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的历史与企业文化
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进一步加强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批当权官员的危机感。
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同外国资本主义交涉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要想抵御外侮、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为此他们在开始向西方国家购买枪炮、船舰的同时，陆续兴办了一批制造枪炮和造船的军事工业，创办了新式海军。
但在创办这些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财政和原料、燃料困难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兴办民用企业。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当时最大的民用企业。
其创立的目的，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的近代轮船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航运，使中国的旧式航运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中国的内陆航运通过不平等的条约对外开放以后，1862年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首先成立，由于这一时期正赶上太平天国运动，中国旧式的帆船运输几乎中断，使旗昌轮船公司大发利市，短短几年，资本增加了一倍多。
丰厚的利润使许多洋商趋之若骛，纷纷加入了这一行业。
他们的行动进一步加快了中国传统水上运输业的破产。
另一方面，西方的轮船公司的兴起，也使得清政府的漕运面临严重的困难，从而使政府的生存面临着危险，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恐慌，他们纷纷要求采取措施，来挽救日益危险的传统漕运业。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奏请设立轮船招商局的提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1872年8月，李鸿章命令朱其昂筹备轮船招商局的事宜，开始在上海设局招商。
但由于朱其昂不善于经营新式的航运业，再加上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性质的企业，商人们也不愿投资。
他不仅招募不到商股，而且在同洋商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地吃亏上当，亏损严重，不得不引咎辞职。
随后，在1873年7月，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招商局的总办，徐润等为会办。
他们重新制定了轮船招商局的局规和章程。
明确规定，该局的资本为100万两，先收五十万两，分为1’000股，每股500两，每百股推举一名商董，招商局的事宜由他们决策和负责，如果无法胜任，可以随时更换。
你怎样理解轮船招商局在中国近代航运史上的意义
你怎样理解轮船招商局在中国近代航运史上的意义?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航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航运公司。
我对其意义的理解如下：1.推动中国航运现代化：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和发展，推动了中国航运业的现代化进程。
作为中国第一家具备现代化管理和运营经验的航运公司，它引入了西方先进的航运技术和管理理念，为中国航运业的转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培养专业航运人才：轮船招商局在其成立之初就注重培养航运人才，通过航运学堂、航海学校等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这些人才在中国的航运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提高了航运业的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
3.促进国内外贸易发展：轮船招商局的发展为中国的国内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航运支持。
它开辟了多条国际航线，连接了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
这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提供了方便、快捷和可靠的物流服务，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4.推动中国航海事业发展：轮船招商局不仅从事航运业务，还发展了较强的航海力量。
它培养了大量的船员和船舶技术人员，为中国的航海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不断提升船队的技术水平和航海安全管理，它推动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和国际航海交流。
5.代表中国航运业的骄傲与象征：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开创者和领军企业，承载着中国航运业的历史记忆和荣誉。
它成为中国航运业的骄傲与象征，代表着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兴起和发展，对于塑造中国的航运形象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轮船招商局在中国近代航运史上的意义体现在推动中国航运现代化、培养航运人才、促进贸易发展、推动航海事业发展以及代表中国航运业的骄傲与象征等方面。
它对于中国航运业的发展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
轮船招商局：新兴企业的早期历史
朱荫贵 | 文朱荫贵：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企业管理者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掌握着企业资源的配置权，是企业发展规划的制定者。
关键时期，企业决策者的决策正确与否，能够决定企业的命运。
企业管理者自身的学识、背景、眼光甚至动机，对于企业的决策，更进一步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相当大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
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办后二十来年间几次改组管理层，每一次改组都影响深远……轮船招商局：新兴企业的早期历史招商局的诞生1872年，近代中国的第一家大机器新型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经历诸多曲折后终于得以兴办。
这家企业的兴办，是古老中国此后出现一系列新式变革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十分关键。
在经过反复掂量考虑后，同年八月，北洋大臣李鸿章饬令承办海运十余年，熟悉商情、精明强干的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
朱其昂是上海有名的沙船（也叫“防沙平底船”，是中国“四大古船”之一）巨商93轮船招商局：新兴企业的早期历史世家，对传统海运非常熟悉。
朱其昂获得任命后，拟定《招商章程》20条，明确招商局性质为官商合办，章程主要内容有接受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船只作为“官股”，招商局轮船承运官方漕粮并按照浙江沙宁船章程办理，在纳税方面享受外国船只同等待遇等内容。
后因闽、沪两局无商船可领，李鸿章认为既然没有官造商船在内，招商局性质仍为官督商办。
十二月，朱其昂等制订《轮船招商局条规》二十八条。
其中规定：在上海设立总局，各口设立分局；轮船报关装货一切事项，按照洋商章程办理并经清廷批准。
十二月十九日在上海以“总办轮船招商公局”的名义正式开局营业。
在外国列强轮船公司环伺竞争下，刚刚诞生的轮船招商局开办后前景如何？可以说，轮船在近代中国是一种新式运输工具，股份制企业也是一种新型的资本组织形式，都需要专业知识及与之配套的经验学识，因此，受困于自身知识、经验和人脉关系等的朱其昂，必然会遭遇到一系列的困境和阻碍。
轮船招商局 从官督商办到公司
轮船招商局从官督商办到公司评论邮件纠错2014年02月10日09:27 来源：中国新时代创办于1872年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公司”，可实际上直到1904年《大清公司律》正式颁布之后数年，轮船招商局都迟迟没有作为一家公司正式注册，也没有一个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来负责公司管理。
在其创建37年之后和《大清公司律》颁布5年之后的1909年，轮船招商局才作为公司正式注册，并第一次组建了一个由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
完全由董事会来实际管理公司，则更要晚到大清覆亡之后才得以实现| 文·仲继银国家、商业与公司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政教分离、政商分离，直至政社分离。
政商分离给予了现代公司这种居于传统的政府和私人家庭、家族及宗族之间的组织以成长空间。
美国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一些州政府也曾普遍介入商业活动，创办银行，投资公路、桥梁、运河和铁路，以及试办公私合营企业等，但是效率低下和失败很快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不该介入应属私人的商业领域。
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政府投资兴建了一些示范工厂，但也很快就出售给了私人，这使日本公司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一二十年里得到快速成长。
中国传统几千年里，一直有着政府介入商业活动的传统。
经由太平天国起义而国力转弱的大清，为了应对西方“船坚炮利”的挑战，洋务运动中采用了“官督商办”体制兴办新式企业，以资“利用”民间资本。
但是一直只想“利用”，不愿放手，甚至一有机会就要“收归国有”。
如果不是要实行铁路国有化，大清政府的倒台可能还不会那么快。
中国人自己兴办的第一家“公司”轮船招商局，在经过了从1872年到1909年这三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官督商办”之后，终于不再“官督”而“商办”——方始成立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而且在大清倒台之后才真正进入了“董事会全权管理”的真正公司状态，却最终还是在1933年被中华民国政府给国有化掉了。
与轮船招商局同期（只早了两年时间）并同样以三条轮船开始创业的岩崎弥太郎，则是借着日本政府的国有轮船公司私有化之力，从三菱轮船公司发展出了一个三菱工业帝国。
从轮船招商局的诞生与初期发展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
[1]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 [2]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309、1307页。
• 招商局的成立和初期发展给当时的中国带 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 如果说招商局是中国现代化开始的标志， 那么她的成立和初期发展时期，反映出中 国现代化开始时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招商局成立时，外国轮船势力已经垄断 了中国沿海内河航运
• 十九世纪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欧美强国，仍在携工业 革命的成果奔走于世界各地，寻找并争夺市场和殖民地。
•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 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进而归总拥有轮船一 事的好处为：“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 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2]
•
[1]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页 十。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 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以下简称《洋务运动》）。 • [2]、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第1－5页。
• [3]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同治二年四月初四日）。
主张筹设福州船厂的左宗棠的看法
• 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左宗棠在论及与英人的冲突时说：“陆 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弗及也。若纵横海上，彼 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1]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
招商局的历史与发展
招商局的历史与发展公司内部档案编码：[OPPTR-OPPT28-OPPTL98-OPPNN08]招商局的历史与企业文化论文——百年招商局企业研究招商局百年传奇:几度荣枯终成万亿帝国一．招商局概况招商局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创立于1872年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由时任清廷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向朝廷上奏并获清廷批准成立(早期名称“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是洋务运动流传下来硕果仅存的血脉，130余年来，招商局几经沉浮，曾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等，开创了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和其它许多近代经济领域，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伴随着国家政局的震荡,招商局在诞生之后的六七十年之间,几乎经历过所有的产权形态,多次被不同的政权收归国有。
而在1949年后的30年,这家公司只剩下微弱的一支在香港的港口旁边艰难维持。
几乎为公众遗忘。
二．招商局的研究意义个人感觉招商局之所以值得研究，不仅仅因为其130余年的厚重历史，也不仅仅因为其超万亿的资产管理规模，而是因为其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既典型、又非典型的独特价值。
招商局是一个典型。
近代招商局的发展可以说和新中国的厉害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步伐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再到中共17大；“复苏—繁荣—危机—重组—再度焕发生机”。
另一方面，招商局不同于电信、石油等巨头的发展，不具有垄断性，它是国企却不是位于本土，践行者国家战略不依赖于国家过多的政策支持，从一出生就已经股份制、国际化、市场化、多元化，多次改革却没有过多国企的矛盾。
招商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也许通过研究我们能为今天的国企巨头提供一些发展的建议。
三．招商局系的公司如今招商局旗下的上市公司已达25家之多，几乎涵盖了招商局集团的战略性产业布局，并为招商局战略性产业的整合和扩张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平台。
从图表可以看出做实招商局，实现规模、质量、效益的均衡发展是招商局一直坚持的战略性理念，而企业外延式资本运作在招商局的战略中更多的是为着做实招商局而服务。
第九章 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
第九章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作者: 夏东元第九章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一、创办轮船航运局的目的和“公局”成立洋务派求富活动正式开始，是1874年海防议起之后，但其序幕却是1873年1月开办轮船招商公局时开始的。
因此，轮船招商局可看作是洋务运动从举办求强的军用工业到举办求富的民用工业企业过渡性的一着。
为什么创办轮船招商局，这个问题要先从当时的轮船航运背景谈起。
早在鸦片战后不久，即有洋商船只航行于沿海。
1842年英船“美达萨”号首抵上海；1844年，怡和洋行派“哥萨尔”号作香港、广州间的定期航行；1850年，大英火轮船公司派“玛丽乌德”号开辟香港、上海间航线。
1853年美轮“孔晓修”号亦开抵上海。
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在五口开放之外，又开了南至琼州、潮州北至牛庄、天津西至汉口等多处为商埠。
于是外轮得以直入长江、大沽口。
各国闻风而至，英、法轮船公司和在华洋行，纷纷自行其是地派轮航行于各埠。
60年代的10年间，外商在港、沪、津等处设立的轮船公司，主要有：美国的旗昌，英国的会德丰、上海拖驳、大沽驳船、太古洋行，以及英葡合营的省港澳轮船公司、德国的美最时等等。
到70年代，外轮侵入的势头继续扩大和深入。
揽载客货和槽运，剥夺大利。
这就出现如下情况：一是向之航行于江海的沙宁帆船停业：咸丰年间沙船2000余只，到70年代初只剩400只②，因为它们不能与迅速安全和取价较廉的外轮争衡。
中国沿海内河航行权逐渐沦于洋商之手；二是原为中国沙船、钓船所得的水脚，日益增多地流入洋商之腰包。
于是朝野上下乃有创办轮船航运以争回利权之议。
较早提出试办轮船航运的是商人吴南昌等人，他们愿购轮船4艘，充运漕米之用，未果。
1868年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请求政府劝谕华商集资置买轮船，春夏承运漕粮，秋冬揽载客货。
两江总督曾国藩坚持轮船应以揽载客货放在第一位，运漕放在第二位。
他认为，漕运应先尽沙船装运，其次才许用轮船。
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晚清四十年
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晚清四十年1904年世界博览会在美国的圣_路易斯市开幕，曾轮船招商局经理黄开甲出任中国馆副馆长。
前排右三为黄开甲在李鸿章等一大批洋务改革派官员的头脑中，“官督商办”这一经济理念根深蒂固，这一理论并非没有现实依据。
多数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始资金便是由官方筹办或垫借官款，轮船招商局最初从官方领借练饷20万串作为“设局资本”，后来又累筹官款190余万两。
所谓“官督商办”，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商办”，参与其中的民间资本没有经营权，但中国顽固势力对于民营资本、民间财富参与“国企”入股，仍抱有极大的敌视和诋毁，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弹劾上海轮船招商局“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要求朝廷把该企业完全收归官办，理所当然遭到李鸿章的反驳。
《南京条约》以及随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灾难并不在于割地赔款，而是在自身经济实力还相当稚嫩的背景下，大量外国资本和经济实体强势涌入，中国被迫在短时间内深度融入世界市场并且沦为最低生产链。
虽有绝对的理由对近代中国洋务运动进行批评，但决不能指向这一事件的发端，它与日本明治政府(以及前面的幕末将军政府)几乎同期推行的“殖产兴业”并无实质区别。
洋务运动的真正问题在于，没有在后来的发展中采取正确对策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中央政府以及主导经济改革的官员缺乏战略型眼光，或者为保全自身政治利益所束缚，具体表现为不仅没有将“官督商办”政策适时调整，反而在国家经济管控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效率越来越低。
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几年，这一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政府的扶植引导和模范作用在“后发外生型”经济体中有其积极意义，这便是“官督商办”的理论背景。
甚至在李鸿章等人的最初设计中，也并不试图使民用企业落入官方垄断之手，而是意在寻求某种“官商合办”的形式，集西方的股份公司与中国传统商号的优势于一身。
特别在70年代之后，中国人已经意识“自强”必须建立在“求富”基石之上，不可偏废军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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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的历史与企业文化
课程论文
上海海事大学
专业班级：自动化112
姓名：李晓东
学号：201110232046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招商局与蛇口工业区建设
摘要
招商局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创立于1872年晚清洋务运动时期。
140余年来，曾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等，开创了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和其它许多近代经济领域，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978年，招商局独资开发了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并相继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企业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等，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招商局，蛇口模式，袁庚
正文
一、蓝图初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的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从而解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蛇口，这块面积只有2.14平方公里的土地，既是中国改革开发初期的见证，也是中
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精彩缩影。
1978年10月9日，交通部党组上报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提出招商局的经营方针应当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为此，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
李先念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先后圈阅并批示了这份报告。
为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精神，1978年10月28日，交通部派袁庚赴香港担任招商局第29届常务副董事长。
在香港考察期间，袁庚发现招商局的船可以不经过任何手续而直接进出香港码头，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往来很容易。
由此，他萌生了在内地建设一个出口加工基地的想法。
经过他反复地调查比较，最终觉得宝安县的蛇口比较合。
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和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的大力支持，并向李先念副总理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以便利用国内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同时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充分结合起来[1]。
李先念同志决定同意袁庚关于在蛇口建立工业区的建议，当袁庚表示希望在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时，李先念在地图上将整个南头半岛划出，但袁庚当时还没有信心，只要了岛尖的2.14平方公里。
正是这小小的一块土地，在中国改革棋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被后来誉为“改革试管”。
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79年1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深圳蛇口圈全资独立开发工业区。
1979年4月1日，招商局成立蛇口工业区筹建指挥部，经交通部同意，张振声为指挥部负责人。
7月2日，为了打通五湾至六湾间的通道，开始炸山填海。
轰隆隆的的开山炮整醒了沉睡的蛇口，此举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2]290-291。
就这样，在当年林则徐和关天培率领中国军队打响英国侵略者第一炮的蛇口左炮台下，中国经济特区发轫地蛇口工业区诞生了。
工业区的建设在国内没有现成的参考模式，也不能照搬国外其他国家的做法。
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的思想还是非常僵化的。
袁庚认为，工业区要搞一点精神上的东西，不能只在沙滩上搞建设，没有精神的东西是不行的。
他把自己酝酿许久的一句标语拿出来与大家讨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这样一句现在司空见惯的标语在当时却颇受争议。
因为在当时，口号是上层建筑的精细活，中央从来就强调不得乱提口号[3]。
当时，有人说这是一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口号，认为袁庚既要钱又要命，比资本家还狠。
但是，争论最终在1984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结束了。
袁庚把那块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牌子指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只说了一个字:对[4]。
三、港口建设
1979年开始动工兴建的驳船码头为3000吨级，长度为600米，水深3到5米，港区规划面积8万平方米，于1980年底建成投产。
1981年初，港口正式开港，并经过国务院批准为一类口岸，是对外
开放港口。
从那时起，全国第一家由企业投资兴建的综合性港口因为与蛇口而被大家称为“蛇口港”。
而码头的管理、运营实体被称为“蛇口工业区港务公司”，即现在的招商港务（深圳）有限公司的前身。
1981年1月14日，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于中国集装箱财团公司签订了在蛇口工业区合资经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的总协议。
由于中集公司是北欧国家第一个投资大陆的“先锋”项目，收到国外投资者和商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点窗口，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标本。
1989年，蛇口集装箱码头成立，于1991年正式投入运营，是深圳市最早的一家专业化集装箱码头。
蛇口集装箱码头地处珠江入海口东岸，深圳经济特区西南部，据南中国海进入华南地区之咽喉要道，交通便利，是中外货商及船运公司进出华南地区的主要运输“桥梁”。
码头现有可靠泊第六代集装箱大船泊位7个，年最大处理能力可达450万TEU。
蛇口集装箱码头始终以服务于深圳，服务于珠三角，服务于华南地区作为自己的目标。
经过几年的发展，蛇口集装箱码头在华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295-298。
四、蛇口模式分析
（1）运用经济的办法进行经济建设
蛇口摆脱政企不分、企业是行政机关附属物的状态，在充分发挥企业自主权、运用经济办法进行经济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
这包括按照精简、高效和客服官僚主义的原则设立管理机构；实行工程建设招标制；公开聘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率先尝试股份制，建立
股份公司[5]。
（2）充满民主气息的政治新风
在实践中，袁庚“深深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经济体制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6]。
在他看来要是市场经济规范、成熟，就必须要进行整治体制改革。
在这一时期，蛇口工业区除了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投入很大的精力在整治体制改革上。
这包括：民主选举干部，打破干部终身制；使用新闻监督，用舆论监督蛇口的每一级干部；创造一个民主的氛围，一种让人说话，做事免除恐惧的政治环境。
在当年来讲，这些改革无异于革命，正是这种勇为天下先的精神，让蛇口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具有其深远的影响和举足轻重的地位。
（3）蛇口模式启发
作为改革的先行者，“蛇口模式”产生的新观念、新办法、新作风层出不穷，一度引领着改革的方向。
蛇口提出的“时问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轰动全国;蛇口树立的时间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率观念、信息观念等，使人耳目一新;蛇口在政治民主、工程建设、人事制度、住房商品化等方面的“试刀”，具有“惊世骇俗”的影响，成为改革的参照物。
蛇口模式的成功可归功于以下几点：
第一，拥有一批包括袁庚在内的具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和勇为天下先的改革魄力的领导。
袁庚丰富的经历为其改革提供了根本保证，多年的情报工作使得他对瞬息万变的的时事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汇
集八方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长期的涉外工作经历，培养了他世界眼光和开放视界，充分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
同时，经济学家宦乡评价袁庚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7]。
第二，国家所处的大的环境适合进行改革，蛇口的改革顺应了国家政策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和认可。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蛇口，肯定了“时问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有争议的口号，给蛇口吃了定心丸，给了蛇口大胆改革的勇气。
第三，拥有“特殊”的权力。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蛇口，一针见血地指出:“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
”[8]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之所以能迅速完成，除了国家支持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招商局拥有独立经营的白主权，在建设中有主动精神、能独立决断。
蛇口正式凭借这些权利在这个“试管”里冒险尝试，并最终孕育了多个“首创”和“第一”。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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