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未来趋势》

管理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马庆国（2002）认为[1]，广义的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s）指管理学及其研究对象、研究历史、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而狭义的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则指管理丛林时代的管理科学学派，即运筹学或数理学派。王续琨（2010）认为[2]，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s）是以社会各个领域的管理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有学科的集合称谓，而管理活动是指组织的管理者为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行为过程。这无疑也是指广义上的管理科学。本文的管理科学也是指广义上的管理科学，而非狭义上的管理科学。

2 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

从西方管理思想史看，在泰勒的科学管理出现以前，西方的管理还是经验式管理，没有上升到科学层面，所以西方的管理科学应该始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并在之后逐渐形成了管理科学的体系和学科结构。许康、苏衡彦（2006）两位学者认为[6]，按照我国学者马洪等人在20 世纪80 年代依据西方经济管理史所提的观点，公认的管理学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是古典管理理论阶段，或者说是“科学管理时代”。其代表作是泰勒的《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埃默森的《The Twelve Principles of Efficiency》和斯科特的《Increasing Human Efficiency in Business》。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由科学管理、人际关系管理、行为科学管理到管理丛林时代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对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早在1914—1916 年间，我国一批留学生和工商界的学者，就充当了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引进者。1914 年，泰勒回信给中国的留学生穆湘玥，同意并支持他翻译《科学管理原理》。1916 年10 月，穆湘玥以《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为书名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1915 年11 月，中国留学生杨栓在中国科学社的杂志《科学》上，发表了《人事之效率》的论文。这标志着我国管理科学现代化的起步。1929 年，厄威克（Urwick）主持在日内瓦的国际管理科学研究院，他主动通过燕京大学经济系原主任戴乐仁教授作中间联系人，推动中国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孔祥熙和次长穆湘玥建立管理科学学会，所以在1930 年6 月29 日，上海成立了“中国工商管理协会”（The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这个协会对推动我国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和科学管理理论的实际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协会一直开展活动并连续、持久地发挥作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管理科学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浪潮。我国学者对管理科学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也多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开始。如许康，劳汉生（2000）认为[7]，中国管理科学发展经历了四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65 年，是吸收和引进科学化管理的时期，主要受苏联的管理影响。事件包括，对国外的数理统计方法、运筹学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管理科学方法进行初步引进、传播和应用；制订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制订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和“鞍钢宪法”，并号召工业学大庆等。第二次浪潮是1973—1978 年，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和第三次复出，邓小平同志的“唯生产理论”和后来的“生产力标准”极大地激发了科学管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优选法与统筹方法的普及推广，伴随1978 年思想大解放和“科学的春天”来临，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预测学、行为科学、计量经济学、突变理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模糊数学等国外管理学理论纷纷传入国内并传播开来。第三次浪潮是1979—1995 年，在继续引进和吸收西方管理理论的同时，我国管理科学工作者开始按照“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方针，创造自己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如系统科学、灰色系统、物元分析等，把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列上了议事日程。第四次浪潮是1996 年至今，在朱镕基总理“管理科学、兴国之道”的讲话之后，我国掀起了全面学习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的现代科学管理和管理科学的高潮，在现代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以及管理科学研究范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引进、消化和吸收。目前，我国管理科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等基本与国际接轨。郭菊娥、席酉民（2004）又提出了我国管理科学发展的三阶段论[8]，认为第一阶段是1949—1977 年的访苏初创阶段，其标志是系统地学习和引进前苏联的工业管理制度和方

法，实行计划管理。第二阶段是1978—1993 年的重建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尤其是20 世纪80 年代后，我国开始系统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相继成立了管理干部培训中心，选派优秀的企业管理干部和行政领导到日本、德国和加拿大等地学习国外的管理技术。虽然这一时期仍实行计划管理体制，但我国的管理科学进入了科学管理时代。第三阶段是1994 年至今的繁荣发展阶段，我国管理科学研究进入丛林阶段。两位学者还认为，虽然我国现代管理科学研究起步晚，但是由于受对外开放、国际交往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我国目前对管理科学的理解与西方20 世纪80 年代后的广义范畴基本一致。尤其是近10 年以来，我国的管理科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都开始与国际研究范式接轨。虽然以上两种观点有所不同，但二者均不约而同地将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起点定位在抗日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个时点上。而实际上，如果全面考察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那么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则最早可以追溯到1914—1916 年间，这基本与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同步，这是值得管理科学研究工作者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否全面，将影响

我们对国内外管理科学发展历程的认识，也会影响对管理科学发展内在逻辑的把握。

3 管理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1）从科学或人性（文化）角度，探讨管理效率问题，对效率的追求是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永远要关注的焦点。

（2）效率问题指向实践，因此对实践的关注应该是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永远不能迷失的方向。在20世纪40 年代之前，大多数管理学著作都是由具有实际经验的管理人员写出来的，而到了60 年代进入管理丛林时代后，管理学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很多却缺乏实践的土壤，自然也就难以解决现实问题。而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之所以对管理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就在于它扎根于实践。

（3）科学和人性是研究管理科学的两个基本出发点，以往不同时期的管理理论大多各取其一，要么从科学角度，要么从人性角度研究管理科学问题，而从20 世纪80 年代后，二者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

（4）对人性问题进行展开就成了文化问题，因此对人性和文化的研究，是管理科学永远无法回避的内容。对人性和文化的研究不能空洞，应该指向管理效率。新的人性观或文化理念应该能够指导管理范式的升级或变革。

（5）基于科学视角的管理科学研究，建立在数学、信息技术和系统科学等基础之上，同样要解决管理效率问题，同时要对人性和文化进行思考，在其指导下进行研究。从管理科学发展的逻辑看，忽视人性和文化的管理科学研究不符合管理科学的本质要求。值得反思的是，我国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管理科学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了管理技术、方法及其对管理效率的影响，以为这就是西方管理效率的真相，并在其传播和应用过程中，让更多的人认为，我们现在学到的管理就是西方的管理。实际上，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西方的管理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也是西方文明土壤中开出来的一朵花。如果不看西方文明的土壤，只看那朵花，就不可能明白西方管理效率的真相。西方一些国家，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然也进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从出生的洗礼到饭前的祷告，再到周末的礼拜活动、婚礼上的宗教仪式，一直到去世后的宗教葬礼。这些宗教文化中的文明因子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外人看不到，或者即使看到了也很难与管理联系在一起。但客观事实是，人们就是带着这些思想、信念和精神的程序进入到管理活动当中的。我们学习了西方的管理技术，却很难学习到西方的文化，于是，效率就会因为科学技术与文化的脱节而大打折扣。中国对管理效率的追求，也必然依赖中国文化与管理技术的结合，脱离了这一点，管理之花就会渐渐枯萎。中国管理的出路，既不是充满中国文化味道的思辨，也不是脱离了文化的技术问题，而是这两者的结合如何实现的问题。当我们找准了管理科学发展的逻辑和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最接近解决问题。此时，我们就会更懂得“提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