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智慧思考题

1. 简述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亚里士多德概括总结了以往哲学家们关于原因的思想，认为任何事物的生成和存在都有四种缺一不可的根本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所为因。

质料因：即构成事物的材料、元素或基质，例如砖瓦就是房子的质料因；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着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

形式因：即决定事物“是什么”的本质属性，或者说决定一物“是如此”的样式，例如建筑师心中的房子式样，就是房子的形式因；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

动力因：即事物的构成动力，例如，建筑师就是建成房子的动力因；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么改变了什么、而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

所为因：即事物所追求的目的，例如“为了安置人和财产”就是房子的目的因。

指事物存在或改变的原因，包括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

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

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

原因虽然有四种，但是“后三种原因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合而为一”统称为形式因，与质料因相对应。

2. 简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学说
笛卡尔提倡“普遍怀疑”，表示“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只有我彻底不怀疑的事物才承认其为真。

” 但是，当我们怀疑一切的时候，惟有思想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一方面当我否定所有的事物，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存在时，我因为怀疑或思想，仍然是存在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停止了思想，我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发现只有一种属性属于我，与我不可分，这就是思想。

因此，“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

由此我就认识到，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

”就是说，“我”是一个心灵实体，这个心灵实体的本质乃是“思想”。

笛卡尔所说的“思想”范围很广，它包括一切意识活动，诸如怀疑、领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感觉等等。

笛卡尔强调，“我思故我在”并不是推论，而是一个直观到的真理。

笛卡尔的“我思”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因而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

“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蕴含着深刻丰富的哲学意义。

第一，通过怀疑寻找无可置疑的基点，可能是惟一可行的策略。

第二，“我思故我在”在通过普遍的怀疑而最终确定的惟一不证自明无可置疑的第一原理：我们可以怀疑一切，但惟有我思是无可置疑的。

笛卡尔由此确立了理性的地位。

第三，通过否定性的方式，排除知识内容，最终剩下抽象一般的认识主体的过程，体现了近代哲学主体性的原则。

3. 试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一、康德面临的问题
当康德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正是近代哲学陷入困境之时。

此时，摆在康德面前的有三大问题，即理性的危机、自由的失落和形而上学的困境。

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使哲学在认识论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其结果是，我们不仅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且理性本身也发生了动摇。

然而，更严重的是，在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内部发生了矛盾，即理性与自由的冲突。

由于近代哲学家们所倡导的理性主要是一种科学理性，这就使哲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一种机械决定论的自然观。

在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的鼓舞之下，哲学家们相信无论自然、社会还是人类自己统统服从于统一的法则，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此而得到合理的说明。

然而，当哲学家们把科学理性贯彻于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的时候，不仅自由，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都成了问题。

而对康德来说，无论知识问题还是自由问题，其实都与形而上学问题有关。

形而上学是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它要解决的是宇宙万物统一的基础、本质和根据的问题，因而被人们看作是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由于一直以来，形而上学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因而对许多哲学家来说，如果形而上学不能被证明是科学，那么人类知识的大厦就面临着失去基础的危险，现在哲学家们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危险。

这就是康德所面对的哲学问题，我们可以把他的问题概括为“在一个严格遵守自然法则的世界上，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

康德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则，就是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二、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从哥白尼“日心说”中发现了其哲学意义：这一学说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的经验之范围，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如果一味要求主体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物，
最终必定会否定人类理性在人类认识中的积极作用，继而完全否定认识的可能性。

受哥白尼的启发，康德认为，如果将认识论的方向转变为，对象符合认识、客观符合主观这一新的原则，由人的认识能力去检验人的认识，也许，我们就可以给予认识的可能性以更为充分而雄辩的说明。

他曾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中说道：“人们一向假定，我们的一切知识必须符合与对象，可是，使用概念，在验前建立关于对象的某种东西以扩大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这一切企图，按照上述的假定，都归于失败了，因此，我们必须尝试一下，如果我们认定对象必须符合于我们的知识我们就恰恰在哥白尼最初的想法这条路线上前进。

”这种思路，被康德自誉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它的核心思想是对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的“颠倒”，强调不是主体围绕着客体转，而是客体围绕着主体转。

而且，康德认为哥白尼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符合于对象这一假设已经被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是错误的，更为重要的是，哥白尼学说指示出了人类知识奠基的崭新的基础。

揭示了理性在人的认识中的核心地位。

所以，康德的认识论转向最为重要的哲学意义就在于，他为哲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三、康德哲学的意义
康德这一革命不仅消除了经验论对认识的怀疑，而且还批判了唯理论的缺陷，并为人的认识划出了边界。

更为重要的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命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并指示了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

200年后的今天，康德所思考的哲学问题却仍未改变，这就是自由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终极关怀的问题。

这就是康德哲学始终受到人们关注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