐渐地徐国泰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1987年3 月25日，这些人“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某人写了一封匿名信给县广播站，信中说：你站游某（化名）同11人搞流氓活动，她是专门卖淫的土婊。

匿名信后面还特地加注一笔：抄送游的丈夫李某（在公安部门任副科长）。

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在这封匿名信尚未发出时，被徐国泰“得罪”过的杨某知道了信的内容，他在游某面前挑拨说：“这封匿名信肯定是徐国泰写的。

”与此同时，组织上又收到两封匿名信，其中一封署名“一部分学生”的匿名信说，一位姓郭的女老师是“破鞋”。

同年4 月19日，寿宁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此事。

县公安局政保科初步认定匿名信是徐国泰写的。

厄运，便这样降落在徐国泰头上！专案组人员撬开徐国泰办公室的抽屉，不管是私人往来信件还是公文，一律送到宁德地区公安处进行鉴定。

1987年6 月15日，公安处吕某作出结论：“匿名信均是徐国泰书写的。

”专案组有人建议送福建省公安厅鉴定。

省公安厅于5 月25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文字的“某些特征不符，故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

以我们的意见，这类案件又牵涉到我们内部工作人员，在弄清事实后，最好由当事人直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处理更为妥当。

”然而，寿宁县分管此案的有关领导并没有采纳省公安厅的鉴定意见，反而于6 月27日将徐逮捕。

徐国泰不服，要求复检。

8 月6 日，省公安厅经仔细鉴定，作出结论：“诽谤信不是徐国泰书写。

”在这种明确的结论下，寿宁县公安局只好将徐国泰释放。

本来，这场莫须有的案件应该到此结束，可不知为什么，吕某独自一人于1987年11月11日远赴北京，带着不是徐国泰的笔迹，要公安部进行鉴定。

由于吕某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导致了公安部门月18日的文检结论是匿名信系“徐国泰一人所写”。

1988年1 月17日中国刑警学院和1988年3 月12日公安部的复检，结论“都是徐国泰亲笔所写”。

据此，寿宁县政法委并公、检、法三长一致认为，徐国泰已构成诽谤罪，应逮捕法办。

于是，1988年7 月9 日，县检察院再次决定逮捕徐国泰。

1988年8 月下旬的一天，徐国泰和妻子来到公安部信访办。

在倾听了他的叙述并看了有关材料后，信访办的同志话锋一转：“本来你是对的，可你为什么扬言要炸公安局，还打公安人员呢？”徐国泰惊讶地问：“哪有这回事？”信访办的同志告诉他：“那边来电话了，我们只好按法律程序办，先把你收容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