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房价上涨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关系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非均衡发展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非均衡发展陈华,尹苑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正迎来一个新时期。
如何借鉴西方主流区域经济理论为我所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主要介绍区域经济的增长理论和增长模式，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简要评论。
遵循发展规律，中国区域经济的路径选择是非均衡协调发展模式。
一、新古典主义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新古典主义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源于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其代表人物有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鲍茨和斯坦等。
（一）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理论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N.Posenstein-Rodan,1943）是该理论的倡导者和集大成者。
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众多产业，从而突破其发展瓶颈，推进经济全面高速增长。
大推进理论的论据和理论基础建立在生产函数、需求、储蓄供给的三个“不可分性”上面。
（二）诺斯出口基地理论封闭经济模型主要缺陷是没有看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作用，出口基地模型弥补了这一弱点。
出口基地理论（export basetheory）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North,1955）提出，后经蒂博特（Tiebout）、罗曼斯（Romans）以及博尔顿（Bolton）等人的发展而逐步完善。
其理论基础是静态比较分析中的外贸乘数概念；其基本思想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生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内生增长的主要原动力。
根据这个理论，如果每个地区都集中力量发挥自己的优势，自由贸易会逐步平衡地区间的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利润和工资），从而导致地区差距不断缩小。
（三）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该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R.Nurkse,1953)提出的，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恶性循环。
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完成一个循环。
城市房价波动对经济的影响
城市房价波动对经济的影响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房价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房价的波动对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关系到民众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也涉及到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以下从消费经济、产业转移、金融投资和社会秩序四个方面来分析城市房价波动对经济的影响。
一、消费经济方面房价波动对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有重要影响。
当房价处于上涨阶段时，房屋财富会造成一种“富有感”，一些消费者会觉得财富增加，消费能力提升，从而倾向于进行高消费。
这种高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城市消费市场，往往带来一些消费热点的产生，如娱乐、旅游等，这对于发展城市消费经济，尤其是服务业，会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但是，当房价长时间处于高档位时，居民的负担会逐渐增加，消费能力相应减弱。
当一些人不能负担高昂的购房成本时，他们可能会选择租房，这会对首付房屋等消费产生影响，从而促使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的调整。
此时，城市消费市场往往会出现新的趋势，如偏向于储蓄和保守消费，以及购买次一级商品等。
二、产业转移方面由于房价波动的不确定性，以及城市产业发展的随机性，城市吸引企业和人才的能力也将受到影响。
一方面，高房价会造成企业和人才的离开，导致城市产业的转移和发展受到阻碍。
一些低成本的城市会因为具有较低的房价吸引企业和人才，而高成本的城市则相反。
在国外，当城市房价过高时，企业和人才会选择离开，导致城市经济的巨大损失，同时也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城市房价处于相对低位，企业和人才流入将明显增加，利润空间和消费能力也会随之增加，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如在我国，一些认为房价相对较低的城市依然拥有强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实力，比如西安、成都等城市。
三、金融投资方面房价波动对金融市场也会有影响。
房价的上涨意味着很多人开始炒房，将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导致资金越来越倾向于这个领域的投资。
因此，房地产与股票、债券、保险等其他金融投资的竞争也越来越大。
另外，金融投资对于房价的波动也有反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与非均衡
印度的班加罗尔地区
巴西的圣保罗地区
俄罗斯的莫斯科地区
这些地区由于历史、地 理、资源等因素的影响 ，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 非均衡性，部分地区或 产业相对发达，而其他 地区或产业则相对滞后 。
案例对比分析
01
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的优劣分析
均衡发展有助于缩小地区间差距，提高整体经济水平，但 也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非均衡发展则可能带来 资源集中和效率提高，但也可能加剧地区间不平等。
05
区域经济发展案例
均衡发展案例
案例一
德国的鲁尔工业区
总结词
这些地区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产业升级等方式，实现了区 域内的均衡发展，提高了整体经济水平。
案例四
日本的东京都市圈
案例二
中国的长三角地区
案例三
美国的纽约都会区
非均衡发展案例
案例一
中国的西部地区
案例发展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合理调整产业 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强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区域发展环境。
非均衡发展现状
区域间经济水平差距扩大
在非均衡发展模式下，资源要素倾向于流向发达地区，导 致区域间经济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
非均衡发展理论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创 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引导市场主体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
理论对比分析
均衡发展理论与非均衡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思路、资源配置方式、 政府角色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均衡发展理论注重整体性和协调性，强调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 结合；而非均衡发展理论注重重点突破和效益优先，强调市场机 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差异
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差异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涉及广泛的领域，它的发展和变化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源自于地理、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探讨房地产市场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
一、地理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差异的影响地理位置是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首先，地理位置的资源禀赋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
例如，位于城市中心区域或者风景名胜区的地产，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其价格往往较高，而位于郊区或交通不便的地产价格则相对较低。
其次，地理位置的区域规划也会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土地利用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都会对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产生深远影响。
比如，政府对于绿地保护、新区开发等规划的制定都会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区房地产市场的供应量和价格水平。
二、经济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差异的影响经济因素是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首先，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购房者的收入水平和购房能力。
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收入水平较高，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量也较大，从而推动了房价的上涨。
而相对落后地区的人口收入水平较低，对房地产需求较小，房价相对较低。
其次，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地区的就业机会和人口流动性。
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往往吸引了大量人口的聚集，导致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紧张，价格上涨较为迅速。
而相对经济发展较弱的地方，人口流动性较小，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相对平稳，价格波动也较为平缓。
三、政策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差异的影响政策因素是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不同地区的政府出台的房地产政策会直接影响该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水平。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实施限购政策，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限制了购房者的购房能力，从而导致房价稳定或下降。
而另一些地方政府则采取鼓励购房政策，鼓励人们购买房产，推动了房价的上涨。
此外，政策对于土地供应和土地使用规划也有直接影响。
房价波动的经济学解释
房价波动的经济学解释房价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支出之一。
然而，房价的波动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房价波动的原因，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
一、供需关系供需关系是决定房价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房屋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房价往往会下降；相反，当需求量大于供应量时，房价则会上涨。
供需关系的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土地供应等。
当人口增长迅速或城市化进程加快时，需求量会增加，从而推动房价上涨。
而土地供应的不足也会导致供应量不足，进而推高房价。
二、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也是影响房价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周期通常包括繁荣期、衰退期和复苏期。
在繁荣期，经济增长迅速，人们的收入增加，购房需求增加，房价上涨；而在衰退期，经济增长放缓，人们的收入减少，购房需求下降，房价下跌。
经济周期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房价的波动。
三、利率政策利率政策是央行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也会对房价波动产生影响。
当央行降低利率时，贷款成本降低，购房成本减少，刺激了购房需求，从而推动房价上涨；相反，当央行提高利率时，贷款成本增加，购房成本增加，抑制了购房需求，房价下跌。
利率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购房者的购买力和购房需求，进而影响房价的波动。
四、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对房价产生影响。
当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时，投资者的信心受到影响，他们可能会将资金从金融市场转移到房地产市场，从而推动房价上涨。
此外，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对银行的贷款政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购房者的购买力和购房需求。
五、政府政策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会对房价波动产生重要影响。
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土地供应、限制购房政策、调整税收政策等手段来影响房价。
当政府采取限制购房政策时，购房需求受到抑制，房价下跌；相反，当政府采取鼓励购房政策时，购房需求增加，房价上涨。
综上所述，房价波动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供需关系、经济周期、利率政策、金融市场和政府政策等都会对房价波动产生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与非均衡
目录
• 区域经济发展概述 • 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 • 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 •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 区域经济发展的案例分析
01
区域经济发展概述
区域经济的定义与特点
区域经济是指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 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04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 角色
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
政府应制定符合国家整体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和规划，明确各地区的定位和发展重点。
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政府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推动各地区 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
ABCD
优化区域资源配置
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促进区域间资 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特点
非均衡发展通常表现为区域间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以及市场竞争的不 公平等。
非均衡发展的原因与影响
原因
非均衡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遗留因素、资源禀 赋差异、政策倾斜与市场机制的缺陷、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源 的制约等。
影响
非均衡发展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如贫富 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失衡、市场失灵和资源浪费、社会不稳 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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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的案例分析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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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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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价上涨背后的经济因素
中国房价上涨背后的经济因素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房价的持续上涨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然而，房价上涨并非偶然现象，它背后隐藏着多个经济因素的影响。
本文将从供需关系、城市化进程、货币政策等方面来分析中国房价上涨的原因。
首先，供需关系是影响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住房需求逐渐增加。
人口的流动、城市化进程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了对住房的需求的增加。
与此同时，供应方面的不足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土地供应的限制以及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控制，房屋供应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房价的上涨。
其次，城市化进程也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增加了对住房的需求。
然而，由于城市规划的不完善以及政府土地政策的限制，城市内部的住房供应无法满足需求，这进一步推高了房价。
此外，货币政策也对房价上涨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政府在面对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时，往往会通过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控。
低利率政策和信贷宽松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种刺激，可以提高购房者的购买能力，从而推动房价的上涨。
除此之外，国际因素也对中国房价上涨造成一定的影响。
全球化的经济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
外国的资金流入以及国际市场的波动都会对中国的房价产生一定的冲击。
例如，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中包括鼓励购房的政策，导致了房价的上涨。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经济因素不仅仅是推动房价上涨的原因，它们之间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
例如，供需关系的不平衡会导致房价上涨，而房价上涨又会进一步影响供需关系。
因此，要解决中国房价上涨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综合应对。
总结起来，中国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复杂的，涉及供需关系、城市化进程、货币政策以及国际因素等多个方面。
只有深入了解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够找到解决房价上涨的途径，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房价上涨背后的原因供需关系投资热潮还是其他因素
房价上涨背后的原因供需关系投资热潮还是其他因素房价上涨背后的原因：供需关系、投资热潮还是其他因素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房价的上涨成为热议的话题。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房价上涨背后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原因。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房价上涨的原因备受关注。
本文将探讨房价上涨背后的原因，主要分析供需关系、投资热潮以及其他因素对房价的影响。
一、供需关系对房价的影响供需关系是影响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需求大于供给时，房价自然上涨。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性增强，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得城市住房需求持续增加。
与此同时，城市土地资源有限，供应无法满足需求，供需失衡导致房价上涨。
此外，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也进一步刺激了对住房的需求，进而推动了房价的上涨。
二、投资热潮对房价的影响投资热潮也是导致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金融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房地产被许多投资者视为相对安全和高回报的投资渠道。
因此，房地产市场成为大量资金的投资对象，投资购房成为投资热潮的一部分。
这种投资热潮使得供需关系更加紧张，推动了房价的上涨。
此外，一些投资者还通过炒房等手段来追求暴利，进一步推高了房价。
三、其他因素对房价的影响除了供需关系和投资热潮，还有其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房价的上涨。
首先是政策因素。
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仅对房价有直接影响，还能通过对购房贷款、税收政策等的调整来影响市场预期和购房决策。
其次是经济因素。
宏观经济状况、通货膨胀水平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都会对房价产生影响。
此外，土地供应、房地产开发商的经营策略等也会对房价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房价上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供需关系、投资热潮以及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
理解其中各种因素对房价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对于科学有效地进行房地产市场调控至关重要。
只有合理调整供需关系、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合理制定房地产政策，才能实现房价的稳定和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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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房价上涨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关系原文作者：李瑞、季小江、刘立昆摘要：近十年来，我国中心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滞后息息相关。
一是区域内各自为战的“诸侯经济”形态和以GDP为政绩考核的行政制度双重约束下，中心城市更多地是利用自身优势单向度地吸附区域周边的人力与资本而缺少参与区域合作的动力；二是区域内的“福利差异”导致中心城市拥有诸多优于中小城市的福利待遇吸引外来人员，两者相加引起人口过度集中。
因此，只有使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相统一，将区域内原有的省（市）间影响一体化进程的种种利益矛盾通过内部化的方式加以解决，才能实现产业与人口的合理流动，进而发挥中小城市的空间优势，最终减缓中心城市房价过高的问题。
关键词：极化效应；回程效应；诸侯经济；福利差别；行政区划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XX）05-0005-05一、问题的提出：中心城市房价上涨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的房价上涨过快主要是来自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重庆等。
虽然20XX年3月底各地先后公布了20XX年房地产调控目标，但是实际效果有限。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份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价格下降的只有3个，绝大部分城市房价仍在上涨。
根源何在？当前，有关房价上涨过快的研究文献多如牛毛，本文不再一一回顾与评述。
我们主要是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导致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产业与人口分布极不均衡的视角，探究大城市房价上涨的根源。
按照一般国际经验，现代化初期的进程也是城市化进程，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是一个必然趋势。
由于极化效应，中心城市劳动效率更高，收入增长更快是吸引人们的根本因素，也是导致住房需求强劲的内在推动力。
但在我国，中心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还不止于此。
其背后还有区域经济非协调发展的制度性原因。
其一是在现行体制下，各省（市）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高增长的目标，形成了相互竞争、各自为战的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为“诸侯经济”。
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惜与周边省份争夺资源，导致产业雷同、人口持续膨胀。
政府过度干预使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
相反，中心城市的发展更多地引发了回程效应，即资源进一步回归大城市，如京津地区对外地人员的吸引力。
其次，区域内福利差异造成人口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市。
所谓的福利差异是指由历史、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在收入、医疗、文化、娱乐、机会、视野、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距。
这无疑进一步导致中心城市人口过快增长，而中小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对产业、人口的吸附力不强，两者相加就造成一个人所共知的普遍现象：人口流动偏向中心城市。
而常住人口的持续增加又为中心城市房价的上涨提供了刚性需求。
本文立足于这个简明的表象，首先通过实证确认中心城市人口增加与房价增长的同步关系。
其次，分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诱导下的中心城市人口持续膨胀的历史、制度和政策性根源，并以京津冀为例加以说明。
国际经验表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问题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无法脱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推动，因此我们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重新规划行政区域版图，使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相统一，确保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促使资源在区域内大、中、小城市之间合理流动，这才是解决我国高房价的终极出路。
二、中心城市人口增加与房价上升的同步关系本文通过比较两次①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5个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结构进行分析。
数据表明10年间样本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主要由外来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所引起，同时这10年也是中国城市房价高涨的10年，因而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与中心城市的房价增长是同步的。
表1为两次人口普查相关城市的人口数据，从人口的总量来看，20XX年11月1日零时我国常住人口亿人，比10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亿人多了7 0万人，增长%，年均增长%。
同时各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并不一致，呈现出大城市人口增长快，农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增长相对较慢的趋势。
[论文]从人口的结构来看，大城市外来人口持续增加，成为常住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来京人员共计万人②，与20XX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
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XX年的%陡升至20XX年的%。
和北京相似，从20XX年到20XX 年间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增长%，平均每年增加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与20XX 年相比，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量中，有%是外省来沪人员。
过去的事实也验证了上述说法，人口的增加与城市房价具有趋同性。
表2中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心城市房价的数据选自中国指数研究院中房住宅指数，该修正指数是以20XX年12月北京市商品房价格为基期值1 000点，各城市在报告期内的平均价格与基期值相比较，从而计算出各城市在报告期内中房住宅指数值，属于定基指数。
修正后的中房价格指数是以月度为单位向外公布的，考虑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选取5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基期和报告期12月份的中房指数作为年末数据，用以衡量样本时期的住宅价格。
10年来，伴随着中国一线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房价也随之飙升。
表2所列城市20XX年底与20XX年相比，房价指数平均每年增长%，楼市增长不可谓不猛烈。
北京市房价增长最快，年均增长%，增长相对较慢的广州市10年间房价也增长了%，平均每年增长%。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人口与房价虽然增长的速度不同，但具有相同的变化方向。
10年里中心城市人口的膨胀伴随着房价的攀升，而人口的波动是与这些年来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密不可分的。
作为三大城市群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区域的楼市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其余地区，究其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是一方面，但外来居民住房需求旺盛无疑是推动这些区域房价猛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控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与控制人口向中心城市过度聚集是分不开的，区域内人口的流动受到内在制度性因素的影响。
三、“诸侯经济”形态与中心城市人口的增长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曾经阐述过一段精辟的思想：历史总是重要的。
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索取经验，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
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诺斯启示我们，观察一切制度现象都离不开历史维度，而所有变革的前提也都离不开对现行制度弊端的形成的历史性反思。
回溯历史，上个世纪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与前苏联中央政府一统天下极端模式有很大的区别，六、七十年代我国各省市先后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即所谓“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
包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部分省市都独自建立洗衣机、冰箱、彩电等家庭消费品产业，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展，而后的市场调节机制促使各地只能发挥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步使地方性“大而全”、“小而全”工业体系解体。
这无疑是市场经济带来有效的社会分工的结果。
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变革跟不上市场分工深化的要求，导致在新的一轮产业升级阶段，市场机制形成的自动分工机制被地方政府强大的行政力量所扭曲。
因为，在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实际上形成了以追求GDP为核心的目标函数，环境污染、人口密度和交通堵塞等影响本地居民福利的问题统统被置于次要性目标。
相应地，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必然表现为非合作博弈特征，即相互竞争与排斥的力量大于合作的力量。
因为GDP 的大小取决于本地的产业的数量和规模，区域合作意味着区域内各省市之间必须进行产业分工和调整，在短期内就可能导致一方GDP受损，另一方GDP增多，因而违背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
这就是“诸侯经济”的根本特征。
对此，王健等人在20XX年就指出：“因行政区划分割而形成的行政壁垒对区域经济形成了一种刚性约束，产生了一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行政区经济现象。
这是一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
”为实现GDP最大化，地方政府人为地设置了诸多行政壁垒，包括采取隐蔽的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外地产品进入本地，保护和提高本地的竞争力等措施，特别是在招商引资中竞相降低门槛，大大地削弱了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
以往相关的文献对此做过大量的研究。
各自为战的“诸侯经济”导致各省市区产业雷同且相互竞争现象严重，彭代彦、杜德军利用20XX年全国最新的普查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工业结构相似系数，指出：“相似系数在以上的有广西、河南、江西、湖北、辽宁、广东、浙江、湖南，陕西、山东、安徽、四川、福建、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17个省市区，其中后14个省市区在以上，占50%，而天津、上海和江苏甚至高达以上。
表明这些省市与全国的平均产业结构高度相似。
”京津冀就是一个典型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相互竞争而不是分工合作，导致产业雷同。
张子麟、武建奇（20XX）指出“在京津冀地区内，由于合作观念的缺乏、行政边界的阻隔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壁垒和特殊的财政、金融、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制度障碍，在争取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产业趋同现象，京津两市尤为严重，其占工业产值半数的行业几乎完全相同。
”在他们各自的“十二五”规划中，三地都有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医药业、新能源、新材料等。
三地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资源得不到整合。
如北京和天津都不断扩建航空港，天津与河北竞相扩大出海港口的吞吐能力。
在京津冀地区开发区建设布局中，以发展工业为主的开发区遍地开花。
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级开发区后，河北唐山也开始计划申报国家级开发区。
他们为了争夺客源，竞相在土地使用、税费、市场准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降低门槛，结果造成资源的流失和优势的相互抵消，无序竞争使得各类开发区整体规模都不大，开发区中产业分布的指向性和集中性均不明显，各类分布在众多的开发区中，而没有形成相关产业集群。
地方政府不仅具有强势诱导和推进本地GDP增长的内在动力，还可以动用手中的强大的行政资源实现这一目标。
今天，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变革尚未完成，地方政府始终没有完全进入“守夜人”的角色，而是从过去执行上级经济计划命令的配角转而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角，有人对此称之为地方政府行为“公司化”，即不断追求本地GDP的数量从而为官员本身带来利益最大化。
1978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改革后，打破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一体化的利益制度模式，特别是1994年出台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得到不断加强。
首先是他们掌控着地方自然资源与制度资源的配置权，诸如土地、税收等；其次是地方政府投资市场强劲，不仅可以利用外资和国内信贷发展地方产业，还可以组织大型的控股集团发展地方经济。
中心城市也不例外，为了实现GDP增长的需要，他们有意愿强烈地阻碍传统产业向外进行有序的梯度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