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统治特点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一）

“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军阀系统中的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感到缺乏力量，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军队投靠国民党，并改编军队，于是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⑴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第二、六、八军（即谭延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锡山统属的晋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改变为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等。⑵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党军”，我党虽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不允许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仍是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②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⑴这些武装力量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⑵他们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

⑶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他们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

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参加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所戴着的“革命信徒”的假面具也逐渐脱落。

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和城市工人要求土地，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更提出了废除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这些都威胁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他们既想“脱离革命，同时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其他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在背叛大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外，还有着与北洋军阀相同的外部原因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提出：“现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州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④

这说明，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而帝国主义划分范围的分裂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

（二）

国民党新军阀与先前旧军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⑤

首先，国民党在外交上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

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逞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如日本控制了中国铁矿生产的99%以上，生铁生产的95%以上。在轻工业上，外资也占相对优势。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资本和公积

金共合12，700余万元，而外资纱厂则合16，100余万元，占56%。而外资拥有的纱锭数更占67.4%，拥有布机数也占56.4%。这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对中国控制程度越发严重了。

其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官僚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占有状况也日趋集中。

1933年，广东地主富农人口占6%，却占有66%的土地，而贫雇农人口占74%，却只占有19%的土地。

再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扩大军费、增加赋税的过程中，把大量财富塞进自己的腰包。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为21，000万元，1929年为24，500万元，1930年为31，200万元，三年间增加了50%。从1930年至1936年间，历年的军费均在三亿元以上。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28年48%，1931年88.2%。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达26亿元，四大家族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大量承购公债，独占了公债利润。

同时孔、宋、陈氏家族独占商业，工农业，垄断经济命脉。1935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资源委员会，作为垄断全国重工业和矿业的执行机构，它垄断了钨、锑、锡等物资的生产和运销。

到1936年前后，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正式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也有着同旧军阀不同的特点：⑥

其一，以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做幌子，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曾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新军阀大都参加过反对旧军阀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暂时地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标榜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仍然存在，而他们就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

其二，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新军阀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并有各种辅助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新军阀篡夺了这个曾是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权，把它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而旧军阀是没有这样的政党的。

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其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