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军事政治集团

北洋军阀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军事政治集团，从1912年到1928年统治中国达16年之久。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武夫横行，兵连祸结，社会秩序极其混乱。造成这种局面，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头子自然难辞其咎。因此，他们虽然手握大权，显赫一时，也难免被时代潮流所抛弃，遭到可悲下场。不过，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佼佼者，他们也多少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由于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人有的保持了晚节，有的虽然晚节不保，老来也多少有所悔悟，给人们留下反思的好材料。

袁世凯：帝制自为，臭名远扬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创始人，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逐渐建立起一支拥有数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因其担任过清政府北洋大臣，故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凭藉自己的实力和手段，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政的四五年里，中国还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有一定进展。但袁世凯不是民主政治家，而是封建专制独裁者。在他当政时期，国人要求民主共和的呼声居高不下，袁世凯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做了独裁总统还嫌不足，竟然要恢复帝制，一心想过皇帝瘾。为了掩盖野心，袁世凯指使党徒亲信，煞有介事地搞了一系列“民主”把戏，请愿啊，选举啊，推戴呀，劝进呀，不一而足，而他则假意推却再三，装出一幅不得不顺从民意的样子，似乎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不得已当皇帝。但这骗局很快被揭穿，袁世凯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弄得众叛亲离，国人唾骂。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书的第十三天，蔡锷在昆明发起护国战争，矛头直指独夫民贼。袁世凯派往镇压的军队，不愿为帝制卖命，士气不振，败绩连连。有一个亲信大将陈宧，奉命前往四川指挥作战，临行前曾特地向袁世凯先行三拜九叩头大礼，说是怕袁世凯登基时他来不及，要先朝敬一下，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可是眼见全国反复辟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陈宧也变卦了，竟在前线发

出讨袁通电，宣布罢兵言和，与袁世凯决裂。袁世凯的左右手段祺瑞、冯国璋也采取消极态度，抵制帝制，使之再也无法调兵遣将。袁的弟妹联名登报声明，宣布脱离兄弟兄妹关系。这时，原先支持复辟帝制的列强，也感到中国民心难违，而狡猾地改变了态度。袁世凯完全陷入内外交困、孤家寡人的窘境。1916年3月22日，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宣布取消帝制。从登基到取消帝制，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为此，他忧愤交加，竟一病不起，于6月6日溘然病逝，结束了他极不光彩的一生。

袁世凯死时只有57岁，尚在壮年。他一向身体健壮，无病无痛。做过总统秘书长和国务总理的张国淦后来回忆说，跟袁世凯吃饭会撑死，跟蒋介石吃饭会饿死。因为蒋介石信奉基督教，生活很是清淡，宴席上往往浅尝辄止，其他人也就不好意思多吃了。而袁世凯则食量很大，据说一天能吃16个鸡蛋，早餐6个，中餐6个，晚餐4个。每逢宴请，主人大块朵颐，客人自然跟着多吃些。那袁世凯为何死得这么快呢？据考证，袁世凯是在护国战争发动以后，因精神压力和劳累过度、家庭纠纷多方面影响，身体才渐渐差起来的。先是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困倦，萎靡不振，后来尿路感染，小便不通，而又延误治疗，最后病死于尿毒症。死后又未及时安葬，竟致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如同他的名声一样。

袁世凯的可悲下场，根源于他的专制独裁意识。他沉迷权力，权迷心窍，以致成为民国史上第一个独夫民贼。著名民主革命家黄炎培事后发表文章，“我教育界看袁世凯”，总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教训，认为：“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的行为必败；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致天下人敌一人。”这是讲他违背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必无好结果。

袁世凯死后，按照修正选举法，打开“石屋金匮”，原任总统写在“嘉禾金简”上的继位人有三个，即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黎不属北洋派，但他作为副总统，是当然的继位人。段、徐是袁的得力干将，自然在继位人之列。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起劲鼓吹帝制，一心想当

皇太子，为何没被列为接班人呢？原来，袁世凯在帝制失败后，也对当总统的风险有所感悟，生前曾对人说过：“自古君主传不到几代，往往受不测之祸，我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子孙。”所以他叮嘱儿孙们“远离政治，永不做官”，并派人偷偷地把本来写在“嘉禾金简”上袁克定的名字换掉了。这也可以看做是袁世凯的临终遗嘱吧！

段祺瑞：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根据袁世凯生前的安排，黎元洪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二位大总统，段祺瑞仍做国务总理。黎、段出身派系不同，所依靠的外国势力也不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年之后，因参战问题引发“府院之争”，张勋乘中央混乱之机，用武力发动了辛亥之后的第二次帝制复辟。段祺瑞暗中支持张勋复辟，借助张勋之力赶走了黎元洪，然后又利用全国反复辟形势，不失时机地进行讨逆，平逆之后，仍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中央政权。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早年从军，曾留学号称世界第一流的德国柏林军校，并在克虏伯炮厂实习，回国后先在北洋军械局工作，后随袁世凯练兵，是袁的第一号助手。历任北洋军3、4、6镇统制（师长），保定军校及其他陆军各校校长，陆军出国留学人员主考官和历届陆军总长。所以，段祺瑞有实力、有才干，资历及人事关系也极为深厚。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为官清廉，作风干练，本可以成为治国良臣，而不是乱世枭雄。可惜，段祺瑞也像袁世凯一样，热衷于专制独裁，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和平呼声很高，中国人民也热切盼望有个安定环境。而段祺瑞却穷兵黩武，到处征战。1919年南北政府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有识之士为之奔走呼号，段祺瑞则指使部属屡起战端，蓄意破坏和变条件，使会议无法开下去。同时，为了获得扩军备战的军费，段祺瑞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肆借款。各种借款达5亿多元，其中

仅他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经手的，就有8笔1．45亿日元，史称西原借款。日本以借款为条件，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交通。1918年5月，北京政府签署《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又使日本取得中国驻兵权，事后大批日军开进满蒙。同年9月，日本将其占领原先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写成秘密换文，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段政府居然表示“欣然同意”。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以此为据，将山东权益判给日本，并写在了凡尔赛和约上。

段祺瑞的内战政策和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五四爱国运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席卷全国。段祺瑞越是镇压，群众反抗越是激烈，以致不可收拾，最后不得不答应群众的部分要求。段祺瑞的权威大受影响，但导致其下台的直接原因不是五四运动，而是直皖战争。直系和皖系的矛盾在袁世凯死后很快就表面化了。1918年夏，中央政府换届，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议会选举，将没有实力的北洋官僚徐世昌选举为总统，充当他们的傀儡，而把劲敌冯国璋排挤出局。段本人也不做总统，仍做总理，这样他既可以操纵中央，又不致成为政敌攻击的靶子。可以说，段祺瑞在权力争斗中处处占着上风。可是，当时的民意还有相当影响，民众的眼睛雪亮，段祺瑞多行不义，搞得声名狼籍。直系正是利用全国人民的反政府声势，展开猛烈的夺权斗争。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终于在1920年7月爆发大战。战争在廊坊和涿州一带进行，五天功夫就解决问题。皖军不得人心，士气不振，兵败如山倒。段祺瑞自请免职，皖系政府宣告倒台。

时隔四年之后，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直系政权，复杂的政治形势，又给了段祺瑞东山再起的机会。在张作霖、冯玉祥的共同推戴下，段祺瑞幸运地做起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他过去在中国政坛一手遮天，风光多年，只是实际操纵，并无元首之尊。这次成为国家元首，却又缺乏实力做后盾，形同傀儡，毫无作为。不过，大坏事倒做了几件，一是抵制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二是制造“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当北京爱国群众在执政府门前请愿，抗议帝国主义重演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行径时，段祺瑞竟命令他手中仅有的武

装--200名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狂射十几分钟之久，造成200多人伤亡的惨案。鲁迅说，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后来，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中国反动派的历史命运时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段祺瑞是辛亥革命以来最早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他两次行凶，都没有好结果。第一次是镇压五四运动，弄得威信扫地；第二次是制造“三一八”惨案，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被冯玉祥国民军驱逐出京。

段祺瑞以后再未得势，也没有再做什么有害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他一生不爱财，没有什么家底，仅靠南京政府的津贴过日子，1936年因胃出血死于上海，终年71岁。

冯国璋：总统位子被挤掉，从此不问政事

曹锟：贿选总统终被囚，闭门谢客做寓公

吴佩孚：军阀混战的高手，两次被革命军打败；不愿当汉奸，最终为日本人所害

以上三人都是直系首领，一脉相承，放在一起介绍更为便当。

冯国璋是直系军阀创派领袖，因他是直隶河间人（今属河北），他领导的一派军阀因此得名。冯国璋出身贫农，发迹后在其家乡广置良田，成为大军阀兼大地主。他军事科班出身，帮助袁世凯练兵，在军事教材的编写方面贡献最大。辛亥革命发生后，冯出任第一军总统（即军长），率部镇压武昌起义。1913年他又领军镇压二次革命，攻下南京，任江苏都督，奠定了直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基础。张勋复辟被平定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资格出任国家代总统。长江中下游地盘仍在他的掌握之中，并被作为同段祺瑞争权夺利的资本。然而直系在中央的势力远不如皖系，冯国璋也远不如段祺瑞高明，以致在1918年的政府换届选举中，冯国璋被聪明的段祺瑞拉下了台。他一气之下，从此不问政事，过了两年平民生活，1919年

1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冯国璋镇压革命不遗余力，但在任职代总统期间没有显著恶行，卸职之后离开了政治舞台，似乎不存在晚节不保的问题。

继冯国璋为直系首领的，是后起之秀曹锟、吴佩孚。

曹锟，天津人，少小以推车贩布为业，20岁从军学武，很快升为北洋精锐第三师师长，袁世凯死后任直隶督军。曹锟的才干远不如他的副手吴佩孚。吴佩孚原是山东蓬莱一个穷秀才，从军后在曹锟栽培下，很快得到发展，逐步与曹齐名，人们把他们并列称为“曹吴”。实际上，吴佩孚是直系首领中最杰出的一个，直系的势力与权威在他经营下才发展到顶峰。就是在整个北洋将领中，吴佩孚也算是最会打仗的，他的老师段祺瑞和机警过人的张作霖，与他对阵，也难免败北。他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且颇有政治头脑，堪称“虎将”、“儒将”。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频频发出通电与谈话，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博得舆论好评，被誉为“模范军人”、“爱国将领”。外国人也对他很感兴趣，英美把他看做中国的“强者”、“英雄”，给予不少援助。甚至共产国际也曾一度联络他，准备让他在中国建党，不过很快就看清了他的军阀本质。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曹吴入主北京，与奉系张作霖共掌中央政权。为了争权夺地，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1922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不敌，退出北京，中央大权完全由直系一派控制。

曹锟、吴佩孚自以为地位巩固，于是仿效袁世凯、段祺瑞的故伎，倒行逆施，很快也走上绝路。1923年2月二七惨案后，吴佩孚声誉从顶峰跌落下来。同年10月曹锟贿选，更是臭名昭著，遭到全国反对。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一举推倒直系政权。曹锟被冯玉祥国民军囚禁，被释放后，寓居天津，再无作为。日本占领天津后，曹锟闭门谢客，拒绝为敌寇做事，于1938年病逝，享年72岁。

北京政变时，吴佩孚正在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国民军与奉军乘势前后夹击，吴佩孚几乎全军覆灭。他带着两千残兵败将，乘军舰浮海南下，到达武汉，树起“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

令”大旗，招集旧部，一年之后，又拉起20万人的队伍，成为广东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大敌。1926年8月，当北伐军攻占湖南、进击湖北的时候，吴佩孚亲临汀泗桥督战。这一带是他过去扬威立名的地方，他满怀信心，认为一定可以消灭不及他一半兵力的“南军”。战斗空前惨烈，北伐军前仆后继，猛打猛冲，吴佩孚在沙场滚打一生，从未见过这样不怕死的军队。他恼羞成怒，亲手斩杀9名旅团营长，也没有阻止部下的溃逃。接着，再战贺胜桥，吴佩孚败得更惨。及至武汉三镇陷落，吴佩孚精锐尽失，从此一蹶不振。这是吴佩孚第二次败给革命军，也是最后的失败。后来他流落到河南、四川，寓居北平，虽然还想东山再起，终究没能如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很重视吴佩孚的声望，专门制定一个代号为“吴佩孚工作”

的诱降计划，千方百计地拉他出来做汉奸头目。而吴佩孚早就立言“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在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态度一点也不含糊。日本人先是要他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要职，继之要他做北平维持会长，都遭其严词拒绝。1938年，日本决定把华北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合并为一个政权，特务头子土肥原企图策动汪吴合作，坂垣征四郎和汪精卫也先后出面找吴佩孚做工作，但吴佩孚态度非常坚决地予以拒绝。他回信给汪精卫，声言“誓与国家生存，同其命运”。针对日本人的所谓中日和平要求，吴佩孚强调说：“日本既需要和平，何不先行撤兵，向国民政府请和？若办不到，何必找我！”日本诱降吴佩孚的阴谋终未得逞。

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带着军医护士，由大汉奸齐燮元（吴佩孚原部属）陪同来到吴宅。川本不征求吴家的意见，自作主张，当即给吴拔牙。手术后，吴佩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晚暴卒，终年66岁。吴佩孚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保持了晚节，却引起了日本人的嫉恨被日本特务害死，未得善终。

张作霖：绿林好汉，以武力问鼎中原，遇强兵而退出京城，得到日本人帮助又被日本人炸死

1924年9月曹吴直系政权垮台后，北方出现了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张作霖背弃诺言，乘胜挥兵入关，图谋再次问鼎中原。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撮合下，张作霖与吴佩孚化仇为友，联合攻击国民军。国民军退守南口，张作霖捷足先登，进入北京，完全掌握了中央政权。1926年6月，张作霖由部下正式推戴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在中国的最后一位国家元首。

张作霖的统治比前几任更残暴、更黑暗，他不仅疯狂掠夺民财，扩军备战，而且对民主革命人士大开杀戒。1926年4月26日，张作霖以“宣传赤化”为罪名，枪杀《京报》主笔邵飘萍；8月26日再杀《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两位著名记者遇难正好相隔100天，当时报纸以“萍水相逢一百天”为题加以报道，猛烈抨击张作霖政府。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公然违反国际公法，派兵袭击苏联驻华大使馆，捕去使馆工作人员16人以及李大钊等35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4月28日，将李大钊等20人绞死。这是张作霖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此时的奉系军阀已经处于内外交困境地，可谓气数已尽。在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期间，张作霖坐观北伐军一一打败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并乘机收编了大批残兵败将，包括张宗昌和孙传芳，将军队扩充到60万对外号称百万。1928年4月，国民党以百万大军攻击奉军，张作霖面临强兵压境严峻形势，又见日本人乘中国内战而发兵山东，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因此决定放弃北京，退守东北，仅留一旅兵力维持秩序，国民党军兵不血刃进入北京城，使北京城未因战乱受到破坏，百姓亦免遭涂炭。张作霖则在撤退途中被日本人炸死。6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北京改为北平，北平和天津为特别市。

张作霖出身土匪，后来发迹，从东北王而至中国首脑，堪称传奇。他在地方上长期实行封建式割据，但对东北的治理也有一定政绩，得到过孙中山的称赞。入主中央以后，他穷兵黩武，大打内战，但对日本霸占东北的阴谋却有所抵制，使其图谋没有在他手中得逞。这也是

他晚年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正因为如此，日本关东军才精心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把张作霖炸死。一代枭雄，落得如此下场，既是个人与家庭的不幸，也是国家的耻辱。

此外，还有两个大军阀值得一提。他们虽然没有做过派系最高首领，但实力颇大，独立性强，且颇富传奇色彩。

一个是张宗昌，从流亡乞丐发迹成为统兵10万的直鲁联军首领，时称“三不知将军”，即他不知自己的军队有多少，不知自己的钱有多少，不知自己的老婆有多少。1928年，在国民党军的打击下，张宗昌随着奉系的失败而逃往大连，在日本人的庇护下苟活。1932年，他潜回济南活动，图谋夺取山东省长大权，被韩复榘派人击杀，终年52岁。张宗昌一生作恶多端，没有做过什么好事，算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另一个是孙传芳，军事科班出身，颇有能耐，在多年征战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最后从直系军阀中分离出来，独树一帜，成为东南五省联军统帅。被北伐军打败后，孙传芳来到天津隐居，放下屠刀，拜佛颂经。1935年的一天，孙传芳在居士林寺念经时，被施剑翘击毙，享年61岁。施氏为张宗昌所部师长施从滨之女。早在1925年孙奉战争中，施从滨为孙军所俘，旋即被孙传芳枪杀。施剑翘报了杀父之仇，却又新添了一出人间悲剧，孰是孰非，难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