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此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展示出华北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通过通读全书，想从以下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一、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而文化网络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如：庙会、水会和商会等，而其中有些关系网也是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等。
文化网络只是一个描述一般现象的范畴，在这种文化网络中地方社会获取权威，相互竞争，国家权力领导体系才得以形成完善。
在当今的社会里，文化网络这一现象是多层次，多结构，多意义的。
通过文中文化网络的描述，是我深深感觉到文化这一现象，特别是大众文化，是值得仔细研究和斟酌的，受益匪浅。
二、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内卷化”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名词，对此特别感兴趣。
学习得知最早提出内卷化的是吉尔茨，他是用来研究爪哇水稻农业的，是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重复简单再生产。
而“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更高形态的现象。
那么，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费用，是由当时地方政权来支付，也就是说是由农村摊款和各种税款来完成，但是当时国家任何积极的改革举措都会被各种消极因素化解，其在乡村的发展是停滞不前的，甚至有倒退的现象。
由于需要大量的财力，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的增长，国家就会采用旧有机构和组织来实现对乡村的控制，从中榨取更多的税款。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一、中心论点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杜赞奇眼中 “国家”与“乡村社会” 的关系
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内容摘要】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主要探究了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来阐述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乡村社会；关系《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是杜赞奇的成名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作者通过对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所编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的研究，以个案的方式对华北六个村庄进行详尽的分析，展现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图景。
一、本书的主旨本书探讨的主题，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一书致力于探讨社会变迁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上来说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而很大程度上这一整体性是借由“权力的文化网络”来实现的。
作者将研究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各种关于华北乡村中的权力因素都纳入了“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予以考察，认为晚清及民国政府未能有效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忽视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作用，强行扩张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一）对两个中心概念的诠释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也是贯穿于全书的两条主线。
这两个概念都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充分地理解了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对于读者把握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将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指标有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
晚清及民国政府为此在“现代化”道路上展开了一系列政权扩张动作。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述略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述略作者：程郁华来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2年第06期摘要：“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研究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分析工具，它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他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后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
它指的是由乡村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的一个网络，是权力形成与施展的基础。
关键词：权力文化网络杜赞奇乡村研究1 “权力文化网络”概念的提出杜赞奇是美籍印度裔学者，1980年代初期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投入费正清高足和接班人孔飞力门下，专修东亚史。
其时，美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在杜赞奇眼里，印度与中国也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他非常想知道国民党在乡村政权建设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乡村获得农民支持的原因所在。
于是，他把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政权建设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于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1988年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名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此书曾荣获1989 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这是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两项大奖。
我们先来了解杜赞奇的“权力”一词是什么意思。
杜氏所指的“权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来源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与《性史》。
福柯的著作让杜意识到，权力关系的来源是多元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与经济、性别等因素密不可分。
更为重要的，福柯让杜氏意识到历史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现权力的方式；权力并不只是压迫性的，还具有创造性与启发性[1]。
此外，杜氏还深受克利福德·吉尔茨和维克多·特纳等政治人类学家的影响。
杜氏将特纳的“领域”和“舞台”的思想引入他的术语之中。
特纳在《戏剧、田野与比喻》一书中写到：“概括政治领域特征时，阶级、类别、同样作用和结构地位等类同关系相当重要”。
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文化、权利与国家》书名：《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杜赞奇早年就学于印度和美国，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其第二本专著《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也已于2003年面世。
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主要内容：前言：首先，提出了研究的对象，即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其次，说明了研究资料的来源，肯定了其中的参考价值，也认识到了局限之处；然后，依据三个标准（第一、富裕还是贫困；第二、宗教和宗族组织是否在乡村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第三、距离城市的远近）对将要研究的6个村庄进行划分，让读者对作者的研究范围有一个框架性的了解，以便下文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为了能进一步拓宽理解一种文明中政治体系的视野，即将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因素包括在内，从而超越十分重要但并不完全的“乡绅社会”和“儒家思想”的概念，作者引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
这一模式可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
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经纪”是交易一方的代理人，他们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在清末封建国家正是通过收费经纪来统治乡村社会的。
这里的国家经纪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营利型经纪，他们活跃在国家政权和农民大众之间，担当为政府征收赋税的代理人，从中贪污中饱已获其利，他们的权威来源于政府的支持，所以更加倾向于维护国家的利益。
另一种是保护型经纪，他们的权威来源于自身的威望和地位，能得到农民大众的信任和拥护，所以，这样的代理人更多代理的就是乡村人民的利益。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浅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阅读时间：阅读人阅读书目：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内容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中国惯性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30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及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细致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中国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这一时间段中，中国乡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过程中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都是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并加以分析的问题。
其中第一章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这种权威由乡村社会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们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作者把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看成一种经纪关系，国家利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其主要职能。
第三章作者开始讨论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从中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
第四章到第八章，作者具体论述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感触最深的就是“政权扩张的内卷化”这一内容。
我认为，杜赞奇对这一问题分析和论述高度概括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本质，从而在更深一层次揭示了其灭亡的原因。
一、“内卷化”的内在逻辑“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爪哇研究水稻农业时提出的这一概念，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如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生产。
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下降，但是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_文化权力与国家年的华北农村_述评
大 众 文 艺大142摘要：杜赞奇的《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为我们研究中国乡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其最重要的理论建树是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为我们研究中国乡村政治运作提供了新的解说模式关键词：杜赞奇；文化；权力；国家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发生两个巨大变化：第一，受西方入侵影响，经济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二，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主要研究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一、全书基本概念和内容的简要介绍1．作者在第一章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权威体现在由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组织体系”包扩市场、宗族、宗教、水利控制等方面形成的组织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①“象征规范”即文化网络中的“文化”，是指扎根于各种组织与关系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规范，包括宗教信仰、相互间的感情、亲戚纽带以及是非标准等。
②2．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作者把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经纪关系，国家利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
“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
“赢利型经纪”是一种视乡民为榨取对象的经纪。
“保护型经纪”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
由于赢利型经纪视其职权为谋利手段，故不能被视为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而保护型经纪则包容于文化网络中。
20世纪上半叶这两种经纪继续存在并发生作用。
3．从第三章起，作者开始探讨地方政权现代化建设。
在这里作者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
“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研究爪哇水稻农业时提出。
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作者：吴利娜来源：《丝路视野》2016年第05期【摘要】本文作者主要从史料价值、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权力的文化网络”、客观地分析问题、比较法的运用等方面对《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做了评述。
【关键词】华北农村经纪统治现代化建设传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著作也很多。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其中一部力作，共有1996年版，2008年版和2010年版三个版本，本文采用200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全书共分为八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本书主要以“沙井”、“冷水沟”、“吴店”、“侯家营”、“寺北柴”和“后夏寨”共6个村庄为例来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
此书从文化视角、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颇具新意，值得我们研读。
史料价值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简称“《惯调》”），除《惯调》材料之外，作者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第6页）。
反映华北农家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
特别是黄宗智的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论述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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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本文作者主要从史料价值、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权力的文化网络”、客观地分析问题、比较法的运用等几方面对《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做了评述。
标签：华北农村；经纪统治；现代化建设
传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著作也很多。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其中一部力作，有1996年版，2008年版和2010年版三个版本，本文采用200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全书共分为八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本书主要以“沙井”、“冷水沟”、“吴店”、“侯家营”、“寺北柴”和“后夏寨”共6个村庄为例来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
此书从文化视角、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颇具新意，值得我们研读。
一、文化视角的研究
史料价值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简称《惯调》），除《惯调》材料之外，作者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
反映华北农村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
特别是黄宗智的书，用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
农民访谈资料的运用。
本书采用了大量采访农民的资料，如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这一章节中，关于水利组织的宗教仪式这一问题，作者通过与昌黎农民的对话，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宇宙观。
在研究华北地区的保护神——关帝时，作者关于土地爷与关帝有何异同这一问题，通过顺义县村民的回答来展现等。
对国家权力的研究，作者主要依据中文资料，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财政方面），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调查。
全书的参考文献大都为第一手资料，且外文资料的运用，使本书史料价值较高。
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
在研究乡村社会的时候，作者认为，要理解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就必须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知识，以便对乡村社会有更为深刻的了解”。
具体实践中，作者应用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力图打通历
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而“权力的文化网络”则可以说是作者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结晶，借助这个概念，作者融合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对华北乡村一个个细腻而生动的个案进行分析，给我们展现了比其他历史作品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也增强了可读性。
二、“权利的文化网络”理论
杜赞奇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理论，而且杜氏的概念建构并非自话自说，而是融合了结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并有着超越现代化思想狭隘之处的理论动机。
“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我们研究乡村社会提供了新的理念。
客观地分析问题。
如“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特征中，既有权力的扩张，也有权力的瓦解和削弱；国家财政的增长，国民收入却不增加。
如华北重要的关帝信仰，在共同的信仰框架下，大众将关帝视为万能之神：财神、救世神、守护神等等，而朝廷则力图将关帝儒家化和强调关帝深明大义、忠于朝廷，乡绅则希望借关帝的信仰，在朝廷和乡村都获利，不同的群体追求不同的利益。
比较法的运用。
在华北宗族章节中，后夏村与寺北柴村对比，从而说明后夏村的族长不如寺北柴村族长有权威。
在论及农民社会“开放”与“关闭”的问题时，施坚雅与黄宗智的看法则存在不同，施坚雅认为社会动荡时，农民社会为了保护自己，自我关闭起来，减少同外界的联系，而当秩序恢复之后，它又渐渐开放；黄宗智则认为，面对上述压力，不同存在做出不同的反应，要么更为团结和封闭，要么彻底分崩离析。
除了村与村、人与人观点的对比外，还有中外的对比，如在论及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时，作者强调“从比较中看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比较法的运用，能够深化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除上述之外，作者的严谨性在本书中也得到了体现。
在本书第八章论及政权建设与商业征税时，作者提到：“为了便于征收（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日伪政权与1941年对市场体系进行了整顿，集市场所减少，其动机可能想使集市与区公所数目相符”。
此句中括号内的内容，正是作者严谨性的说明，如此情况，此书中还有多处，在此不再一一说明。
三、内容的缺憾
本书是研究20世纪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的一部力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作者力图进行历史溯源，但其基本材料仅是40年代的“满铁调查”，资料不够丰富，有些资料可靠性不强。
如：《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尽管这些调查覆盖了河北和山东的不少县，但资料的主要部分是关于2省6县6个村庄的情况。
其次，作者提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巨变之一是西方入侵对乡村经济的一系列变化，但全书我们看不到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的身影。
基督教被列入
“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类型，但是又定性为“复杂而特殊”的组织，而或许是因为作者研究的材料主要是满铁编的《惯调》，日本在华北地区的侵略行为也被淡化。
再次，杜氏的研究给我们理解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
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杜氏仅仅是将之作为探讨国家政权内卷化时的附属品而一笔带过，并无深入的实证分析。
最后，本书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而书中，通体提到的都是“乡村”（如：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和公务；乡村政权结构等）的概念。
书名中的“华北农村”，用“华北乡村”来替代，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