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 文档

20世纪20年代美国

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问题是我国史学工作者普遍忽视的一个问题,对此研究十分薄弱,成果寥若晨星。究其原因在于,史学工作者普遍认为20年代美国经济是虚假繁荣,它为30年代大危机埋下了伏笔。然而笔者认为,20年代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美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之一,它是从自由放任走向全面国家干预的过度期,它把保守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它处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尾声阶段,它经历了两次危机中间的繁荣阶段。2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有宝贵的经验,又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对2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并汲取历史的教训。

一、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调

20年代柯立芝繁荣时期国民收入飞速增长。1918年美国国民收入总值为645亿美元,1919年为630.93亿美元,1920年因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民收入下降到578.84亿美元。此后国民收入又持续稳定增长,到1929年国民收入总值达828.1亿美元(1)。

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增长和繁荣而带来的好处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和繁荣的20年代,始终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少数富有的人占有的国民收入的比例急剧上升,而下层劳动人民占有的比例则越来越少,而这一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这是20年代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它无时不在动摇着美国经济繁荣的根基。就国民收入分配的总体差异而论,美国联邦商务委员会1926年关于国家财富及收入的报告表明:国内占人口总数1%的最大资本家占有的财富达59%,占人口总数12%的小资本家占有的财富达33%,而占人口总数87%的广大人口(包括产业工人、小农、小店主)却只占有8%的财富,而它们的人数却在1.04亿以上(2)。到1929年美国国民收入分配失调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量利润都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1929年资本家在制造业中的纯利润比1923年增加了28%,垄断公司纯利润总额1923年为38.72亿美元,1929年为57.6亿美元。这些公司对投资者付出的利润,1923-1929年期间由32.77亿美元增加到49.24亿美元,7年间公司支付的红利、利息总额高达880亿美元(3),这样作为国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巨额资金,则以红利和利息的形式分别流入了美国大中小资本家和富裕阶层者的腰包。在家庭收入方面,1929年,美国住在城市的家庭总数为2750万个,有近1200万个家庭年收入在在1500美元以下,占美国家庭总数的43%多,其中有600万个家庭收入在1000美元以下,占美国家庭总数的21%强,有近2000万个家庭(含1200万个家庭——笔者)年收入在2500美元以下,大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71%。据估计,当时维持象样的生活标准,起码得2500美元(4)。另一方面,在14816个城市家庭(占美国城市家庭总数的0.05%强——笔者)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最富有的36000个高收人家庭的年进款额总和大致等于年收入在1500美元以下的1100万个家庭进款总和(5)。在个人收入方面,1920-1929年,按全国人口平均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从635美元增加到693美元,然而在同一时期内,占人口总数1%的最上层人口的平均可自由支配的年收入从7492美元提高到13114美元,提高了75%左右,1929年占全国人口10%的上等阶层占有全国可自由支配总收入的40%(6)。也是在1929年,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富翁达到40000个(7),占总人口5%的人垄断了国民收入的26%(8)。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个人收入的差异。在整个20年代中,工业的产量增加了50%左右,可是工人获得的工资按实际标准来计算增加还不到30%。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获得的工资占它们所生产商品总价值的17.5%,1929年在经济如此繁荣的情况下,只占16.5%,反而下降了1%(9)。就经济部门而论,20年代没有出现增长和繁荣的工业部门如纺织工业、煤炭工业和处于慢性危机之中的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众所周知,国民收入是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而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程度又是判断人民的一般福利的唯一标准。由于20年代美国国民收入的极大不平衡性,造成美国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由于美国下层劳动人民国民收入分配量相对日益减少,购买力日益下降而导致生活贫苦。另一方面,美国上等富裕阶层手中积聚了无

限的财富。但是他们把大量的钱用于投资与投机而很少购买物品。据估计,20年代每年收入不到2500美元的家庭,进款额的十分之九花在物品和劳务上,每年收入10万美元的家庭花在物品和劳务上的仅占一半,年收入50万美元的家庭或收入更多的家庭花在物品和劳务上的费用不到进款额十分之一(10)。由于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有限,富裕阶层又很少把他们的钱用于购买物品,从而导致国内市场萎缩。而20年代美国政府对经济持不干预的态度,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在无政府状态中进行,生产无限扩大,使产品过剩日益严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从而使引发经济危机的因素不断增长。

二、偏袒富人的税收政策和严重的逃税之风

从1913-1920年,美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利润所得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以及公司利润的不断增加,税率不断提高。1913年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为:年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的单身汉和年收入在4000美元以上的已婚者,征收1%的个人所得税,所有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者,再征收6%的附加税。到1916年,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1%提高到2%,1917年提高到4%,1918年提高到12%,在1917年附加税额从6%提高到50%,到1918年提高到65%。在公司利润所得税方面,1913年美国法律对公司年利润超过5000美元的部分征收1%的利润所得税,到1917年提高到6%,1918年提高到10%。此外.对所有利润相当于股本15%的部分征收25%的超利润所得税,相当于股本20%到25%的部分征收35%,对相当于股本25%到35%的部分征45%。仅超额利润所得税,在1917年为国库提供了16.38748亿美元,1918年为25.05566亿美元(11)。这种税收政策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客观上起到了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作用,使下层劳动人民和上层富有者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但到了1921-1922年,美国经济开始走向稳定,美国总统哈定及其继任者柯立芝采取鼓励工商业发展和不干预经济事务的政策,主张降低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公司利润所得税税率以利于投资。大多数企业界的垄断资本家也纷纷摇旗呐喊,要求大幅度降低税率,并要求美国铝业大垄断资本家梅隆任财政部长,梅隆上任后,从维护垄断资本家和富裕阶层的经济利益出发,寻求降低税率的理论依据。他说,经济繁荣是由上向下渗透的,鉴于此应该减低对富有者的征税标准,政府更不要干涉经济事务。他还指出,赋税的负担最好应压在低收入阶层的身上,向富人征税会阻碍投资,从而延缓经济的发展(12)。于是,一些新的税法纷纷出台,大大降低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润所得税税率。1921年梅隆曾经敦促国会取消超额利润所得税并将个人收入所征附加税的税率从65%减到32%,以后再减少到25%。梅隆的减税方案未获国会通过,但1921年的税法还是将个人收入附加税的税率从65%减少到50%(13)。1924年国会同意将个人收入附加税的税率从50%减少到40%(14)。1926年新的税收法,又将个人收入附加税的税率从40%减到20%。1928年的税收法,个人所得税及附加税税率未变,但削减了公司利润所得税率(15)。

20年代税收政策不仅偏袒富人,而且偷税漏税成风,并成为一种体面的事情。20年代无论是个人收入所得税法还是公司利润所得税法都存在漏洞,然而梅隆掌管的财政部却视而不见,美国上层高收入者便利用这些漏洞逃税。逃税的方法很多,如把高收入在家庭成员中间分散从而逃避高额收入附加税、利用所谓假卖股票的办法(即把股票卖给自己的家庭成员)来制造亏损、通过假赠予逃税(1926年国会废除了赠予税)、投资免税证券等(16)。梅隆是逃税队伍的排头兵,他把股票转移给他的家庭成员所控制的控股公司,进而制造自己的亏损是他惯用的伎俩。1931年联邦政府捐税委员会提出申诉要他补交当年的308.9万美元的税款时,他马上运用老方法制造了当年的亏损,只交了64.7559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在此以前他所逃避的税款不计其数。20年代美国花旗银行总经理查尔斯.米切尔把61万股股票亏本280万美元卖给了他的妻子,从而逃避了657112美元的所得税。在1927到1933年之间,美国收入局情报组总共查获1.82亿美元逃税(17)。一般逃避所得税者更是司空见惯。

偏袒富人的税收政策虽然鼓励了美国垄断资本家和富有者对工商业的投资,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但也使美国工商业利润之高超出常规,再加上盛行的逃税之风,从而使富有者

的收入急剧增加,国民收入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同时也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

三、扭曲的高关税政策

应该说19世纪美国实行高关税政策对其经济发展是极为有利的,进入20世纪美国推行高关税政策对其经济发展则是十分有害的。

美国联邦制国家建立后,尤其是南北战争以后到20世纪初,美国曾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行了近百年的高关税政策。从其目的来看,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民族工业两者兼而有之,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保护民族工业的目的和作用更加明显。正是主要在高关税政策的保护之下,美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860年美国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二流工业国,在工业国行列中排行第四,到189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其工业产值几乎等于英国、德国、法国三个主要工业国家产值的总和(18)。1901年英国罗斯伯里勋爵甚至宣称,大不列颠很怕同美国搞经济竞争,因为美国拥有的生产能力无与伦比。他甚至说他的演说稿也是用美国制造的打字机打出来的,成千上万种产品,不管在欧洲什么地方制造出来,都不及美国制造的同样的产品那么适用,那么便于操作,那么廉价(19)。美国已经远远超过了其竞争对手的实力。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1912年,塔夫脱开始与加拿大谈判签订有关互相减少关税的贸易协定,但是塔夫脱的的努力遭到挫折,因为美国西部的农场主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生怕加拿大的小麦和其他农产品涌进美国市场,并迫使加拿大放弃了谈判(20)。威尔逊主政后,推行所谓的新自由改革,出台了1913年的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令。这一法律将一般商品的关税率降低了37%到27%,但是更重要的是减少了专类商品的项目,增加了免税商品的项目。降税的商品中包括棉纺织品、食糖、铁矿石、钢轨、农具、兽皮、皮靴、水泥、煤炭、木材和纸浆,以及许多农产品。美国历史学家称该关税法远非自由贸易措施,但它却扭转了(内战后)50年来一直实行、几乎不曾受到严重挑战的一种关税政策(21)。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就其主要方面而言,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贸易关税因为钢铁、羊毛、鞋、长筒靴等,连同农具和其他产品都被列入自由贸易范围(22)。

一战后,美国经济实力进一步膨胀,而欧洲各国经济一片凋敝。应该说这为美国进行自由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条件,美国应当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推行门户开放政策,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然而,20年代的美国历届共和党政府却秉承了美国镀金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战,美国的国外市场缩小。因此说,美国的贸易政策及决策是非理性的,它只是迎合了美国工商业势力的狂热和西部农民的狭隘观念。1921年紧急关税法规定了农产品极高的税率,此前威尔逊曾警告说,农民需要的是农产品的新市场,而不是无用的保护(23)。此外该法还提高了其它几种进口商品的税率。1922年又出台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规定了美国历史上至那时为止的最高进口关税率。对食糖、纺织品、生铁、铁轨和瓷器的征税均恢复到了《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的水平,对玩具、金属器具、化学制品、燃料和花边饰带的税率增加额从60%到400%不等。该法还授权总统根据美国关税署的建议,可对某些税率加以最多50%的提高或降低。根据这一规定,哈定总统和柯立芝总统共使用过37次处理权,其中32次是提高税率(24)。该关税法打响了国际上的贸易战,外国纷纷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对入关的美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导致美国对外贸易严重衰退,对外输出减少。欧洲国家所需要的农产品改从加拿大、阿根廷等国进口。美国很多工业企业为了绕开外国报复性关税的制裁,只好在国外开设分厂。但是由于20年代的繁荣和稳定的国内市场,美国政府和国会并没有意识到高关税政策可能带来的恶果。相反,由于高关税政策给工商业资本家带来了不同寻常的垄断利润,所以工商业集团极力支持和欢迎高关税政策。胡佛在参加参加总统竞选期间曾表示“有限度的关税率修订”。他人主白宫后便很快制定了《霍利-穆斯特关税法》。该法对农产品和和工业品的进口关税率都有所提高。它修订了11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其中提高的占890种(25)。当时美国银行家联合会和占有国外市场的资本家纷纷提出反对意见,1028位经济学家从理性的高度也进行强烈的抗议,但胡佛总统对此置之不理。1930年6月17日《霍利-穆斯特关税法》签署生效后,马上引发了一场更激烈的关税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有25个国家采取报复性的措施,通过关税壁垒限制美国商品的流入,甚至通过

金融战,废除金本位制,割断本国货币与黄金的联系,建立英镑区和法郎区,人为地隔断世界贸易联系,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鉴于高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笔者认为,高关税政策是20年代美国最严重的政策失误。

四、疯狂的金融投机

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珀斯认为,投机是“由于预期某种东西将来会涨价而以低价买入”

(26),属于一种以获利为目的的买进卖出的经济活动。在任何一种投机中都没有实质性的生产增值过程,投机者主要是利用价格差价来实现财富在短时间内大幅度的增加。根据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投机更容易发生在一段真实的繁荣之后,而不是从前一段萧条恢复的早期阶段”(27)。当生产增长的时候,投机活动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因为只有在繁荣的条件下,才可能有足够的富余资本用来进行投机活动,也只有繁荣才会使人产生产某种乐观的心理预期。美国经济学家福克讷说,“投机的增长,特别是股票投机的增长,从来是所谓景气时代的一个特征。这在20年代并不例外”(28)。20世纪20年代美国具备了进行投机活动的经济条件,1919-1929年,美国的汽车工业产量增长了255%,钢铁工业产量增长了75%,电力、电机和电器工业产值从10亿美元增长到23亿美元,建筑业产值从120亿美元增加到175亿美元(29)。同时,20年代美国历届共和党政府,遵循保守主义的原则,奉行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任社会经济生活放任自流。哈定总统呼吁“恢复常态”,柯立芝总统宣称“美国的事情就是商业”,胡佛总统扬言“美国体系”乃是“粗犷的个人主义的产物”(30)。其言语虽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共同的,那就是所谓的自由放任。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普遍抱着这样一个信条:纺织勤杂工一流的人可以把他的积蓄投资于美国企业的普通股票而一跃跻身于企业巨头的行列(31)。这为20年代疯狂的投机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

在20年代的投机活动中,金融投机最为突出,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证券投机十分活跃甚至是猖獗。美国经济史学家福克讷引用乔治.索尔的话说:“传统的理论是:商业公司只有在需要额外资本的时候,才能发行股票和公债……可是,在这个时期,新的证券却好像肥皂块那样地被制造出来,理由不外乎是:发行和出售它们都是有利可图的”(32)。1919-1929年,美国公司新发行的有价证券总额从23.03亿美元猛增到86.49亿美元(33)。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额1923年为2.36亿股,1926年增加到4.51亿股,25种有代表性的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每股从108美元增加到166美元(34)。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的分析1926年以前的这种增长态势,代表了市场对工业较高利润的正常反应。而进入1927年,美国的证券市场上的投机性凸现,以至于发展为一场投机狂潮。投机参与者之多,交易额之大,证券价格上扬之快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林克在其著作中说:“1927年袭击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投机狂,无论怎样说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应该注意的事件之一。当时好像从银行行长到街角杂货商以及学校教师,每个人都嗜暴利成癖”(35)。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塞谬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也说:“一种普遍高涨的情绪把越来越多的迷糊的人拉近了投资市场中,股票经纪公司纷纷在各小城镇和大学校园附近开设分支机构,……大约有60多万个股票经纪的账号,估计150万人加入到了抵押交易中,而这足以培育出疯狂的投机行为”(36)。例如纽约交易所挂牌的股票从1925年1月25日的4.43449亿股增加到1929年10月的10亿股以上(37),纽约证券交易所全部股票市值从1925年的270亿美元跃至1929年10月1日的870亿美元。普通股票的价格,增长几乎达300%(38)。从1928年3月到1929年9月,一些热门股票价格飞涨,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每股从179美元涨到355美元,通用电气股票每股从128美元涨到396美元(39)。1928年初,美国部分保守的银行家、统计学家已经意识到证券价格恶性膨胀可能产生的恶果。1929年9月5日,波士顿的统计学家罗杰.巴布森在一次全国性企业家大会的演说中警告说:“一场大恐慌迟早要到来。……工厂将倒闭,工人将失业,……恶性循环将会到来,后果将是一场严重的企业萧条”(40)。但在胡佛“安定人心”讲话的鼓励下,罗杰.巴布森的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场金融投机狂潮中,各大财团下属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组成控制集团,控制大公司的业务、操纵证券市场、哄抬股价、

大发横财;内幕交易以及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的骗局;合伙人、经纪人散布谣言,盗用他人资金,操纵证券市场。这些都对金融投机狂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27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威廉.里普利向柯立芝总统讲述证券交易中的“欺诈、哄骗、欺瞒和弄虚作假的行为”。柯立芝总统嘴里叼着雪茄烟,双脚跷在办公桌上,现出一脸的无奈:“我们政府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最后还是以管理证券的责任在各州而不在联邦政府加以推脱(41)。同时,金融管理体制上的不完善也是导致投机狂潮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投机狂潮使2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含有过多的泡沫,稍有风吹草动,即会引来恐慌。1929年9月26日,在世界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英格兰银行为停止黄金外流和保护英镑在国际汇兑中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和银行利率6.5%,这导致大量资金流回伦敦,美国证券市场出现动摇。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是1929年10月底股市的崩溃,金融危机的发生和经济大萧条,整个国民经济由此陷入瘫痪。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除了上述突出的问题外,也存在着房地产投机、大规模的企业合并运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2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